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 年巫宁坤在北京看望沈从文夫妇
好几个月过去了，自从我把一朵洁白的玫瑰放在他脚下为他送别。没有眼泪，没有话，唯有一片无边的怅惘。这个来自凤凰之城的语言大师，难道他就这样永远沉默了吗？
好几个月过去了，一篇一篇重温他的作品，我重新听到了他那平和而动人的声音。半个世纪以前，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当时他是中文系的教授，我是外文系的新生，没有上过他的课。也许是缘份吧，我们终究相识了。我是刚从一个小县城的中学里出来的毛孩子，出身寒微，又没有见过大世面，偶然在校园里撞上鼎鼎大名的教授我是连头也不敢抬的。可是，不论在文林街上沈公的陋室，还是呈贡县他的乡居，我都感到十分自在，后来甚至敢把我写的幼稚的小诗小文拿去请他指点了。
起初，听他那有浓重湘西口音的普通话感到很吃力，但日子一长就听惯了，上瘾了，像学着吃辣椒一样。他从不作长篇大论，也不旁征博引，更不摆出一副“大师”的架势，却仿佛有永远讲不完的小故事。讲起来有说有笑，断断续续，一段段小故事平淡而新奇，为我幼稚的心齑蜷了一片又一片如诗如画的新世界。那些小故事我一个也不记得了，可是他那呼吸着乡土气息的声音却是“不思量，自难忘”，那么平和，那么深情，那么动人。
无奈好景无常。随着战争的风云变幻，我先是走出了大学的校园，后来又远戍异国，和沈公一别就是十年。中华大地上发生了振奋人心的变化，我这个童心未泯的游子也万里归来了。一九五一年夏天，一到北京我就听到一些关于他遭逢不幸的传说，我就急匆匆摸到中老胡同三十二号去看望沈公和师母。他们住的两三间小平房，和当年文林街上的陋室相比，当年的陋室四季如春，而这“长安居”虽在盛夏却萧瑟如三秋。先生和师母却依然谈笑自若，问长问短，言谈之中，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怨艾。我从未忘过他那独特的声音，如今时隔十年，重新面对着他的童颜，倾听着他那平静如流水的声音，听他说道“门可罗雀”，真感到“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一位举世闻名的作家，一位门生故旧遍天下的大师，难道就这样从此尘封土埋了吗？
岂料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后来听说他那些名著的纸型都被出版社销毁了，存书也都化作了纸浆，他的名字和作品也从一部又一部现代文学史上消失了。为了扼杀他的声音，“毁尸灭迹”，某些秦龙的传人真是全心全意，做到了“坚决、干净、完全、彻底”，为后来大革文化之命树立了一个红彤彤的先例。五十年代中期，我又从外地回到北京工作，偶然相逢，看上去他还是那么恬静，音容笑貌之中竟没有一丝受难的痕迹。我几乎觉得他的性格太软弱了。
一九五七年，在那个短暂的“北京之春”以后，我落进了预先撒下的大网，被流放到北大荒。在众多的难友之中，有一个姓邓的青年人曾在北京某大学受教于沈公，而且囚囊中还带有他的几本著作，我真是喜出望外。从此，在累得直不起腰来的修筑倒流堤工程中，在摄氏零下四十度打冰方的工程中，我往往和小邓边干活边谈论沈从文的作品，《边城》啦、《从文自传》啦、《湘行散记》啦，絮絮叨叨，没完没了，有时竟然忘掉了饥饿和疲劳。每逢歇“大礼拜”，难友们有的蒙头大睡，有的打扑克，小邓和我往往带上他那几本又破又旧的宝书，到小兴凯湖畔找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朗读一些我们最喜爱的章节。小邓操一口地道的京腔，所以总是我选他读。
我们俩都偏爱那些有“水气”的段落，譬如：
贵生在溪沟边磨他那把镰刀，锋口磨得亮堂堂的。手试一试刀锋后，又向水里砍了几下。秋天里溪水清个透亮活活地流，许多小虾子脚攀着一根草，在浅水里游荡，有时又弓着身子一弹，远远地弹去，好像很快乐。贵生看到这个也很快乐。
兴凯湖的水在秋天也清个透亮，并没有因为被用作劳改农场而减色。我们在湖边劳改干活，几乎也跟贵生一样地快乐了。我们百读不厌的一段是：
望着汤汤的流水，我心中好像澈悟了一点人生……。山头一抹淡淡的午后阳光感动我，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拉船人和小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
我终于明白了他那朴实的声音为什么那样动人，此时此刻，他那透明烛照的声音、温存的节奏和音乐，使两个家山万里的囚徒时而乐而忘忧，时而“作横海扬帆的美梦”，时而也免不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一九六一年夏，我在劳改农场饿得奄奄一息，终于获准“保外就医”。道经京城，恨不能见沈公一面，听一听他的声音，无奈身为“贱民”，岂敢造次！及至“十年浩劫”，人人自危，亲友之间也音问断绝，我们全家发配到安徽农村去落户，更是无人问津了。一九七三年底，忽然接到沈公从北京的来信，用他那举世无双的章草密密麻麻写了六张八行书，一个月后又来了一封长达八张的八行书。老师勉励我不可因贫病交迫而自暴自弃，并以他自己的一生经历现身说法：“今年已七十二岁，工作中竟充满童心。”我把信一字一句读给我受苦受难的妻子和三个小儿女听，连十岁的小儿子也听哭了。从此他就知道有个沈伯伯，几年之后就一本接一本读起他的书来了。
雨过天晴。一九七九年春，我重返京城，办理“错划右派改正”，便摸到小羊宜宾胡同五号去拜见沈老师和师母，他住的是一座四合院里朝西的小屋，除了放一张床之外就没有多少余地了。床上靠墙的一面堆满了书，听说师母还得到别处去“未晚先投宿”哩。比起五十年代的东堂子胡同的“格局”来，更是每下愈况了。我再看看他们二老身心交瘁的容颜，真不知言从何起。可是，“回也不改其乐”，沈从文之音依然那么年青，仿佛“一派清波”，仿佛“生平在各个地方所见到的河流，皆似乎正一一从心上流过。河面还泊了灰色小船，漂浮了翠绿菜叶。”
时间是最好的见证：他那“涓涓细流”的声音，“柔弱中有强韧”，是千军万马也无法扼杀的。可是人总是要死的，沈从文永远沉默了。那些“人还在，心不死”的秦龙传人也可以休矣。他为之“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的农民、手工艺人和兵士是最好的见证：这个百劫成灰的凤凰之城的儿子已经从灰中再生了，成为声震寰宇的“万古云霄一羽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