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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瓦的那些日子

我是1958 年3 月到古瓦农场砖瓦厂的。我们这些在“反右”中被千夫所指,夜以继日地七斗八斗过来的老右们,早已斯文扫地,半点脸面都没有了,听说能让集中到一个农场,在一起边劳动边学习,改造好了,一年两年就可以回到革命队伍里去,当然一般都愿意听从安排的。我还带了石印版的一本《苏东坡诗选》、一本《吴梅村诗选》。负责送我们一行十三人去劳教农场的公安局赵科长在火车上,逐一递送香烟,跟中学的黄衍斌校长还握了手,让国画家敖老感动得要掉泪。其实呢,行政处分嘛,不但我们右派们没有想到,也许办惯案子的赵科长当时真的也没有想到,一场更惨烈的厄运正降临到这些被称为右派分子的人头上,而且,这场厄运历时竟长达二十二年,能够活下来的,还留下许多后遗症。

到来宾车站,赵科长召来几个挑夫帮挑行李,这个时刻,再麻木的人也能找回“反右”前那种与人平视的感觉,以致我刚踏进农场时,仰望蓝天白云,居然还有点“今日得宽余”的情怀呢。

第一天晚上,砖瓦厂管教干部马干事就叫集队听讲话。他说:“把右派分子打下去了,我们排除了干扰,大跃进就可以轰轰烈烈地搞起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接下去说的是“脱胎换骨”、“花岗岩头脑”等等。

但是,出乎想像的严酷的挑塘泥劳动,很快就把书生们从肉体上压垮了。首当其冲的是肩膀红肿、溃烂,可塘泥照样得挑。从岭脚挑到岭上,我把渗透着汗水和血水的衣服一层层卷在扁担上,以缓冲肩膀所受的磨擦。不少人通过各种办法弄到垫肩,系起来,两肩垫角翘起,疲惫已极地拖着扁担走向工地。晃眼望去,好像孙悟空变幻出满山遍野向风车挑战的唐·吉诃德。不过,这个时候唐·吉诃德挑战的对手不是风车,只能是自己。为了填肚子的两餐活命饭,为了顶住“一年、两年”的煎熬,求得与父母妻儿团聚,舍此别无它途。

收工途中,就路边水沟洗涤,我临水自顾,照见鬓发眉毛斑白如星霜,猛然—惊:难道真的伍子胥一夜白头了?原来是整天的汗渍造成的,只不过比别人显著些而已;身上惟一的一条蓝短裤,也像撒上石灰似的。蹲在水里把它擦几下,洗掉了,回到大宿舍它也干了,用不着脱下晾晒。这条短裤从春暖穿到冷冽的寒潮到来,无论日晒雨淋,日作夜息,都没脱离我的身体。最后脱下时,已不能再穿上。国画家敖老幽幽地劝说我:“后生家不要太冲,你不看人家老农,下田还专门穿件长袖衣。”他样子该五六十岁吧,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他那件被称为全场最昂贵、特厚特大的垫肩,就越显得更大更沉重,套到他肩上,简直成了《水浒传》里林冲那副大木枷了。后来,他连饭碗大的两砣塘泥也起不了肩。之后被调到蔬菜组锄草淋菜,再后来不多久,就听说他死了,是早上起床时邻铺发现的。老画家被席子卷走没几天,又听见负责放牛的教育学老专家卢显能教授倒毙野岭。去年,因为卢教授兼学院教育工会主席,学院的一些学生便到他宿舍请他表态支持延长学年的要求,老教授说了几句劝慰的话。这几分钟的会见,竟使他老人家蒙上黑后台的恶名,致死于非命。48 年后的今天,想起来,我还十分难过。

