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每年都会做有关于香港人对六四观感的民调；今年和以往明显不同的，再超过一半人认为，当年北京学生做得对，比起往年上升接近5%，创5年来的新高，认为中国政府做得对的有11.3%，是自2004年以来的新低；比较引争议关注的，是认为香港人没有“责任”去推动中国民主发展的，占31.5%，是有史以来的新高，而传媒主要都在关注这个部份。
然而这问题由始至终都是一个伪命题——为何是“责任”？其背后是否因为认为自己根本不是中国人，或认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应由大陆人民自己去追求？然而数据真正有问题的，其实是“与1989年比较，中国的人权是好了还是差了”，居然仍有4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人的人权如今竟然好过1989年！
虽然47%已经是除了2016年那次46.2%之外的第二低，然而在经历了习近平“永续执政”，全方位的监控人民，用高科技打压异见者的“社会信用制度”，刘晓波的死亡，刘霞至今被软禁，709维权律师的集体拘捕与虐待，藏人扎西文色因提倡藏语教育被控分裂国家判囚5年，连串迫害维吾尔人去劳改，禁信伊斯兰教与强迫食猪肉，甚至种族清洗强迫与汉人结婚等等的新闻报导下，居然仍有47%受访者，认为今日的中国人权，比起1989年好，而只有27.9%人认为较当年差（27.9%已是有史以来新高），也难怪在跟进问题上，仍有34.2%（有史以来新低）受访者认为，三年后中国的人权会比今日好，相比起31.1%（有史以来新高）的受访者认为会较差，盲目乐观的人，仍然比起现实悲观的人多，虽然很多人醒了，仍有很多人，不愿意面对真相；盲目乐观者把不顾现实的幻想，投射在中国大陆的情感上面。
和一般人常听到的争议与吵闹不同，所谓“遗忘六四”，不关心六四，以至反对“平反六四”的，不是年轻人；今年港大民调未有提供年龄分层的数据，然而以2017年的数据看，50岁以上认同北京政府（20%），反对学生（30%），反对平反六四（36%）的数字，都远比起50岁以下的年龄层高；愈年轻就愈支持平反，愈支持学生，愈反对中国政府的做法；因此其实每年六四前夕，就“应否悼念六四”的议题而然，根本是捉错用神；再看看2018年调查中令人奇怪的一项——“香港人应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或民主发展多些”，自2012年6年来认为是“民主多些”一直占上风，今年两者之间的距离，却收窄至1%，即35.5%认为经济多些，而36.5%认为民主多些；这些数据的模式都显示，年纪愈大愈有“爱国情结”，就愈多人在是非黑白的判断上，倾向中共而非学生；这些人盲目对中国乐观，包括连人权也乐观，更关注“港人推动中国经济”，因此支联会等团体要去说服的，并不是本土派、港独支持者，抑或年轻人，而是那些选择遗忘，选择亲共的老年人。
退后一万步说，那些没有经历过29年前的六四屠杀的青少年人，当中有人对六四无知或无感，问题正出在教育他们的家长，与教育制度本身；这些人或被中共洗脑盲目爱国，或来自资讯封锁的中国大陆，或被教导成“经济较重要”！多年来港共在香港窜改历史，删除文革与六四的资讯，当中“支教民”三合一体的教协，却几乎连示威抗议也没有，更不要说罢工或绝食；既改不了老年的爱国亲共情结，又无法制衡政府的洗脑教育，甚至对中史教育的问题视而不见，让政府继续窜改的教科书，结果不是可以预期的吗？不少老爱国者，盲目相信中史科不会洗脑，又认为中共的洗脑教育无用；其实大家最终可能发现，这些的人根本就是同一批人，就是正种爱国情结，在中共的民族主义的集结号下，选择遗忘六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