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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王同竹照片的刘晓笛谈王同竹

——刘晓笛先生访谈录(一)

刘晓笛先生在他的工作室(刘晓笛先生提供)

一位多年调查收集有关共产主义受难者史料并从事研究的署名侠父(本名刘晓笛)的先生发来电邮,并提供他收藏的几幅王同竹先生不同时期的照片。郦曼茵女士感谢他对历史作出的贡献和付出,感谢他使王同竹的形象得以重现。

*48年前南京江东门刑场执行的死刑夺走王同竹等人年轻生命,殉难者遗照、遗作难寻*

在前面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播出了对现住在美国洛杉矶的81岁的退休专业人士郦曼茵女士的专访。她讲述自己在“文革”中因南京一起所谓“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刑15年,回顾了该案所谓“首犯”,俄文翻译王同竹(35岁)和王同竹的妹夫、数学专才孙本桥,以及朋友、英语专才姚祖彝被判处死刑枪杀的一些往事。

这一案件在当时的南京尽人皆知,但今天的人所知甚少。

在该专访文字稿上网时,我没有能够从互联网上搜索到哪怕是一张王同竹先生的遗照。郦曼茵女士和她所认识的朋友手中也没有一张王同竹先生的照片。

郦曼茵女士说:“我在南京时看到过王同竹自己带的他当年在马列主义编译局时穿着西装、穿着大衣照的几张照片。那时候年纪轻,形象还是蛮好的。其它我也没看到过别的照片。

我在认识他之前,是先读了他的诗词,被深深打动,后来才认识他的。我自己一直很懊丧,就是我拿不出王同竹的一首诗来。”

48年前,中国南京市江东门刑场执行的死刑,夺走了王同竹等人年轻的生命。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人们甚至连他们的一幅照片、一篇作品都很难找到。他们的形象和声音,真的就这样永远消失在历史的烟海中了吗?

*署名侠父的刘晓笛先生通过电邮提供了他多年收存的王同竹遗照,郦曼茵女士予以确认*

在对郦曼茵女士专访节目播出过程中,我通过推特发简短文字,寻找更多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知情者。

一位多年调查收集有关共产主义受难者史料并从事研究的署名侠父(本名刘晓笛)的先生发来电邮,并提供他收藏的几幅王同竹先生不同时期的照片。

他告诉我:“我看到你采访的郦曼茵女士的整个记录,我看的是文本,没有听录音。我手边正好有一些资料,也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话把它公布出来”

我把侠父先生提供的王同竹先生的照片转给郦曼茵女士,请她进一步确认。

郦曼茵女士说:“在和您沟通的过程中,我第一件事是读到丛维熙有关王同竹的回忆文章,我非常高兴。后来又看到侠父先生提供的王同竹的照片。这两件事,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兴。照片不止两张,可是我能确认的有两张。虽然这两张照片中的王同竹都比我认识他的时候要年轻,而且还胖一点。因为我见到的王同竹很瘦很憔悴,而且他当时眼睛有一见风就流眼泪的毛病,但是五官轮廓还是完全跟侠父先生提供的那两张照片一模一样,所以确实是没错的。

正如丛维熙不是说过嘛……他说‘王同竹的眉宇间好像总带有一些忧愁悲戚‘的样子。这两张照片当中有一张也是这种神情。我想这种神情,也许是他被打成‘右派‘以后才形成的。因为侠父先生提供的另一张照片,面带微笑的那张就没有这种悲戚的表情。”

*郦曼茵: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残暴超过任何人想象。感谢侠父先生使王同竹形象重现*

主持人:“时隔四十八年,现在看到王同竹的照片,您是什么样的感受?想到些什么?”

郦曼茵:“我就觉得,王同竹这个人本来是应该才华大放光彩的人物,却被这个中共像碾死一只蚂蚁那样就消灭了。所以当我看到这两张照片时,我又一次想到,哎呀,中共对待知识分子的残暴真的是超过任何人的想象。

我还读到过很多很多被中共毁灭的有才、有贡献的知识分子……有些是从海外因为热爱祖国,才回到中共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也都受到中共的那种迫害摧残。这种故事实在是太多了,可以说罄竹难书啊。实际上是中共对中华民族的非常大的一种摧残。

关于这两张照片,我真的是要感谢侠父先生,感谢他为历史做出的贡献,感谢他付出的一切。我要感谢他使王同竹的形象得到还原和重现。请您转达我对他的感谢!”