红水河涨大水,上游冲下来许多木头,我们组临时接到紧急任务,要跑步赶去捞木头。跑得最快的是戴右派帽之前任桂林市人民政府民政科所属教养院学校的教师李军。此人粗眉大眼,是个美男子,又兼老实热忱,多多少少能缓解他周围这些劳教分子的忧悒、消沉、孤僻、冷漠的气氛。近来他不断在各种场合表态,说要争取获得第一批解除劳动教养,尽早回到革命队伍。我觉得他的表态是极为热切的。由于过量劳动,他浮肿比别人明显,好在年轻,干活路还有劲。我们赶到河边,他已脱掉长裤、鞋子,向汹涌的急流中疾驰而过的木头划过去。这是个结霜的早晨,水很冷。负责管生产的韦干事正在跟大家布置工作,有人一声惊叫,只见李军往水里一沉,木头上苍白的手臂迅即没入洪水中,就在众人惊恐的注视下,李军的身影从此永远消失了。韦干事在水边呆立一阵,突然大发脾气,大骂一通之后,叫我这个小组长回监舍整理好李军的遗物,然后送交队部。我整理李军的棉被,似乎还触感到他的体温。我打开他的家书,有被水渍模糊了的文字——是妻子的还是丈夫的泪水?抑或是夫妻两地共有的苦泪?他妻子的信里说:“现在的日子,最大的快乐是抚摩肚子里的小宝宝,明年的今天,他该会叫爸爸了。”我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震颤不已,完全失去了控制。我终于明白了李军为什么敢于向汹涌的红水河奋不顾身地扑过去。

老画家和李军离世,就像悄然无声地沉没于幽潭深处的两颗小砂粒。相比之下,来自某高中的谢老师的故事就显得热闹多了。那是马干事明白说了“劳动教养有什么期限?几时改造好几时得出去”之后才爆发出来的。

人们白天跟两泥箕大的沉重的塘泥拼搏得精疲力竭,晚上还要跟自己两块同样沉重的眼皮作斗争。只要管教干部不在附近,学习时个个像和尚打坐似的,都不吱声;可也怪,谁要顶不住眼皮闭合,鼻鼾声跟着就出来了。自然有打小报告的。毛泽东讲得对,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嘛。第二天打鼻鼾的果然就被管思想的干部点名批判了,这种批判使那倒楣鬼总得要有几天甚至长时间变成委顿不堪的病人。

谢老师的事情发生在晚间小组学习的例会上。这晚上两间大监舍劳教队员集中门前就地坐下。坐我旁边的是原中学老师潘老,先两年“肃反”结束后最早送来的老教养,因为有一嘴浓浓的一字胡,得绰号“鲁迅”。原来抱着膝盖很悠然地抽着烟斗的他,突然发现劳改队也来了十多个,他神色大变,紧张地喃喃自语:“出事了,出事了。”潘老是老劳教,有见微知著的能耐。平常这时候马干事出来巡视,总是叼着牙签的,今晚就没有,我认为这也是个兆头。马干事身影从队部那边一出现,这边会场立即鸦雀无声,“鲁迅”的烟斗也瞬间消失。马干事双手抱胸,绕会场踱圈子,踱到潘和我背后竟然止步不前了。怎么回事?难道潘老烧烟的气味被闻出来了?吸烟被认为是“翘尾巴”的表现——也许我借《苏东坡诗选》给潘老被打小报告了?霎时间,我感觉得背后好像是矗立起一座大冰山,寒气透骨。好在他终于踱进会场,叫一声“不要勾头!”全场的眼睛刷地都向着他。他作了这样的开场白:

“你们这些右派,眼前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接着说劳动教养是改邪归正的必由之路……然后提高声调,厉声说:“今天还有人胆敢大放毒草,叫嚣什么‘劳动教养违反宪法!’”

原来如此!我那股冷感顿时回暖,也分明觉察到潘老僵直的身躯松弛下来了。接着就是全场先唱一轮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反动派,被打倒,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谢老师被揪出来。他一口咬定“劳动教养就是违反宪法”,而且有批必驳。他的倔强使那些劳教分子的情绪更为亢进,很快就把斗争会推向高潮。身材颀长的谢老师完全淹没在这帮勇夫的拳脚之下。飞扬的尘土笼罩全场。批斗结束,各人起身,拍拍裤子,弄起更大的灰尘。灯光阴暗,人们在蒙蒙的灰尘中像幽灵般散去。

