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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张佛泉

1946年12月,南京。国民大会制宪会议现场,忙碌的记者正在写稿。

在胡适的朋友圈中,有许多比他小十几岁的年轻人。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他们才十来岁,还不大懂事。到了1930年代胡适创办《独立评论》以后,他们恰好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其中的佼佼者——比如张佛泉和陈之迈,已经在思想界崭露头角,并且是《独立评论》的作者了。

张佛泉学名张葆桓,1908年生于河北宝坻(今属天津)。他因为聪明好学,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到燕京大学哲学系。大学毕业后进入天津《大公报》担任编辑,在此期间由他主编的《现代思潮》周刊在知识界影响很大。1932年大公报《现代思潮》停刊后,他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留学,其间仍然非常关注国内思想言论界的动态。1933年11月6日,胡适在《国闻周报》上看到张佛泉的文章——《民元以来我国在政制上的传统错误》,曾在日记中记录该文要点,并指出“此文为近年政论中最有见地之文”。当时他们并不认识,因此胡适到处打听张的情况。

1934年3月7日,胡适赴天津演讲,两天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十二点前,到南开中学,见喻传鉴先生,见着祖望。”喻传鉴是南开中学的教务长,当时胡适的儿子祖望正在那里读书,所以才有这忙里偷闲之举。紧接着,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十二点半,到大华饭店,赴胡政之、张季鸾约,会见《大公报》与《国闻周报》的一些年青朋友,去年我在《国闻》四十四期上见张佛泉先生一文,曾到处揄扬他,且写信到哈佛托裘开明打听此人。今日也见着了。他是《大公报》派出去的。《大公报》一班人有魄力,有远见,可(所)以能造成这样一个大势力。”

这里所说的胡政之和张季鸾,一个是《大公报》的总经理,一个是《大公报》的总编辑(时称主笔)。1926年,他们挽救陷入困境的《大公报》,与吴鼎昌共同创办“新记公司”。随后,他们以“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精神,不仅让这份报纸起死回生,还让它迅速走向辉煌。这件事堪称中国新闻史上的一大奇迹。另外,《国闻周报》是胡政之在1924年创办的一份周刊,它与新记《大公报》其实是姊妹刊。

胡适与张佛泉认识后,便邀请他到北京大学政治系任教。在此前后,胡适在《独立评论》发起“民主还是独裁”的大讨论。讨论的核心内容是如何敦促国民党尽快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参与讨论的既有孟森、丁文江、陶孟和、张奚若、蒋廷黻、吴景超、钱端升、陶希圣、常燕生、张忠绂等“知识界巨子,言论界领袖”(陶孟和语),也有张佛泉、陈之迈等学界新秀。遗憾的是,老一代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产生明显分歧。许多人认为,因为中国人素质低下,所以要实行宪政需要几十年的准备。对于这种观点,胡适持反对意见。他认为所谓宪政,是一种“幼儿园的政治”。这种东西一学就会,不需要做任何准备。

站在胡适一边的主要是20多岁的张佛泉和陈之迈。当时张佛泉在《独立评论》上发过两篇文章,一篇是《我们究竟要什么样的宪法》,另一篇是《论政治之制度化》。前一篇文章认为,民主宪政并不是高不可攀的理想,而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只要有一分可能,就应该实行一分民主政治。后一篇文章指出,由于城市的知识水平比乡下高出许多,所以宪政应该先从城市开始,然后再逐步推广到乡下。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适弃学从政,以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远赴美国,而张佛泉则在西南联大担任政治系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张佛泉和胡适先后返回北平,共同创办了“独立时论社”。由于时代的原因,许多人不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机构,因此在涉及这个问题时不是语焉不详,就是有所误判。其实,独立时论社是一家新闻通讯机构,它的出现与当时很容易注册成立新闻通讯社有关。作为一家知识界同仁共同创办的通讯社,它的主要业务是向全国各地的报馆和电台提供本社成员的稿件。这样一来,其成员(以北大、清华和南开的教授为主)的稿件就可以同时在全国许多报刊电台上发表,而作者的稿费收入就会有大幅度提高。另外,由于“独立时论社”继承了30年代《独立评论》杂志的公共关怀和批评精神,因此在当时影响很大。1947年,张佛泉和崔书琴在胡适的支持下,还成立了“平津市民治促进会”,目的是尽快在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实行市民自治。

1948年12月,就在北平政权即将易手的时候,张佛泉和胡适等人乘座国民政府派来的飞机前往南京。随后他离开大陆前往台湾,并参与《自由中国》杂志的创办工作。1954年,他出任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1956年又担任台中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1961年,他获得福特基金会资助前往美国,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65年,他又担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教授,直到1977年退休。1994年,张佛泉在加拿大去世,享年86岁。

张佛泉是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十分活跃的一个人物。在离开台湾之前,他先后出版过《民主与选举》、《民权初步释义》、《自由民主论丛》、《无法出让的权利》、《自由与人权》等专著。人们普遍认为,他对自由主义的诠释不仅奠定了战后台湾自由民主理念的根基,而且对台湾的社会的转型具有重要贡献。最近他的代表作《自由与权利》已经在大陆出版,可见他在华语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2014年0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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