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1、毛泽东关于深翻土地的亲笔批示
1958年11月初，在一份别人拟写的，已经贯彻了蠢蛋毛泽东8月17日指示“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而且对中共中央文件《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有进一步提高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的文件初稿“从一九五八年起，所有的耕地每三年轮流深翻一次，深度从一尺到三尺”的后面，蠢蛋毛泽东亲笔加上了一段更加走火入魔、蠢不可及的文字“一部分还要更深些，例如深达四、五、六、七尺。”
据鄙人所知，移栽大树的树坑底部会有一些翻过的土，但是没有深翻土地深达四、五、六、七尺的，种植根系并不大发达、强壮的庄稼，居然要深翻土地深达四、五、六、七尺，也只有毛泽东这个独裁大蠢蛋才能提出并且做出这种白日梦似的决策。从这个决策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大蠢蛋。
由于深翻土地一来太费工，二又不增产，因此对深翻土地的批评越来越多。1959年7月开始的庐山会议上，一部分干部就提出批评，批评中央没能当机立断停止这个运动。
一些科学家也转弯抹角公开表明他们反对毛式深翻土地的态度。1959年9月5日《人民日报》第7版发表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的一篇文章——《关于今年秋播小麦技术措施的几点意见》：
【……根据大量的观察资料，不论耕深从六至七寸以至于六至七尺，根系的密集层一般仍在零至六至九寸的土层以内，85%以上的根系也都在零至一点五尺的范围。这是因为土壤中氧气分布随深度的增加而递减，根系生长需要氧气，在缺氧的情况下，好气性土壤微生物如氨化菌、硝化菌、固氮菌、纤维分解细菌、矽酸盐细菌等的活动受到抑制，养分的转化过程发生障碍，根部组织的呼吸作用和代谢机能遭受破坏。另一方面，随着耕地深度的加深，劳畜力负担和机具损耗都急剧地增加。在南方稻麦两熟田如果翻得太深，第二年种水稻时平田花工很多，而且造成地面不均匀，稻苗生长不一致；同时在过深的烂泥中耕作比较困难，工作效率低，不利于水稻丰产栽培。
针对这种情况，特别是考虑到目前劳畜力和机具性能的限制，不论南、北方，一般旱地耕深以六至八寸为宜，水田以六寸左右比较适当；丰产方如有条件可深耕到一尺左右。……】
但是，在蠢蛋毛泽东一言堂的浩劫社会，任何直接质疑毛泽东思想的言论都会给自己招灾惹祸自不待言，拐弯抹角质疑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也是没有好结果的。1959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第2版发表题为《坚持深耕深翻》的社论。社论反驳了三大“荒谬议论”：“深耕深翻不但不能增产，还要减产。”“深耕深翻虽然可以提高产量，但是不施大量肥料还是不能发生作用。”“深耕深翻花费劳力畜力太多，在目前劳力畜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不宜普遍提倡深耕深翻。”
13.3.2、采用深翻等措施计划亩产十万斤的“七七试验”
在毛泽东制定的“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当中，最容易验证其有效性的是“土”字（是否深翻土）、“肥”字（是否多施肥）、“密”字（是否密植）、“管”字（是否管理到位）。
由于蠢蛋毛泽东说了“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中共中央就出来文件《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并且在1958年9月11日发表于《人民日报》。9月16日，根据中共河南省委、新乡地委关于深翻土地的指示，中共获嘉县委要求全县农村深翻土地1—3尺，以提高农业产量，实现农业大跃进。在这场运动中，中共中央联络部下放到获嘉县城关公社宋庄大队的21个青年干部，喊出“小麦亩产超万斤”的口号，在这年冬搞起一块“七七试验田”，计划亩产十万斤。
“七七试验田”的主要内容是：选7分地，深翻7尺，施化肥700斤，施农家肥7大汽车，耙7遍，下种子700斤，计划收粮7万斤。他们将从外地运来的几千斤腐烂的动物皮渣，与人粪尿、农家肥混合搅拌成为混合底肥，边垫地边翻地，边施底肥，整整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才将整个试验田深翻一遍。
按计划收粮7万斤计算，每分地必须下一百斤种子，超出正常下种量百倍，采用木耧根本无法播种。他们经过研究，决定将700斤种子全部进行撒播，一直撒了几遍，才将麦种撒完。用浮土覆盖麦种后，再用提灌形式进行浇灌。小麦出苗后，麦苗稠得像汗毛马鬃一样，下放干部们也急了，又发动二十名群众拔苗。过了一段时间，麦苗密度还大，又用镰刀将麦苗的上半截儿割了一次，喂养大队饲养的牲口。
