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8月16日
当我和阿列耶夫在一天晚上等待我国情报局传来前线消息时，阿列耶夫说：
“我认为，大部份青年人1940年之前就都离开了特区。留在这里的，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他们于1936年到1938年来到这里，那时他们还不到二十岁。在抗日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他们为浪漫主义的幻想和一时的狂热所驱使，来到延安。有些生活上完全没有着落的学生，来到这里是希望有机会在延安多上几年学，从而能过上尽管是贫困的，但却是有保障的生活。许多青年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相信他们能够乘时代的潮流前进，相信党会更加强大，从而他们也就能很快爬上去。
“在大学里，男女青年对冗长而无用的会议，对漫无目的、往往会弄成造谣中伤的批评逐渐地感兴趣了。他们可以作持续好几个小时的发言，内容杂乱无章，毫无意义，还能整天整天地闲聊。
“甚至在他们自己当中，讨论任何一个问题，也都要千篇一律地重复：‘党派我到这里来工作，我一定要做好，我准备为中国革命作出任何牺牲！’
“学生学不到实际的知识，他们对政治问题的了解是模模糊糊的，只知道几段引文。实际上，他们喜欢从教科书里引几段话来谈论马列主义，但并不懂马列主义的实质。
“他们脑子里的中国历史、革命运动的知识，要么十分模糊，要么完全没有。
“他们甚至对苏联也几乎一无所知：在苏联人们吃饭不要钱，并且可以到大学学习，想学多久就多久，可以不工作。中国的许多男女青年都想到苏联去，以便可以在那里学上十年或十几年。
“他们知识浅薄，尤其在政治和经济学科方面知识浅薄，却喜欢谈论一切问题，并希望有朝一日担任重要职务。同时，他们却又不屑于做日常工作。很少有人愿意学医或无线电报务课程，因为这些学科提供迅速升迁的机会很小。
“人们一旦到了特区，就被迫同家庭和社会断绝一切联系。大家对通信联系皱眉头，事实上也很少有人敢同亲属通信。恋家被看成是可耻的，有了这种感情要小心地隐瞒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男的就没有和女人交往的习惯了。在这里，男的跟女的在一起散步和交谈，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男人只准同‘在党的姑娘’结婚。夫妇结婚后不住在一起，因为他们各自都住在工作的地方。他们只能在星期六会面，往往还要经过党组织的特殊批准。
“青年人被浅薄的浪漫主义或‘左’的革命词藻迷了心窍，因而就不要文化和人民的传统了。
“源远流长的文雅的汉语面目全非了，一种在中国其他地方不用的语言和表达方法取而代之。这种难懂的语言是贫乏的，矫揉造作的，粗鲁的。
“结果，人们除了被迫织袜子，做棉衣和打补丁之外，渐渐地把劳动技能忘掉了。反正人人都有小米粥喝，不管他干什么工作，学习，或者就只耍嘴皮子，似乎都不需要什么劳动习惯了。
“事实是，年轻人在延安呆了多年以后，并没学到什么专长。
“说得轻点，特区培养出来的党干部，基本知识的水平很低。甚至学生也不都会看钟点，他们的算术很差。未来的党的工作者大都没有实践经验，没有专业，而且各方面都很落后，他们有资产阶级思想，一心只想支配别人。
“这里的人善于滔滔不绝地谈论‘自我牺牲、国民党的背信弃义以及日本强盗’，并且准备等它几个月，一直等到三五个日本兵肯退出一个地方。”
所有这一切都使鲍里斯·华西里耶维奇非常生气。但是，我不同意他的绝对化的判断，我认为，延安有很多青年是有献身于革命的理想的，不幸的是他们受了许多使人变蠢的宣传，他们注定是无所作为的了。看到这些青年被迫塞了这么多无用的、窒息独立思考的东西，我感到很难过。
他们如果处在另一种情况下，就会干出英雄主义的业绩来，就会为祖国的利益，任劳任怨地做任何艰苦的工作。
我曾亲眼看见，在战争的头几年里，中国军队是如何英勇地抗击日本人的。
军队训练很差，又是受到军官贪污腐化行为的腐蚀，也谈不上有什么武器装备，就是这样的军队，设法在抵抗日本人。正是由于大多数中国人民施加了压力，抗日统一战线才组织起来了。
在延安，大多数青年确实是忠于他们的国家的，这一点我清楚。至于腐化这类丑恶现象，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发生的。
1942年8月18日
七月份，又有一个日本步兵师开进满洲。继续源源不断地给关东军输送武器和物资，并把部队空运到苏联边境。大连到哈尔滨的公路建设工程开始了，边境地区的公路和土路正在进行维修。
日本人正在满洲建立一支坦克部队。
在有些防区，日本人正把他们的军队直接开到苏联边境。这样，关东军得到了扩充和加强。
早晨，肖里不像往常那样先打招呼，一进门就大声嚷嚷：“按这样的速度，你们的军队很快就要退到乌拉尔区了！”他跑到我跟前，假惺惺地笑着问我，俄国人什么时候可以挡住德国人的进攻。
我说：“肖里同志，1941年在莫斯科打垮德国人是不容易的，可我们做到了。我相信，我们这一次也能顶得住他们的压力。德国人的战线和交通线拉得太长，因而非常薄弱。苏联军队这一次的退却，就是为以后给纳粹以决定性的打击准备必要条件……”
我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说了，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对这点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但是肖里之流必然会幸灾乐祸。事实上，他这号人对本国人民的灾难同样是漠不关心的。
我和尤任、阿列耶夫决定搬到太平沟去，这样可以节省我们很多时间。我们离杨家岭（中共中央主席居住的地方）和市区就会近一些。
康生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到十月初，那边就会有挖好的窑洞给我们住了。
1942年8月22日
美国约瑟夫·史迪威将军被任命为远东盟军参谋长。重庆的将领对美国人插手他们总参谋部的事务极为不满。反史迪威反得最厉害的是中央政府的军政部长何应钦。
何应钦多年来一直是蒋介石的亲密亲手。他是在日本受的军事教育。
1942年8月28日
今天，从前线来的消息头一次提到斯大林格勒。德国人到底向伏尔加河推进了，激烈的战斗在斯大林格勒的西北部爆发了。
马海德夫人苏菲，和毛泽东夫人江青很要好。我经常见到她们在一起散步。苏菲有很多时间是在江青的住处度过的。
江青喜欢骑马。
陈伯达是毛泽东的秘书，其貌不扬，戴副眼镜，略显肥胖，双眼深陷，一对耳朵大得不太相称。根据我的观察，以及从我的朋友那里听到的，陈伯达是一个聪明而有才干的人。他跟康生不同，爱交际，有很多朋友。他会给人以友好可亲的印象。
陈伯达，1904年生，福建人。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他具有出色的文才，在三十年代就写了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并且在北平教哲学。陈伯达写过好些书。
1937年，他来到延安。以后一直留在延安，在党校教课。对毛泽东那样受过很少教育的人来说，陈伯达是个宝贝，尤其是因为陈伯达对他主子的任何一种思想都能够“消化”，并且适当的形式表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