*刘晓笛先生联络RFA欲提供“心灵之旅”报道所涉历史相关资料,已不是第一次尝试*

侠父先生告诉我,联络自由亚洲电台主动提供有关“心灵之旅”报道涉及到的历史事件资料,这不是他的第一次尝试。

侠父(刘晓笛):“你采访过一个上海的叫单庙法,他的父亲叫单松林,是1967年时就被判处死刑。‘文革‘结束后,他儿子一直在上访。这个案子后来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平反。不但案子最后没平反,维持原判,把他(单庙法)后来还作为上访户……我看是被拘留过,网上也有这方面消息。

单庙法有他父亲的照片,这个在网上也可以查到,你的采访中也使用过。但是我有一张照片也是上海的朋友给我的,就是他在‘公审大会‘上的照片。我看到报道那个的简报,就说他当时是被捆绑着,胸口上挂着个牌子叫‘反革命分子单松林‘。大约就是这个照片拍了四十分钟以后,他就被游街示众,后来押赴刑场被枪毙。我知道的是他儿子也没有这张照片。

本来我第一次联系你,当时我是想看能不能(把这张照片)配到(采访)他那个访谈(上网文字)稿里边。后来因为(给RFA)打电话(对方)说的英文,我英文不好,跟对方没法沟通。”

我想,这张难得收存下来的照片,有机会我们会补到网上那篇报道的文字稿中。也希望单庙法先生能够收存这一张他父亲最后时刻的照片。

*刘晓笛先生的简单自我介绍,用四、五十个字总结勾勒出自己的人生经历*

以下请侠父先生向听众朋友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侠父(刘晓笛):“我本名叫刘晓笛,侠父是我的笔名,过去也一直在用。主要是用于在做调查的时候,不太想直接用我的真名,主要是怕给受访者找来麻烦。我现在因为身体有病,闲居在家,居住在美国的纽约上州。

我为什么会知道王同竹的这个案件呢?是因为1980年代中期,我就开始做这个我自己后来定名的叫‘共产主义受难者调查‘。我不是仅仅研究‘文革’方面的问题,到现在也几十年了吧。

我个人的情况,如果粗线条的勾勒一下,我是1951年出生,从个人经历上来看,我自己总结就是:炼过钢,吃过糠,也造过反,也结过帮,串过联,也遭过殃,打过架,抢过枪,逃过亡,受过伤,也坐过牢,也下过乡。我下乡四、五年,在农村。我出生在陕西西安,老家是山西灵石。”

*刘晓笛:从在北京调查“右派”郉松劲,到得知王同竹“文革”中在南京被枪杀*

主持人:“‘文革‘开始时,您是在陕西吗?”

刘晓笛:“对。我在西安一个中学里读书,那时刚上初二。

我接触这些材料比较多。最初是因为北京有个‘右派‘叫郉松劲,我有他的材料,但是我不能确定他后来是不是被枪毙。我是调查这个事情,他以前是国际书店的一个职员,家里据说是通县的一个大地主。他1957年打成‘右派‘,后来我看到他材料的时候,是通知叫群众讨论。后来有人说是他被处决了。有人说他后来被释放了,说是因为林彪事件,当时枪毙的人太多,把他的案子一直往后压,后来就把他释放了。

我不太清楚。后来去北京时我就通过一些朋友去打听这事情他最后的结果。开始时我那个老师是介绍艾青,就是艾未未的父亲……说‘你找他,他是右派’。后来他的侄子跟我讲,艾青一直是在新疆,他对北京的情况不熟悉。就说他认识一个叫吴越的老先生,他不但在北京,是右派,一直关了很多年,他自己现在也在写回忆录,在收集资料。就说‘你和他谈一谈‘。他(吴越)后来也不能确定(邢松劲的情况),就问戴煌先生……”

主持人:“戴煌先生当年是新华社的‘右派‘”。

刘晓笛:“戴煌先生也认为(邢松劲)可能是人不在了。因为(近些年)他们‘右派‘经常聚会,大家逢年过节都互相拜年,互相问候,从来没见过这个人。估计……都是推测吧,就说人可能是不在了。

就在吴越说这个事情时,他说得很确定——他认识的人中间有个叫王同竹的,这人是‘文革’中被处决了,在南京。”

*刘晓笛:得到王同竹照片。看到他发表作品的剪报等,因有文件“不能扩散”,不给我*

刘晓笛:“后来我到南京去的时候,也是通过朋友关系了解这个情况。我两次去南京做这个事情,得到了王同竹的照片。

因为其它材料是不能给我的,只是把照片提供给我。所以后来我看到你采访郦曼茵女士整个的记录文本,我说我手边正好有这些资料,也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话,把它公布出来。大致的情况是这样。”

主持人:“向您提供王同竹照片的人还有没有别的关于王同竹的材料?”

