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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假象与真相(53)

18.1.2、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打倒武训作为序曲唱罢,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正式上演。这种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是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行为,因为《共同纲领》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的自由权。”

1951年9月,毛泽东统治区开始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大知识人,在劫难逃,小知识人,也难逃劫难。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这些有知识的人向居于优势地位的中共党组织表示忠诚,老实交代清楚自己的历史,开展自我批评,接受外来的批评,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否改造好了,关键是看能否通过充满个人崇拜思想,已经奴在心的群众的关口。从大知识人到小知识人,整个毛泽东统治区的知识人,都受到了一次奴在心的思想改造。好些知识人受不了奴在心为目标的思想改造的折磨而自杀。

当时是南开大学学生的康国雄回忆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先由校方召开动员大会,把同学们都发动起来,批判一些有声望的教授,同学们按照上面的意图准备发言内容,上纲上线批判一通。不管批得对不对,牵强附会似是而非的观点都可以在批判会上发挥,因为对方没有发言和辩护的权利。”

带着崇高的报国之心和满腔的报国之情,抛弃美国的优厚待遇于1950年3月回到祖国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数学界首当其冲,经过半年多的折磨,低头检查了九次才通过。小知识人——中学教师米嘉瑞,只因同事认为他有些骄傲,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便被扣上帽子,连续批斗3天后,精神失常,最后竟被逮捕而死于狱中。

开通民智的思想被封闭,为以后祸国殃民的、疯狂的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预先平整了土地。1954年毛泽东主持修订宪法的时候,将中国人天生应该有而且《共同纲领》特意写明的思想自由权取消了。

18.1.3、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

当然还是有改造不好的知识分子,毫无疑问胡风先生是一个。

鲁迅的密友胡风,杰出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和诗人,早在“解放”前就提出与挂名毛泽东著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同的文艺观点。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送了一份27万多字的报告《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就文艺问题继续陈述自己的意见。该报告凝聚了胡风对违背文艺发展规律的理论原则与领导方式的深刻剖析和强烈愤慨。胡风戳痛了以崇拜毛泽东为纲的社会脊梁,难逃倒霉命运。

毛泽东凭空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于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演变成了政治上、组织上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在揭批、清查过程中,有2100余人受牵连。到1956年底,有78人被定为子虚乌有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其中23人被定为骨干分子,被实行了专政。

鄙人家乡广东兴宁墨池村,也有一个反胡风运动的受害者——卢怀光。抗战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曾经担任中共兴宁县临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文人卢怀光,虽然他跟胡风没有什么通信联系,但是被毛泽东胡吹出来的“反胡风”狂风波及之下吹进了监牢,失去了人身自由。虽然卢怀光最终脱身于“胡风分子”陷人坑,但是如同断线的风筝,公职没了,虽经努力,难以续上。失去了共产党党籍回到农村劳动改造的文人卢怀光,在文革期间面对被“革命群众”活埋的威胁后,死于自杀。

18.1.4、肃反运动

1955年5月,毛泽东捏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以此为引子,开展了“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进而扩大为整个毛统区的肃反运动(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示》作出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均占5%左右的估计。这次肃反运动,经过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到1957年基本结束。在1800多万职员和人员中,确定10万多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冤枉了多少人,难说得很了。肃反运动,为后续的反右运动预埋了地雷。在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专门规定了一项:“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应划为右派分子。文人杜高,逃得脱被肃反的厄运,终于逃不出右派分子的厄运。

18.1.5、取消中国人的思想自由

通过1950年3月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通过1955年5月开始上演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通过1955年7月开始的肃反运动,通过1957年6月开始的消灭民主的反右派运动,通过1959年9月开始的无中生有反右倾运动,中国人的思想自由被彻底取消。

18.1.6、毛泽东收获惊人

实行以崇拜毛泽东为纲的愚民政策,毛泽东收获惊人。本书8.4.1《老百姓狠斗“私”字一闪念》所述狠斗“私”一闪念的年四旺,就是典型的愚民。这种愚民,很多过了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仍然执迷不悟。广州《老人报》2007年8月8日第8版文章《那一年我九死一生》的作者晓歌女士,毫无疑问属于不醒悟的一族。她在文章中写道:

【1969年初,我报名去江西峡江县插队。刚要走,却查出扁桃腺肿大化脓。匆匆入院做手术,出院后一周就下乡插队了。当时身体十分虚弱,连稀饭都难以下咽,但我没有任何的犹豫,心已飞往革命根据地。

到生产队后,我便和同学们一起出工。扛毛竹、插秧、翻土、挑牛粪。我开始腹泻,无论服什么药都无济于事,腿脚肿起来了。那时我才十七岁,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支撑着,又觉得自己“出身不好”,更要经历脱胎换骨的改造,所以坚持天天带病出工。