次年，麦子起秆后全部倒伏，不多日，压在下面的麦子就发黄腐烂。下放干部们又到盛产竹子的博爱县运来大量细竹竿，采用分垄梳篦和捆绑搭架的方法，将倒伏的麦子全部扶了起来。为改善麦垄间通风条件，他们还调用全大队仅有的7台人工喷粉器，分班轮流向麦垄里鼓风。他们还别出心裁地拉起手风琴，向试验田演奏歌曲，打开当时还很稀罕的收音机，天天向麦子播放音乐，以达到音乐催长的目的。他们想了许多的办法，但是终究未能实现小麦高产。小麦收获后，7分试验田只收了163斤枇麦，连种子也远远没有收够。
1958年至1959年认真贯彻蠢蛋毛泽东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实行深翻、密植、多施肥、管理特殊等措施的“七七试验”，留下了失败的惨痛教训。但是，生于1960年的鄙人及同龄人们，在中小学读书期间还是被要求熟记背诵毛泽东亲自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
毛泽东对自己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的“土”字的理解及实施，我找到了直接的证据；对于“肥”字、“密”字，我只找到了间接的证据。在奴才政客陶铸1958年7月15日所撰写的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中，有下面的内容：“过去每亩施肥几十担就算是大事了，现在一亩田下它几千担甚至万担以上，都是平常事。”“通过以密植为中心的一连串的生产技术改革，我们的增产速度将以更快的步伐向前跃进”。
13.4、一干就干大的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到了山东省进行视察。当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在历城县北园乡北园农业社视察了大片藕田和丰产稻田。他一边看水稻，一边向社主任李书成询问水稻的品种、深耕、密植等情况，李书成一一作了回答。当毛泽东问到计划产量时，李书成说：“50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2万斤，现在我们要争取产4万斤，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
毛泽东真是百分之百的大蠢蛋，如此没谱的话他居然听进去以后还那么高兴，给以赞颂。难道李书成以前没想增加产量？这时候才想？中国人种粮食种了好几千年，到李书成能掌握的时候才每亩二、三百斤，现在计划亩产4万斤，突然增加两三百倍，难道不值得怀疑？就凭毛泽东亲自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粮食产量就成倍、成十倍、成百倍地增加产量？那毛泽东岂不成了古往今来最神奇的农业圣人？毛泽东之蠢其实也可以理解——名令智昏之至也。如果没有毛泽东这个好大喜功的蠢蛋当中国大陆地区的最高领导人，1958年毛统区也就根本不可能出现那么多遗笑天下的“粮食高产卫星”。
自古以来的昏君，都不是真正昏庸不知事的人，而是那些能力不足而又喜欢自作主张的人。毛泽东能够成为当之无愧的蠢蛋昏君，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自得其乐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二是缺乏基本常识，那种缺乏程度，简直就跟圈养在猪圈里的“蠢猪”一个水平；三是自作主张，强制推行自己的意志。毛泽东不但对农业不懂装懂、对工业不懂装懂，对很多领域都是不懂装懂。
13.5、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第588页的部分内容：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7）7月8日毛泽东从武汉写给在上海的江青的一封信。它不是普通的家信，内容包括了毛泽东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战略设想……。他说：“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治理大国要象烹饪柔弱的小鱼那样小心，不要过多翻转，否则即可能肉烂骨散。老子的智者高论，比照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始作俑者毛泽东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蛋。隔几年就把自己的文明通过天下大乱毁灭一次，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最大的蠢蛋，舍毛泽东其谁？
13.6、高贵者最愚蠢
