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并没有太多人谈论《海阔天空》。事实上，在黄家驹忽然离世之前，那首在日本创作、讲述个人理想的歌曲，几乎就要淹没在90年代初的华语音乐工业海洋当中。
1993年5月，香港当红乐队Beyond的《海阔天空》刚刚发表时，在电台排行榜成绩普通，从来不是冠军歌。收录它的专辑《乐与怒》在杂志只得到三星半的评分。那个时期的媒体访问对这首歌几乎只字不提。
“听众一开始没有什么特别反应，只觉得《海阔天空》是一首普通的Beyond的歌，”那时在香港商业电台做主持的陈海琪回忆说。
那是互联网冲击唱片业之前的时代，电台主持对于唱片公司的宣传策略有一定的影响力。而虽然陈海琪被《海阔天空》当中的励志情怀所触动，但一首5分24秒的歌曲对那时的电台来说太长了。即使这首歌在送到电台时被唱片公司剪成了4分钟的版本，仍然无法瞬间抓住听众的耳朵。
香港电台的DJ梁兆辉回忆说：“因为那首歌慢热，所以播了一阵就停了。”
同一时期，排行榜上热播的是草蜢的《世界会变得很美》，黎明的《夏日烧着了》，张学友的《只想一生跟你走》和刘德华的《该走的时候》。《乐与怒》在推出仅三周后就被挤出销量榜前十。
“寒夜里看雪”
1992至1993年间，Beyond远离家乡在日本发展。《海阔天空》第一句歌词提到的寒夜里的雪，说的就是日本。
据多年担任Beyond经纪人的陈健添回忆，踏入90年代时，已经是香港最受欢迎乐队的Beyond出现了成绩触顶的苗头。当时的香港唱片工业虽然蓬勃，但市场多由偶像歌星的翻唱歌曲占领，原创摇滚音乐的空间非常有限。1991年，Beyond凭借关怀非洲儿童的《Amani》和几首电影、电视剧主题曲持续走红，参与电影和主持电视节目，并且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召开五场大型演唱会，但唱片销量与谭咏麟、张学友等一线流行歌手仍差距不小。
作为乐队灵魂的黄家驹对香港狭小的音乐市场也颇有微词。“家驹都说过香港只有娱乐圈，没有乐坛，”黄家驹的弟弟、Beyond乐队的贝司手黄家强在接受BBC中文采访时说，“那时我们觉得在香港很气馁，才会去日本。到了日本之后，原来我们遇到的压力不比在香港小。”
在Beyond之前，在日本取得过成功的华人歌手只有邓丽君和欧阳菲菲等。黄家驹的好友刘宏博记得，家驹有一次在电话中告诉他，在日本很辛苦。
“在香港你的主导性很强，”刘宏博说，“但是在日本，你要适应日本人办事的严谨。他们不是挑剔你，他们的标准就是这样。”
但是当1993年5月初，回港宣传的黄家驹邀请刘宏博到家里来听未发表的《海阔天空》时，刘宏博被震撼了。
“因为这首歌跟他们以往的风格有很大的出入，”二十多年后的一个下午，刘宏博向BBC中文回忆说，Beyond的音乐向来以吉他为主，但《海阔天空》由钢琴带入，最后在弦乐的伴奏中结束。
这首歌原名《Piano Song》，黄家强说，最早由黄家驹用吉他自弹自唱的demo已经丢失。
负责新曲录音的是有古典音乐背景的韩裔日籍音乐制作人梁邦彦。当时，他请来了30多位管弦乐手组成的桑野圣乐团到录音室。
原本梁邦彦只负责创作钢琴部分，后来他进一步完成了开场和间奏的钢琴演奏，并和乐队一致商定用弦乐增加节奏感和力量感。“能够激发出他们最大的魅力，这是我身为音乐制作人的工作，”梁邦彦以电邮回复BBC中文说。
那是Beyond第一次用真正的弦乐团为歌曲配乐，而不是香港惯用的电子乐器模拟效果。日后证明，歌曲由此而来的感染力超过了人们的想象。
“哪会怕有一天”