两个月下来,我竟瘦掉了三十斤,还开始拉带脓血的大便,下腹隐隐作痛。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又吐又泻,发起了高烧,还不停地说胡话,神志不清。女知青们吓坏了……

第二天清早,大队民兵营长把我从山坡上的知青屋背下来,拖拉机上面放着一张竹床,垫了三床被子,他们又给我盖了三床被子,但我仍在打寒颤,连抬抬头挥挥手向大家示意的力气都没有……

到了公社卫生院,我很快得到了抢救。我父母闻讯后,焦急万分,哥哥来赣将我接回了上海。回沪后换了好几家医院,过了两个多月才查出我肠子里长了个瘤子,随后开了刀。

手术后,我没有听从家人的劝告,很快就返回江西。……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那时候拼体力拼青春留下的疾患随着更年期的到来越发加重了。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身体这么差?我知道那是知青生涯留下的,但我仍不愿诋毁那令人刻骨铭心的岁月……。我们虽然丧失了在课堂上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最佳时机,但在艰苦的生活中得到了磨练……

那一段人生经历,对我来说,是一笔终身的财富,是一段珍贵的阅历,是一门深刻的课程,令人永远难忘。】

以崇拜毛泽东为纲的愚民政策,将亿万中国人变成单向思维只会考虑工作,不会正常考虑生活的工蚁式体力劳动者。晓歌女士从小到大一直受愚民教育,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极差也要积极参加体力劳动,就是毛式愚民政策的典型成果。青春少女如同无头苍蝇一样只知道拼体力拼青春干活,实际生活中受苦受难的她,过了三四十年仍然赞美而不愿“诋毁”那个无数人经历而且自己亲身经历无谓九死一生劫难的岁月,此女崇拜毛泽东思想中毒之深肯定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了。

18.2、打肿中国人的脸毛泽东充胖子

先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第663页一条内容:

【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伟大方针的胜利——欢呼我国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196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蔡正”的文章。文章透露,从1950年到1958年,中国先后发行过6次公债,发行总额为38.4亿元,加上应付利息9.8亿元,还本付息总数共计48.2亿元,已在去年年底全部还完。在中国建设初期,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期间,苏联曾向中国提供过援助借款,本息总共14.06亿新卢布。此项外债,中国一直按期归还,已经在1965年初提前全部还清。】

1965年初提前全部还清外债,这是自私的毛泽东好大喜功打肿中国人的脸由毛泽东冒充胖子的成就,遭灾难的是穷困的亿万中国人。

1960年,正是中华大地每天成千上万饿死人的时候。7月16日,苏联以中国不信任苏联专家、不尊重苏联专家建议以及向苏联专家散发反苏文章为由,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毛泽东即于18日在北戴河会议上大谈自力更生问题。虽然苏联照会并未提出还债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却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请苏联欠帐。周恩来把帐算出来了:尚欠79亿卢布。他说,按80亿卢布算,过去我们每年还他5亿左右的样子,如果按5亿左右算,我们要16年才能还清。如果提高一点,每年按8亿算,那我们要10年才能够还清。其实我们欠苏联的债务152亿卢布里面,真正经济建设所用只占四分之一,其他四分之三都是抗联侵韩的时候苏联卖给我国的军火费。

毛泽东说,各地方、各部门要下决心把东西挤出来。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得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把钱挤出来还债。

如此困难的时候把钱财、物资集中起来提前还债,真是打肿中国人的脸让毛泽东充胖子。

实际上苏联不但没有逼债,而且还帮助我国渡过难关。

①被动借粮。1961年,周总理出差到东北,看到东北粮食困难,提出向苏联交涉,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这样做了,使东北的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

②主动借糖。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部长叶季壮,1961年4月在莫斯科发表讲话,对于苏联政府“提出不计利息现在借给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由中国以同等数量归还”表示感谢。《人民日报》1961年4月10日第3版《中国对外贸易部长叶季壮的讲话》摘录于下:

【苏联政府同意我们1960年贸易业务中的欠账在今后五年内分期偿还,并且不计利息。还提出不计利息现在借给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由中国以同等数量归还。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大饥荒刚结束不久,1963年1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在我们最困难的这几年,正是我们偿还外债最多的几年”。惟我独尊的毛泽东多有成就。

不顾中国人的饥寒交迫而提前还债,已经离谱,更离谱的是不顾中国人的饥寒交迫而撒钱到外国给毛泽东买名声,参见本书7.8.1《毛泽东对外撒钱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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