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案动机和阻吓性，近来常常被法官提到。
在多宗案件中，犯案者的动机不被法官考虑，认为只能以行为判刑，动机不能成为求情与减刑的理由。仅以常识来判断，这也是很奇怪的逻辑。如果动机不被考虑的话，那么误杀与谋杀为什么又有明显的区别？2015年一名巴裔小贩推跌一个食环署小贩管理主任，后者脑部重创死亡；2016年这个小贩以误杀罪被判囚一年。如果不考虑动机，他是否应判囚终身？
阻吓性，是要以判刑对社会发出讯息，以维护社会的秩序与安定。相信这会是一些地方司法裁决的考虑因素之一。但这只应该是公正司法的适量而且是微量的考虑因素，因为社会的秩序与安定，是整个社会的综合条件构成的：如果经济情况恶劣，人民求生无路，就往往不得不铤而走险；如果社会政治腐败、不公义的事频繁发生，当“砌生猪肉”发生在某人身上，那么就如十年前上海杀警案的凶犯杨佳说：“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
加重刑罚，施行严刑峻法，如果认为这可以对罪案起阻吓作用，但其实是以司法介入政治，让司法去执行政府的政治任务，不是一个司法公正的体制所应为。
最具阻吓性的司法，是中共国过去不时实行的“严打”，也就是“从严从重打击刑事犯罪”。大陆的“严打”有过几次，其中最雷厉风行的是1983年邓小平发起的“严打”。他向公安部发指示：“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判决和执行，要从重，从快；严打就是要加强党的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在“严打”期间，各类案件一律从重从快处理。官方定义为“既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轻刑化’政策，刑罚又要总体重于西方”。据报道，在当时“偷一元钱判死刑”，“耍流氓”有判死刑、有判几十年监禁。在1983年“严打”期间，一个王姓女子因与10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而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20岁的北京人牛玉强因打架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公正的司法，只应该按案件轻重依律依案例量刑，对社会有什么影响、发出什么讯息，那是政治，只能作参考，而不能作根据。若以司法来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那就不是法治，不是独立司法也。
当阻吓性成为判刑元素的极大比重，就是以司法作为政治镇压的工具。但实际政治效果却是适得其反。因为当公众不再相信司法公正，人心就更趋逆反，而人心不稳就是社会的乱源。
一位平时少谈政治的年轻人昨天给我的讯息：“怎样都好，我自己感到很困惑和不安。不明白为何一个非利己的行为可以换来如此不公平的惩罚。……我在想六年里面，自己可以做到多少事。实践自己的路，帮助我爱的人。然后，心里会跟天琦的遭遇作一个比较。我知道这想法没有什么意思，但对我自己好像是一个动力，去对抗不公平也好，为正义也好，去付出更多。”
这是天琦判刑带来的具体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