刘晓笛:“有两本还是三本书,还有一些装订在一起的那个本子,说是他写的那些东西,有剪报,就是他过去在报纸上或者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或者诗词,他把那些剪下来,在里边夹着。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给我。他一再解释说,有文件……中共中央……也包括公检法司联合发过文件,说有关这方面‘不能扩散‘。没有办法商量,没有办法通融。里边有什么东西都登记,有专门的表格。

照片他认为因为没有‘内容‘,他说我给你复印一下,你拿走就行了。”

*刘晓笛:1987年底我亲眼看到过王同竹的诗词等,以后怎么作处理,我现在不敢断言*

刘晓笛:“王同竹过去在报纸或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文章或者诗词,当时在1987年底时我是亲眼看到过的,但现在我不敢讲了,因为时间已经很长了。他以后怎么作处理,我不太清楚。

我在湖北时有个朋友,他父亲还不是光写的什么诗词,是写他们家的家谱,写自己的自传。平反时给他家里发了平反的《通知书》,让他去的时候,东西也让他看了,但是看过以后就跟他讲,说是不能给他。

而且后来我收集资料时也发现了很多……比如他们销毁呀,或者有些作废品处理啊,这种情况我后来也都碰到过。所以我现在不敢断言,但当时我确实是见到过这些东西。”

*刘晓迪:确认王同竹兄妹三人的名字——王同竹、王同策、王同筠*

主持人:“您后来又继续作对共产主义受难者的调查,包括对王同竹和王同竹案件的调查了解,现在提供了王同竹先生的照片,您也看了我对郦曼茵女士的访谈录。关于王同竹和王同竹案,您有什么可以补充,或者需要说明的吗?”

刘晓笛:“首先我要谈关于他姓名的问题,在网上也看到很多人把王同竹的‘同‘写成梧桐的‘桐’。郦曼茵女士作了纠正,是相同的‘同‘,这是准确的。王同竹的弟弟叫王同策,妹妹叫王同筠,他只有一个妹妹。他们名字中间都是相同的‘同‘,而且最后一个字都是竹字头,和他哥哥的名字是相配合的。”

*刘晓笛:王同竹的妹夫孙本桥被处决时,妹妹王同筠怀着孙本桥的“遗腹子”*

刘晓笛:“她妹妹后来嫁给孙本桥……后来被处决的那个孙本桥……他妹妹当时因为怀孕……”

主持人:“孙本桥被处决时,王同筠还没生出他和孙本桥的孩子?还是已经生出来了?”

刘晓笛:“没有,没有。本身这个事情是牵涉到她的,后来解脱出来,因为一个是她介入的很浅,另一个就是因为她怀孕了,没有关她。”

主持人:“王同筠怀着孙本桥的遗腹子,是这个意思吗?”

刘晓笛:“对,对。另外一方面就是王同竹的出生年月,我查到是1934年11月15日。我看到1934年这个年份他们一般都会写到,但11月15日一般都没有人提的。”

主持人:“我也看到有的地方写是1935年(包括判决书)。”

*刘晓笛:王同竹的早年经历——从开蒙读书到大学毕业*

刘晓笛:“还有一个,他是湖北谷城人,他父亲后来迁居到襄阳。以后他们填的表都说是襄阳人。他祖籍是谷城人‘自幼随胡月樵、李沛霖二先生开蒙读书’……没有提到他小学在哪个学校读书。我当时推测,那时会不会他是读私塾,私人开的蒙馆?这个我不能确定。”

主持人:“刚才您所讲的这些文字,是从什么地方看到?”

刘晓笛:“我就是在南京找朋友去了解的。”

主持人:“并不是现成的文字在网上,是吗?”

刘晓笛:“不是,不是,这个绝对没有。”

主持人:“您这是第一次公开的一些您个人调查得到的第一手材料?”