1958年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发出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毛泽东时代可谓家喻户晓。“卑贱者最聪明”很难说是正确的，在毛泽东时代几亿卑贱如奴的农民，被毛泽东人祸送入大饥荒浩劫，还要歌颂超级奴隶主毛泽东的伟大，很难把“最聪明”的帽子戴到他们头上。但是，“高贵者最愚蠢”用在毛泽东自己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当毛泽东成为几亿中国人中地位最尊贵的人的时候，也是他最愚蠢的时候。
在中华大地权力最高峰待了十年以后的毛泽东，变成了一个一百之内数数都数不清楚的蠢货。当他已经68岁的时候，却认定自己才66岁。有他写的字条为证。
1960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7周岁生日，当天他给身边的人写了三张字条，最后一张有下面的内容：“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在李银桥、韩桂馨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第362页，可以看见这张字条。按照中国传统计岁习惯，出生第二年就是两岁，年年上升，如果毛泽东不是愚货，这时候他应该知道自己早已经68岁，条子上应该写“明年我就有69岁了”。如果按西方计岁习惯，毛泽东此时应该写“从今天开始我就有67岁了”。毛泽东写“明年我就有67岁了”，明摆着他用的是中国传统计岁方法。
13.6.1、蠢蛋毛泽东使中华大地一切遭殃
在空前绝后的蠢蛋毛泽东肆意妄为下，中华大地山遭殃、水遭殃、树木遭殃、河流遭殃（例如，为了达到毛泽东要求的1958年钢铁产量翻番目标，河南省几百万人进驻大别山砍伐森林，个别山区县树木被破坏殆尽；长江上游的四川省森林区，被毁林木达几十万亩，加剧了水土流失，增加了长江泥沙含量，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后果。到处拦河建水库。完全漠视水文水利专家黄万里的意见：“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为了实现“圣人出，黄河情”，黄河上修建了三门峡水库，1960年9月建成蓄水不久就由于库区泥沙淤积进而造成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淤积末端迅速上延，渭河河床大幅抬升，影响到西安及关中平原和渭河下游工农业生产的安全。
1975年8月淮河水系石漫滩水库、板桥水库等诸多水库垮坝，是对毛泽东时代人为破坏河流的最直观报复。水库垮坝所致的大水与通常的洪水具有极为不同的特性，这种人为蓄积的势能在瞬间的突然释放，具有无法抗御的巨大的毁灭力量。板桥水库往下的汝河沿岸，14个公社、133个大队的土地遭受了刮地三尺的罕见的冲击灾害。洪水过处，田野上的熟土悉被刮尽，黑土荡然无存，遗留下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鲜黄色。遂平县文城公社，全公社36000人口中，有18000余人遇难；该公社魏湾大队1700余人中有近千人丧生；该大队三小队256口人中仅存96口，有7家人绝户！河南省有29个县市、1700万亩农田被淹，其中1100万亩农田受到毁灭性的灾害，1100万人受灾，85600多人死难，致使纵贯中国大陆北京至广州的京广铁路线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8天，影响运输48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正行驶到这里的一列客运列车，被突如其来的巨大洪水冲翻，司机和车上的乘客无法逃脱，全部被淹死在车厢中。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说：“中央领导已经决定这次水灾不作公开报道，不发消息，特别是灾情不作公开报道，而且还要保密。”当时记者写的东西，所有都不准公开见报，有的甚至连内参也没有刊登。
湖泊遭殃（围湖造田，洞庭湖等很多湖泊大面积缩小），矿山遭殃（大跃进产生空前大矿难）、土地遭殃（深翻土地、水土流失），飞翔在天的动物遭殃（消灭麻雀运动），行走在地的包括人在内的动物遭殃（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折磨人，全国农业学大寨开山造田使野生动物生存空间大幅减少；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饿死五千多万中国人，经济损失1200亿元，耽误时间8年；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整了上亿人，整死了两千万人，损失了8000多亿元人民币），田地里种植的包括水稻、小麦在内的植物遭殃（高度密植庄稼，使它们缺少足够的生存空间难以成长；大炼钢铁运动、深翻土地运动又把成熟的粮食荒在田地里烂掉）。
毛泽东人祸大饥荒年代的1960年10月20日，新华社报道，一个声势浩大的小秋收运动，正由北到南全面展开，各地党委加强领导，调查资源，安排劳力，见缝插针，大搞突击，把能吃、能穿、能用、能烧的野生动植物都收回来。野生动植物全遭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