大会没有再开。谢老师与我不同监舍,不同工地,接下来的情况不大清楚;但那晚他所在组的外号“小报告”的某某受到表扬,因此特别招人注目。在来来去去的人群中,“小报告”持续几天所得回头率很高。听说他那个组天天在工地搞现场批斗。谢老师就只有“劳动教养违反宪法”那一句话;批斗他的话也就是“花岗岩头脑”那几句,了无新意。

队员们当然宁可嘴巴累点,巴不得多占用那怕几分钟的干活时间,所以也乐于这样搞。后来,听说管生产的韦干事跟管思想的马干事吵了一阵,说那个组的生产不成样子了。马干事很干脆地顶回去说:“政治是灵魂!”吵完折衷一下,把谢老师每天交到各小组工地,轮流批斗。轮到我这个组,他跟着去挖土方。大家也不跟他说话,见到韦干事身影,就吆喝几声:“老谢,动一动!”到休息时大家围成圈坐地,比大家更为鸠形鹄面的谢老师站在中间,组员轮流发言,因为干部不在,大都言不及义。解放前是某大报记者的老秦,说话爱挖苦人,看到被斗者垂眉闭目,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叹口气说:“你呀,你想充电影《红岩》那个许云峰啊?”

其他发言也都慢条斯理,不温不火,都想把批斗拖到开午饭时候。不料韦干事更是棋高一着,工间休息时间一到,就出现于工地,叫喊:“开工!”吩咐我立即把谢老师“押回队部”,以免影响生产。他全身有伤,走得很慢,我只好耐心像个跟班似的跟着。走上一段乡间牛车路,他变得活跃起来,见地面有果皮蔗渣之类,必定踉跄上前,拾进嘴里。

我们组就只轮斗过这一次,最后听到他的一条消息是:死了。这原是大家意料中的事;又兼大饥馑的流言越来越多,谢老师生前虽然用生命为代价反抗了一阵子,死讯传来,却没有产生什么轰动效应。

2005 年,报纸上有这样的报道:“中国政府正在积极研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涉及的重大问题,一旦条件成熟,就将履行批准公约的法律程序。”所要研究的两个“目前最大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劳动教养”。

谢老师辞世快五十年了,泉下有知,当会乐见其成的吧。

短短的时间里,几位认识的相继死于非命,心里总有些想法。这个时期,也是我过劳动关最艰难的时期。肩膀磨伤剧痛才熬过,腰部的挫损却越来越严重。干活时没大感觉,休息下来就剧痛。晚上,怕触痛腰部,得小心翼翼地躺下,在大宿舍此起彼落的、从恶梦里发出的呻吟和哀哭声中,似睡非睡地度过夜晚。早上起床,先得要翻身趴着,两手撑着,背后好像压着两百斤大米袋,慢慢抬起上身,双脚就势用力,然后再翻过身来坐定。就这样,每早起床就要把“腰痛”这个对手摔倒我才能起身。我不知道哪天终于被摔倒,但我必须咬紧牙关坚持。

每天两餐的热量不足以对付体力的开支,看不到尽头的一天比一天更严重的饥饿和衰弱感,跟周围的同伴一样,我也浮肿了。实在累得不行,我就摘下眼镜,借抹眼镜汗水之机,放下挑子喘口气,歇他几秒钟。挑担已经是一种求生本能的驱动,不劳动,谁养活你?

两个别组的队员挑着满泥箕烧坏的砖经过,听说是专门负责掩埋死者的;这烧坏的砖是给死者立个记号,好对来找亲人的家属有个交代。在这掩埋专业队里,我认识一个人,外号叫亨得利。有些年纪的知识分子大都知道,亨得利专门卖眼镜,他就有眼镜卖。谁都知道他从哪里进的货,可谁都不愿意说出来。同我一道来农场的十三人,近三分之一戴眼镜,敖老已经与世长辞,其他眼镜佬都转到种菜、看牛等轻工组去了。有人说从重工转轻工的,等于下了病危通知。现今还在重工组的,就只剩下我一个了。

面对天际忧郁的群山和眼底滔滔不息的红水河,我脑子里萦回着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那句永恒的话:

“生,还是死?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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