刘晓笛:“对,对。这都是他们帮我查的。他(王同竹)是1946年12岁入鄂北中学读书,1949年于合并的襄樊中学毕业。当时襄樊中学与鄂北中学合并之后并到襄樊中学去了,所以他初中毕业时是从襄樊中学考入襄阳中学的高中读书。

他1952年考入江西南昌大学俄语系就读。现在网上我看到一般都说他是武汉大学俄语系,是因为他上了两年以后,1954年(中国大陆)院系调整,南昌大学俄语系合并到武汉大学俄语系,他是转到武大去读书的。

当时他弟弟已经在武大历史系读书,所以他们两个人一起在武大同学两年。他是1956年夏天全国统一分配进入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工作。”

*刘晓笛:王同竹的父亲对中共做过有益的工作,但1951年冬在“镇反”中被枪毙*

刘晓笛:“我看到郦曼茵女士讲丛维熙写到过,早年王同竹青少年时有过一段生活非常贫困。我做一些解释。

这事情是因为他父亲1951年冬季‘镇反‘时作为‘反动党团骨干’被追究,说他是‘历史反革命‘,很快就被枪毙了。他父亲当时在襄阳中学任教。”

主持人:“一个在中学任教的人,为什么被定成‘历史反革命’呢?”

刘晓笛:“他父亲的状况大概是这样的。学生时代思想激进,左倾嘛,曾经参加过中共革命并加入过中共党组织。但后来因为他经历过被捕,后来又逃亡被追捕,他与组织失去联系,后来就定为‘脱党‘,就是离开共产党,也没有退党。他在抗战前后作过国民政府的区长……就是谷城县的,还有什么钱粮处的秘书等职。

在任职中,他掩护过中共的地下党组织。当时在一个叫茨江兵工厂……有他们党组织。上边让他去追查,他就掩护,给他们通风报信,后来被怀疑他有‘通共’嫌疑。后来他弃职出逃到襄阳,然后在襄阳一个简易师范里任教。

据他后来的申诉材料里讲,曾协助配合米亨泰……米亨泰是当时襄阳地方共产党组织里可能是个负责人。他作了国民党第十五晋绥区……当时国民党里有个特工叫康泽,是第十五晋绥区主任……作过康泽部的情报工作,协助配合米亨泰做过这个工作。1948年襄阳共产党已经打破……‘破城‘的时候,王同竹的父亲受中共宣传部门李石、王平静两个人的委托,在知识分子、教师中间做安抚和统战工作,让他们留下来。

1949年共产党建政第一任的襄阳专区专员高如松……当时谷城也属襄阳地区管辖,因为这个人长期在襄阳一带从事地下工作,所以对他父亲脱党以后的情况很了解,就肯定了他父亲脱党以后对中共做过有益工作,所以还继续让他受聘在襄阳中学任教。

但是后来高如松调到北京去工作就离开了襄阳。王同竹的父亲1951年冬季在‘镇反’中被捕,以‘在国民政府里担任过职务‘就被追究,说他是‘历史反革命’,很快就被处决了。所以家里一下子就没有经济来源了。”

*刘晓笛:王同竹一家因父亲离去,失去经济来源陷入贫困,甚至赊米,或“并日而食”

刘晓笛:“王同竹的母亲和妹妹被作为‘反革命家属‘遣返到农村去。他自己和弟弟还在读书,生活就完全没有来源了。说是曾经捡过菜叶子,向别人赊过米,他叫‘并日而食’,就是有两天、三天才吃一顿饭,或吃一天饭。生活当时很贫困,有时候他去赊一点东西,米啊什么的,然后他自己打零工挣点钱后再还给人家。”

*刘晓笛:从1951年王同竹被视为“思想反动”到1957年被定为“右派”开除公职劳教*

刘晓笛:“同时,王同竹在学校里还被视为思想反动,他当时是团员,被开除团籍。

后来他在武汉大学就读期间,由于家庭成分有‘杀、关、管‘的成员,所以也在高中受过批判。1955年”肃反“时又对他进行过审查,逼迫交代什么‘政治方面的问题’。由于后来说是周恩来作‘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共政策有一定的调整,他后来才得以统一分配进入中央编译局工作。这是大概他在上学期间的情况。”

接下来,刘晓笛先生谈他调查了解到的有关王同竹被打成“右派”的一些情况。

刘晓笛:“1957年中共‘整风’,号召‘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王同竹由于对武汉大学1955年‘肃反’中对他的审查持有异议,后来他写了一个大字报……我估计可能是信,因为他是寄去的。上面写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的大字报,寄回到武大。武大后来就把这个事件通报给编译局。编译局就说他是什么‘翻肃反的案’,什么‘攻击党的肃反政策‘。你知道‘反右’时很多人被打成‘右派‘都是因为对‘肃反’提出过质疑,提出过批评。所以后来就是根据这个原因,编译局把他定为‘右派‘,而且处分是最严厉的,后来是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这是当时处理‘右派’的五条其中处理最重的一个处分。”