乐队的鼓手叶世荣记得，当时听到《海阔天空》，感觉和现在不一样：“没那么悲伤，而是有点励志。”
“我们要表达的就是为了理想，离开一个地方，追求梦想的态度，中间带着动力，”叶世荣对BBC中文表示。
吉他手黄贯中则表示，当时歌曲传达的是他们到了日本之后的感受：“有一点灰心，但同时也有希望在里面。”
“他写这个歌是有很强的个人的内心感觉，因为他很无奈地离开香港，”刘宏博说。当《海阔天空》第一次传到他耳朵里的时候，他感到日本的历练提升了黄家驹和Beyond的音乐。
尽管如此，《海阔天空》并非专辑《乐与怒》的第一主打歌。1993年5月初唱片发行前，唱片公司率先推出专辑中由黄贯中填词、黄家驹作曲的《爸爸妈妈》——那是一首受到中英谈判启发的摇滚歌曲，以“爸爸”和“妈妈”隐喻英国和中国，讲述香港夹在中间的无力感。
1993年在香港华纳唱片任职高层的黄柏高说：“我想家驹创作的时候预计不到这首歌的影响和意义可以那么广阔，直至不幸意外出现，大家才推崇这首歌到另外一个世界，（这首歌）才得到更大的回响。”华纳唱片在1992年至1993年间负责Beyond在香港的唱片发行。
“因为家驹的去世太过意外，大家那时完全无法接受，”黄柏高说，“所以大家追溯Beyond和家驹，才更深地认识家驹独一无二的才华，非常遗憾。”
据黄柏高和陈健添回忆，《乐与怒》首批出货两万余张之后几乎没有唱片店要求追加，但在黄家驹去世三到四个月内，专辑销量一下冲到了30万张。
“讲得伤感一些，就是家驹出事之后，突然间好像全世界都用这首歌怀念他，”黄家强说，“共鸣、回忆，都在这首歌里。”
黄家驹在世时，四人阵容的Beyond只在现场表演过两次《海阔天空》。
“很无奈，这首歌大部分时间都是三个人玩，”黄贯中对BBC中文说，“这首歌原本是有他在的。”
1996年3月，Beyond在香港红馆举办黄家驹去世后的第一次大型演唱会。演唱《海阔天空》时，黄家强在唱到“哪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这一句时，只唱出了“哪怕”二字，就泣不成声。
黄家强说，“很怀念他在演唱会上那种风采……而你知道他出事真的是‘跌倒’，我唱到那句真的唱不下去。”
“爱自由”
这些年来，黄家强一直很少再演唱《海阔天空》——除了特别的日子。
2018年6月10日，在香港举办“别了家驹十五载演唱会”过去十年之后，黄家强牵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祝你愉快纪念黄家驹25周年演唱会”，这一天正好也是黄家驹的生忌。纪念演唱会在十年间从香港到了北京。
《海阔天空》已随着一位天才音乐人的离世而被传唱为经典，不再限于粤语地区。在它被发表之后的25年里，这首歌就好像有了自己的生命，被不同的人群赋予了不一样的意义，并以某种难以言喻的方式聚拢了人群。
在香港摇滚乐队的排练室里，那些渴望实现音乐梦的摇滚青年曾以《海阔天空》呐喊铭志；接着在全中国各地的卡拉OK里，东北人、上海人用模仿来的广东话抒发情怀。
2008年汶川地震，它成了中国版的《We Are the World》——刘德华为这首歌填写了国语版歌词，取名为《承诺》，召集两岸三地明星为灾民打气，MV中穿插着时任中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慰问灾民的画面。
然后在北京奥运会，刘翔因伤退赛时，场内突然播起《海阔天空》；2013和2015年，广州恒大足球队两次夺得亚冠联赛锦标时，天河体育场内都唱起了它。
“我们当时也没有想到（这首歌）以后的影响力会有那么大，”叶世荣说，“家驹离开之后，只要有很多人的地方，这个歌都会造成一股凝聚力，变成让所有人凝聚的歌曲。”
