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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泪(21)

第八章  饿殍,1960-61

1960年10月26日,我们一行三、四百名右派教养分子,由武装公安部队押送,搭乘“专列”抵达茶淀,这是位于天津与唐山之间的一个小站。下火车后,我们背上背着铺盖卷儿,手里提着包裹,列队步行十八里坑坑洼洼的石子路,前往清河国营农场的三分场,又称宁河农场。虽然又饿又累,我们却满怀希望。我们以为,在这个直辖首都的主要劳改农场,我们一定会得到稍微人道一些的待遇,稍微好一些的伙食。

迎接我们的是田野上一座城堡式的怪物,蜿蜒环绕的灰色墙顶上布满了铁丝网。一群绷着面孔的公安干警把我们领进门去,铁门两边有持枪的士兵把守,枪口装着明晃晃的刺刀。高处岗楼上的士兵拿着手提机关枪。进去以后,我们一排排在地上坐好,听三分场场长做报告。他说这次移监的目的是加速我们的思想改造。他强调严守监规的重要性,同时提出严重警告:“你们任何人胆敢企图逃跑,必定要受到严厉的刑事处分,虽然我们相信任何逃跑的企图都决不可能得逞。没有管教干部带领,或书面批准,任何人不得外出。警卫人员随时随地可对任何企图逃跑的人犯开枪。你们进门时看到墙头的铁丝网了吧?那是通了电的。拿你的血肉去和通电的铁丝网拼,那是找死。就算你万一溜了出去,外面有骑马的警卫每天二十四小时沿着大墙巡逻。他们一瞅见逃跑犯就立即开枪。你们是有文化的人,我相信你们不会干这种蠢事。但是我得把丑话讲在前头。”

我决没有逃跑的念头,但是对于囚禁在这样一座禁卫森严的监狱里却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不是一再说我们不是犯人吗?这位场长不是也说我们是不可能企图逃跑的有文化的人吗?而我们明明被关在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大监狱的牢房里。我不禁怀念起兴凯湖的劳改营,那里见不到警卫人员,更不用说装了刺刀的来复枪了。和这座灰墙环绕的大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个平静开阔的大湖,每逢歇大礼拜我可在湖边自由自在地漫步。然而,我也认识到,那种没有警卫的自由无非是一种假象。那里没有必要设置警卫,因为遍布营地的沼泽比持枪的士兵还致命。“既然你是一名事实上的犯人,”我跟自己说。“那你就不如充分享受无产阶级专政下一个犯人的一切待遇,否则你就会被软化而忘掉严酷的现实。”监管越严峻,我的心灵就应更自由地翱翔。

每天早晨,我们排着队,经过虎视眈眈的警卫和他们的刺刀,离开分场大院,前往田野劳改。值日的队长把出工人数告诉警卫班长,班长一个一个点数人头放行。傍晚收工返监,班长重新清点人数。政治学习,不如说是批判会,占用晚上的时间。队长们一个个都是铁板面孔,俨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化身。他们和李队长毫无相似之处,李队长完全够不上这个制度的化身。名为“人民内部矛盾”,现在我过的和感受的却完全是一个社会主义囚徒的生活。

在移监之前,我已经从《人民日报》报道的字里行间猜出国家形势并非大好,但是我无从知道情况坏到什么地步。我们到达三分场那天,曾经指望吃到一顿一般给新来的人吃的好一点的伙食。不料我们吃到的却是萝卜片和山芋片的清汤。汤里没有一个油星子,饭后不用洗碗。有些人吃了山芋很高兴,因为东北太冷不种山芋。还有些人说大伙房没空给我们做一顿好饭,但迟早会吃到的。当天晚饭吃的是同样的东西,随后两天也一样,而且一天三餐改成了一天两餐。第四天,清汤里没有山芋,增加了萝卜叶子。我们觉得肚子总是饿,但是照样每天下地劳动。

有一天,我们的任务是收割大白菜,装上卡车运往北京。每一颗大白菜都装车之后,值日队长教我们把掉在菜田里的菜帮子都捡起来。我怯生生地问他:“干什么用?”他答道:“你们明天的伙食。”于是我们把菜帮子都捡起,装进箩筐,准备送往伙房。队长喊道:“回来。你们为什么没把干菜叶捡起来?”我感到莫名其妙,又问他:“干什么用?”队长胸有成竹地说:“你们春天吃。”我的心往下一沉,我的双手按他说的去做。

食物,或者不如说,缺少食物,成为我们的心病。难友们无止无休地谈论他们吃过的好东西,把各色美味佳肴吹得天花乱坠,还煞有介事地交换食谱。他们互相倾诉夜以继日的饥饿如何煎熬他们的肠胃,又把他们变成老皮厚脸的、沉迷精神会餐的饕餮。与此同时,伙食越来越坏。到后来,真正的粮食完全不见了,给我们吃的是“代食品”。一般的主食是用代食做的粥或窝头,用的原料是干白菜叶和一种用玉米杆的根部磨成的粉,据说其中含有10%的淀粉。我们无从知道这些代食品含有多少养分,但是我们当中马上就出现了可怕的、鲜血淋漓的消化道问题。一名年轻的俄语教员,由于长期便秘,差点儿因肠梗阻送了命。

星期日午餐改善伙食,供应蒸山芋干,每人一斤。我们一班二十多人同吃同住,班长开动脑筋,请一位过去制造精密仪器的行家,就地取材,做了一杆提秤。他用这件精密仪器小心翼翼地把这宝贵食品分成均匀的份额,发给各人。在他运作的过程中,几十只眼睛都紧盯着他和他手里的秤杆,在运作完成以前任何人不得开吃。山芋干中往往有一些变质的,谁分到谁倒霉。

有一天,我分到的一份里有好几片实在无法入口。我一狠心把它们扔在门口一条大家夜间用作小便池的水沟里。一位难友、前共产党员,马上跳下去,把它们捡了起来。正当他把它们一片一片往嘴里塞,一名队长走到他面前,呵斥他说:“快扔掉!你不要脸!你还当过党员哩!”他回答说:“但是我饿啊!饿啊!”他继续咬嚼,直到吃完为止。晚间政治学习,我和他都受到严厉批评,我的罪名是浪费社会主义的粮食,那位共产党员的罪名是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他唯一的回答是:“但是我饿啊!饿啊!”

其它一些饥饿难忍的难友开始搜索新的食品资源。有一位逮到一只田鼠,他趁队长不在眼前,捡到两块砖和一些干树枝,点起火来把它烧熟,狼吞虎咽吃下肚。还有一位逮到一条蛇,他送到伙房去,让一个伙夫做成一锅蛇羹,两人饱餐了一顿。

我既无想象力又无本领去开发非正统的食品资源,在全中队是第一个严重浮肿病号。我人很消瘦,下肢浮肿,两腿软弱无力,下地劳改时常在路上跌倒。我不知道自己脸上是什么样子,因为周围没有镜子,但是从战友们枯槁的面容,我不难想象自己已经面目全非。不久之后,我上了严重浮肿病号名单,享受一份“革命人道主义”的食物补助。每天晚饭后,我去伙房领一个用旧报纸糊的口袋装的麦糠,和一碗猪骨汤,那是用农场养猪场饿死的小猪骨头做的。我成了难友们羡慕的幸运儿。可惜我的好运为时不长,因为小病猪和麦糠的供应都断绝了。越来越多的难友的浮肿也越来越严重,但是他们来不及分享我短暂的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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