*刘晓笛:王同竹的妻子是西藏头人之女,婢女陪嫁,王同竹不习惯,后由民委另安排*

刘晓笛:“关于王同竹的妻子,她是藏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藏语播音员,这(说法)没问题。我要补充的一点是,她不是普通的藏人,她父亲是西藏藏族头人,上层人士,是中共的一个非常高级的统战人士。”

主持人:“知道他的名字吗?”

刘晓笛:“不知道。因为他是上层人士,别人介绍王同竹和那个女的认识以后恋爱。结婚时,她的父母按照西藏当地习俗给她有一个‘陪嫁‘,他们叫婢女,就是汉人叫的‘丫鬟’,陪嫁到他家里做家务,照顾服侍他们的生活起居。很多人都没有谈到这个问题。

王同竹当时非常不习惯,因为他说每天给他打洗脸水、漱口水啊……伺候他,他很不习惯,就给他妻子一直做工作,让她(婢女)回去,后来他妻子也同意了。他们后来是通过国家民委,就是民族事务委员会,把这个女孩子后来送到中央民族学院去进修。以后给她安排了工作。是这样离开他家了。这个细节我在网上看了一下,还没有人谈到这个问题。”

*刘晓笛:王同竹被警察带走,王妻与警察语言肢体冲突,受伤后流产,王同竹无子嗣*

刘晓笛:“另外一方面就是当时王同竹被打成‘右派‘后……因为打成‘右派’后每个人情况不是很一样,但是我接触的北京的‘右派‘都是公安局警察去直接用手铐铐住后带走,有好几个。

其中王同竹就是这样的。他当时家住在楼上,警察去就给他戴上手铐要带他走。因为当时情况很突然,他的妻子后来就发生了语言……据说后来还有肢体冲突,不让他带走人。他妻子实际上当时是怀孕,后来就摔倒了。不但人受了些伤,送到医院去以后就流产了。所以王同竹后来根本就没有子嗣。

王同竹到了劳教所以后,他也是感觉到对前途有点绝望,他就主动提出要离婚,写了离婚协议。开始时她妻子不同意,后来包括(王同竹原单位)编译局、(王同竹妻子工作的)广播电台都给施加压力、做工作,最后她还是签了字。我看到上面写的说是她辞了职,被她父母接回西藏,后来不在北京工作了,回到西藏后就再没有消息。这是大概的他妻子的状况。”

*刘晓笛:1960年代大饥荒时,在劳教所里的饥饿与浮肿,王同竹逃过一劫保住了命*

刘晓笛:“关于王同竹劳教的状况。他进入劳教所以后,一直是在北京和山海关之间的茶淀清河农场。茶淀归天津管,但是茶淀农场(即清河农场)是归北京市公安局管,在里边当然是做很多苦役。

1960年代大饥荒时,他那个劳教所里有很多人都因为饥饿死掉,非正常死亡。我听吴越先生讲,他当时也是。两个人都饿得不行,王同竹浮肿了,头部浮肿,他形容‘就像个大冬瓜一样,眼睛都瞇成缝了’。他们当时是吃……把玉米(粒)剥了以后剩的那个瓤子,把上面那些浮起来的刮下来吃。也挖过野菜,抓过青蛙……

后来王同竹的弟弟当时分配到东北,也是受他的影响,也有他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一个县城里的中学教历史。给王同竹寄过好几次鱼肝油,因为他(王同竹)也自己挖野菜,最后还是逃过了一劫,保住了命。当时他身边有很多难友都因为饥饿、劳役……因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这是他在劳教所里的情况。”

*刘晓笛:王同竹“摘帽”留场后,茶淀——大兴——新疆——回乡——南京——被捕*

刘晓笛:“1964年王同竹‘摘帽‘,就是摘掉‘右派’帽子,强制留场就业,没有自由,他们叫‘三类人员‘,就是‘劳改’、‘劳教‘、还有‘留场就业人员’,实际上都是被劳改机关严密控制的。”

主持人:“后来王同竹又是怎么到的南京呢?”