持不同立场的人们则各自借用了歌中的寓意。当广东人想要捍卫自己的方言和文化时，他们在“撑粤语行动”的街头唱这首歌；当香港人走上街头，担忧旧有价值观即将破灭时，他们用《海阔天空》给自己打气。
“久而久之那首歌的情绪慢慢在变化，”梁兆辉说，“到后期已经不止是我们纪念家驹的一首歌。”
“1997年过后，发生这么多事，有这么多转变，突然间我觉得《海阔天空》好像变成了另外一首《狮子山下》，让我们怀念曾经有过的事物和价值，”梁兆辉说。
他表示，《海阔天空》甚至成为公民运动的主题歌，因为它也是讲坚持，讲面对世界变迁、面对挑战如何继续坚持自己原有的理想。歌词里的“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和“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说的是追寻音乐理想的艰辛，却又让很多人在追寻理想的过程中感同身受。
《海阔天空》当然并不是Beyond被传唱的唯一歌曲。献给南非总统曼德拉、高唱“风雨中抱紧自由”的《光辉岁月》也享有相似的待遇；而若论社会指向性，香港填词人黄伟文为黄家驹在日本遗留的一首demo填词的《抗战二十年》似乎更明确（歌中一句“世界怎变，我答应你那一点，不会变”仿佛在呼应《海阔天空》的“可会变”，而接下来的一句“当天空手空臂我们就上街，没什么声势浩大，但被不安养大、不足养大，哪里怕表态”，更是切中了之后数年香港公民运动的心态）；而在流行程度上，《喜欢你》、《真的爱你》的受欢迎程度也从未消退过。
但是，《海阔天空》不一样。
黄家强说，《喜欢你》被翻唱的次数或许更多，但是《海阔天空》却是更适合“大合唱”的歌曲。“共鸣、共振特别厉害，”黄家强解释说，“你可以发泄——一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将怨气发出来。”
黄贯中则表示，这首歌的带动力，让那些即使不太明白这首歌原本意义的人，也可以去唱：“就好像《狮子山下》一样，就是突然人群里有人唱起这首歌，大家就一起唱。”
梁兆辉回忆，在“雨伞运动”期间，人们甚至不必提起“海阔天空”这四个字。“人们讲完话后就唱起来了，直接就是‘今天我’，”他说，“所以那时人们已经笑说，又是‘今天我’。我觉得那时有点取笑人们在‘雨伞运动’期间只知道唱歌，没什么其他事情可以做。这都代表了对在香港搞公民运动前景的困惑：除了在立法会前用话筒鼓励一下人之外，都没什么其他办法。”
刘宏博则认为，黄家驹当时在歌中注入的情怀，给了人们诠释的空间，“你会听到各种声音都在唱这首歌，音乐本身没有立场，所有的色彩都是别人赋予的。”
“虽然音乐很华丽，但是家驹的演绎，有种摇滚的歇斯底里，的确是发自内心的力量，”刘宏博说。“很多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遭遇挫折的人，都会借此歌曲抒发内心的情怀，这一点让很多人很容易找到共鸣。”
如今不论在哪里演出，黄贯中都还会时常唱起《海阔天空》。“它在每一个人的心底，占有不小的分量，”他说。“只要你一唱这首歌，就可以把心拉得很近。”
Yasufumi Saito、张暮辉和陈颂红对本文亦有贡献。
黄贯中、叶世荣、梁邦彦、刘宏博、黄柏高和梁兆辉的采访完成于2016年7月。
陈健添和陈海琪的采访完成于2016年7月和2018年6月。
黄家强和李家杰的采访完成于2018年5月和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