1942年6月3日
日本人已在八路军控制的地区加强了军事行动。他们想使行将从内蒙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有一个可靠的后方，也是为了一旦对苏开战，能确保满洲和华北交通线的安全。
德国人在莫斯科附近受到挫败后，希特勒政府无疑已经作出并在继续作出一切政治努力，使日本卷入对苏战争。
日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美国在军事行动方面毫无准备是显而易见的。现在，除了苏联和在作战实力上无法与我们的红军相比的中国军队外，在日本面前没有什么需要认真对付的力量了。
在谈到关于八路军反击日本军队的进攻时，康生大言不惭地说，中共是忠于国际主义义务的。他说话时还是那付老样子，低着头不看对方，像发表演说似地滔滔不绝。但这些话都不过是空话，连篇的空话而已。
1942年6月7日
昨天，奥尔洛夫正式在中央医院开始工作。
谈起这个医院，他说：“必须消灭病茵。首先是整洁和消毒。然后，我再组织训练外科护士和外科医生。这样，我们就可以像在最好的医院里那样来进行手术了。”
好吧，祝你工作顺利，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
事情的发展必然使人得到明确的结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故意不理睬苏联记者。要见到毛泽东是十分困难的。
就此而言，我自己也没料到对我会是这样一种态度。毕竟我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它是一个多年来一直给中共以无私援助的国际性的革命组织。
共产国际在中共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极端重要的。就是因为有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才在这个国家中出现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些小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是在资产阶级占压倒优势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总人口中，中国工人阶级甚至还不到百分之一。它已完全溶化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之中了。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形成一个阶级的时候建立的。这导致党的领导产生最严重的思想意识上的错误。就这种情况来说，共产国际的指导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并已为历史经验所证明。
共产国际已多次帮助中共克服各种左的和机会主义的倾向。
叫人感到惊奇的是，在延安这个地方，从来没有谁提起过李大钊、瞿秋白和中国其他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者。在这样的局面下，已经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所有这一切都是特定策略的产物。
八路军不是主动开展军事行动来制止日本侵略者的入侵，而只限于有气无力地打局部的防御战。只要敌人发动进攻，八路军就退到山里，避开冲突。所以，日本人实际上是在毫无阻挡的情况下，正为对苏开战准备其后方指挥所。
美国和中国签订了一个协定。美国继续承担和军事和技术上援助中国的义务，因为对世界范围的美国防御来说，中国是个极端重要的防区。
1942年6月10日
我从和中国同志的谈话中，明确认识到，中共领导在表面上看来是铁板一块，实际上内部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斗争。
昨天，中共中央主席接见了我。
按毛自己的划分，中共内部存在三派：
1.右派认为中央委员会对国民党的政策过于粗暴和危险，尽力谋求在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内同国民党合作。
2.左派提出应完全抛弃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应不怕与蒋介石破裂而采取一条完全独立的政治路线。
3.第三派是由“看不到中国革命前途的主观主义分子”拼凑成的。
毛泽东没有点名，但好像周恩来领导着这个第三派。
可见，整风运动原来并不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不是一堆人在清谈。这个运动是中共领导内部存在政治分歧的产物。毛泽东在思想上领导着这个运动。
问题非常重要，因而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我在想法了解中共内部的政治形势，但不过是试试而已，因为他们什么事都瞒着我，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应该了解真相。
1942年6月11日
看来，毛泽东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是错误的。王明（陈绍禹）坚持共产国际的立场。他和博古、洛甫等人，是赞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以及与联共（布）的友好合作政策的（联共（布）党于1952年改名为苏联共产党）。
中共领导层内的气氛不对头。要作出全面判断，我了解得还太少。显然他们把我晾在一边。但是，在我们难得的几次会见中，毛泽东对我很客气，想以此来迷惑我。
1942年6月12日
5月份，新的日本军队和战斗装备陆续到达满洲。日本电台一直在反复宣传满洲国的“攻势防御”。广播说：“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我们要保卫先辈用鲜血赢得的产业！满洲是保卫帝国的前线！”
从5月25日至6月2日，天皇的弟弟高松亲王作为他的特使访问了满洲。亲王同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将军开了一系列的会。
仅仅在远东存在这种紧张状态，即使不发生军事行动，无疑也是对德国有利的，因为它牵制了苏联好几十个师的兵力去保卫边界。
1942年6月15日
尤任对延安一些党的会议的开法作了这样的总结：
党的会议是根据上面的指示定下来的，不允许“无计划地”主动召开会议。小组长作必不可少的开场白，说明会议议程的主旨，也就是预先为发言的内容和性质定好调子。
党的纪律建立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极其残酷的方式之上。每次会上，小组长指出谁该受到批判，以及他为什么要受批判。通常，一次会议有一个共产党员受到“严厉批评”。人人都批评他。大家不得不这样做。
被批评者只有“承认错误”这一个权利。但如果他不认错，认为自己没错，或者“坦白”得不够（据小组长或任何一个党员看来），那么就再批判他。
会议多，发言长，调子高，内容雷同。这是一种真正的心理战。
一些小错误，甚至连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往往也就成为“严厉批评”的内容。
我亲眼看到一个小伙子，因为同一个女孩子谈了话而受到严厉的批评，虽然谁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一般他们都设法不准我们参加党小组会。
还有一次，无耻地谩骂一个女孩子，因为她竟敢在闲暇时穿过去留下来的一件家常衣服。发言者大声斥责她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并不惜用上一些下流的形容词。
但人们的看法是，这只不过是一种心理战而已。在心灵深处，人总归还是人。他们跳将起来，说一通，于是就尽了义务。
然后，一个个像石头人似的坐着，或者公然用打瞌睡来消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