刘晓笛:“‘文革‘前期,是从茶淀的清河农场调到北京大兴县的团河农场。当时有两则传闻,直到现在也没法证实。一个说是,当时中共中央有一些政策,准备对这些已经劳教六、七年的‘右派’有的有释放,或者重新安排工作这么个计划。这是一种说法。当时在犯人中间都这么流传,但一直证实不了。

后来又有一种说法是把这些劳改、劳教人员调回北京去,说是彭真用这些人来搞反革命政变,所以后来又决定把他们疏散出去,要离开北京。当时他们团河农场有一批人会被送到新疆去。但是公开跟他们讲的理由是说,他们当时是‘摘帽的右派‘,又是留场就业人员,说‘你们到了新疆这些农场以后,就没有这个身分了,你们就跟当地的那些农场的工人同工同酬,而且享受完全的待遇,政治上也不歧视’,给他们做工作。

后来1966年8月,王同竹、孙本桥、姚祖彝和丁立仁、左景新、尤世康、郭鄂全、吴怀祖等难友同车遣送到新疆,被‘疏散‘到新疆去。

‘文革’期间当时比较混乱,农场里经常有群众组织冲击劳改农场、劳教农场,进去以后揪斗那些干部。有时候也把犯人拉出来审问殴打。后来紧接着又是两派打仗,武斗,他们感到很不安全。孙本桥那时已经和王同筠结婚了,孙本桥是北京工业学院的‘右派‘,1960年处劳教,1964年5月解除劳教,曾经在清河制呢厂工作,后来回到孙本桥的故乡安徽省来安县。王同筠在他的家乡来安县。

他们(王同竹、孙本桥等人)当时在新疆,因为混乱也没有什么管理,就悄俏地离开农场,回到安徽来安。因为当时谋生不易,他们后来到南京去是因为要做点小本生意。他也结识了几个人,因为当时物质乏匮,他们就买点东西倒卖,挣点差价,主要是倒卖香烟、打火机的打火石……因为在南京这个生意好做。他们那时经常去南京,也在南京认识些人,有时候在人家家里寄住,有时候就自己想办法,当时生活很贫困。关于王同竹的‘反革命集团案’,后来被公检法军管会逮捕……”

*刘晓笛:确认王同竹等人被“公审”判处死刑执行日期,选读相关文件和记录的片段*

有关王同竹等人被“公审”判处死刑执行日期,刘晓笛先生调查的结果是——

刘晓笛:“应该是1970年7月30日。他们作为‘现行反革命集团’当时被枪毙。全案共11人,8人是判有期徒刑,其中孙本桥的弟弟被判了10年。有人谈到可能是‘越境外逃’,这个在后来平反的南京中级法院有一个《判决书》,上面根本就没有提到这个事情。

我个大概可以把这个念一下: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王同竹……他上面写的是‘1935年出生,湖北省襄阳人,原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翻译。孙本桥,1936年出生,安徽省来安县人,原系北京工业学院学生。姚祖彝,男,1928年出生,浙江省余杭县人,原中国外贸运输公司科员。上列被告人王同竹等因现行反革命集团一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于1970年7月30日分别判处王同竹、孙本桥、姚祖彝死刑,立即执行。

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认定王同竹为首,纠集孙本桥等11人组织反革命集团,经查没有事实根据,应予否定。王同竹与孙本桥等人纠合在一起,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不满,有过议论,但不构成反革命罪行。王同竹书写的诗文,其中部分是有错误,但不能认定为反革命诗文。原以现行反革命集团罪判刑显属错判。’所以后来……‘作如下判决’,一是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军管刑字第210号刑事判决书对王同竹、孙本桥、姚祖彝的死刑判决,宣告王同竹、孙本桥、姚祖彝无罪。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张福贤,书记员刘义珊,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80年7月14日。

这是平反时……就是撤销他们死刑判决时的一个判决书。

另外一方面,我还有一个旁证。我在南京市档馆里查过,有一个南京市档案馆自己编的《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我念一下,也可以佐证这个事情。

‘1970年7月30日,江苏省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在五台山体育馆召开公审大会,宣判24名现行反革命分子死刑。全市有50万人收听了大会实况广播,市革委会负责人方敏到会讲了话。’这是7月30日,(日期)是没有问题的。”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对多年从事共产主义受难者调查的现在美国的刘晓笛先生专访的第一部分,在以后的“心灵之旅”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其后部分。

王同竹遗像-1963年8月18日摄于北京欧亚照相馆(刘晓笛先生公布)

王同竹遗像—摄于1965年(刘晓笛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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