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22日
现阶段的土地政策：
暂不没收地主的财产。国家只征用汉奸的土地。
在无需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在敌后组织解放区。
所有解放区一律减租减息。
毛泽东指出应该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同时揭露重庆反动派的背叛行为。
据毛泽东说，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利益，共产党用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取代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人民共和国由工人、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掌权。这是有利于抗日斗争的。
据我所知，这是共产国际的建议，国共两党才于1937年9月签订了一项协议。
共产国际的建议已把民族资产阶级害怕日本的侵略，并开始进行抵抗一事考虑在内。
毛泽东利用表面上正确的分析和共产国际的建议，以掩饰其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他口头上说团结，行动上却拒绝团结，对日本人的军事行动减少了，反对国民党的口号提出来了。
1942年10月23日
九月份，贺龙公开在一次会议上讲到同国民党破裂的不可避免，以及准备采取行动夺取领土和贵重物资的必要性；他说，这一点是“教条主义者”所不了解的，“他们得到了一点惩罚，应该彻底教训教训他们。”
贺龙在政治上无知，他是毛泽东教育出来的。
贺龙是第120步兵师的司令员，是一个英雄，在军队里很得人心。他是毛泽东的同乡，受到毛泽东的信任。
贺龙是和蔼的，但是大有野心，毛泽东就利用这点给自己捞好处。
实际上，贺龙是一个地方军阀，他对这点毫不避讳。现在他领导特区的联防军，住在延安城外，靠近西门。
林枫（译音）是120步兵师的政委。
周恩来被归于“经验主义者”之列，他一直在重庆。
我们的窑洞是在山上挖的一排大洞。
入口的地方用布帘一遮，就算是门，窗子上糊了纸。
我的笔记本放在哪儿大成问题了。
在去贺龙的120步兵师的旅途中。我得过阿米巴痢疾，以后常常胃痛、耗尽体力。我现在写东西视力模糊。
1942年10月25日
一比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丧。八路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更有甚者，军事行动都被严厉地禁止了。
中共领导还在做出要打日本人的样子欺骗莫斯科。
毛泽东用他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来同他的政敌作斗争。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他的一大批信徒的政纲。在现阶段，可以明确地指出政治势力的分野。一般说来，任弼时、林枫、陈云、王稼祥，当然还有康生（在此我只提及这派人中最主要的代表），他们是追随中共中央主席在其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制定的路线的。
对《新民主主义论》来一番彻底分析，会使人毫不怀疑中共委员会的主席是反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是反对调整同重庆政府的关系的。毛泽东的立场削弱了对侵略者的抵抗，分散了力量。
反对国民党的宣传一直在特区进行着，原因就在于此。
所有这些情况，使人们对新四军的悲惨结局以及国共之间的一直不和，有了新的看法。
中共中央主席的观点不是每个人都同意的。有个时期，杰出的国际主义者、中国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领导人王明，把朱德、周恩来、博古、洛甫都团结到自己身边。依我看还有现役军人中许多著名的军官。
延安用种种藉口来拒绝国民党的建议。蒋介石7月14日所提出的与毛泽东会晤的建议，实际上已被拒绝。
在军事问题上，毛泽东及其随从主张“保存实力”的战术，这意味着削减战斗行动。
1942年10月26日
毛泽东对他的对手越来越粗暴了。
在一次争论中，有一个反对派的人提到了斯大林写的一篇文章，毛泽东就嚷起来：“你真不愧是‘莫斯科分子’，斯大林放个屁，你们也使劲闻，还说是香的！”
但是，毛当着我们的面却大肆吹捧斯大林。这是有道理的：他希望我能把这些话传到莫斯科去。赢得斯大林的好感，将来对毛泽东是大有好处的。
我认识了王震。他有胃病，在找奥尔格夫治疗。
王震是359步兵旅的旅长，是延安的临时城防司令。这位年轻而能干的司令员在军队中率先采用了经常进行作战训练的作法。他的部队在特区是最精锐的。
王明身体很不好。他的妻子很着急。
王明由专为中共中央领导成员治病的中国医生来进行观察。
1942年10月30日
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低估了苏联的军事力量，过高估计了德国人的成就。因此，他们得出了苏联可能会战败的结论，从而拒绝由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日作战；他们暗示，他们的观点又一次证明，不惜任何代价保存实力的理论是正确的。看来，甚至是不惜背信弃义。
每个人都在死记硬背党的文件，一个劲儿地进行自我批评，而这种自我批评真是既可悲又可笑。
毛泽东向我解释说，中共党内的“经验主义者”是出身于产业工人和农民的做实际工作的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同意“王明和博古教条主义宗派集团”的观点。他说到这一点时，显然很生气。
王明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团的成员。公开攻击他就意味着蔑视共产国际的路线。这种棘手的局面使毛泽东很恼火。换上另一个对手，毛泽东早就把他干掉了。
博古不重视毛“对党的贡献”，很有主见。这就使毛泽东特别容不得他。
“教条主义”的帽子有助于清算“王明博古集团”，不必正式攻击共产国际的政策。
刚挖好的窑洞散发着潮气和土腥味。小小的纸窗子，几乎透不进光来。
我到窑洞外边去刮脸。我们的炊事员，一个年轻的小鬼，正在我们临时弄好的炉子旁磨磨蹭蹭，挂在他皮带上的大手枪摇晃着。
1942年11月4日
我们在电台值夜班时，阿列耶夫又愤愤地发泄了一通。
“我们大家都受到监视，”他说，“管家和翻译都是康生的耳目。在家里他们暗中监视我们，上街，他们盯梢。
“我们来延安之后，他们对我们一直持一种屈尊相待的态度，如今则敌视起我们来了。当初，还有一层彬彬有礼的面纱掩盖着；现在，则公然对我们无礼。康生从中插了手：大家都怕他，都想讨好他。
“我们刚来时，他们还不敢怠慢我们。因为中共领导一心想得到苏联的最新式武器和其他装备。后来，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了。我们红军自己的武器都不够。关系马上冷淡下来，当我们在军事上失利后，他们就公开敌对，蛮不讲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