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代代相传，北大终于又见学术良知！“修宪大会”甫一落幕，北京大学元培学院三位院长集体辞职，垂范师生，拒做犬儒，在国内外社交网络“炸了锅”。——遗憾的事，事实并非如此，这起社交网络事件本身就是一个犬儒典范。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前常务副院长李沉简教授的确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挺直脊梁，拒做犬儒”，很快在网络热转，引发轩然大波。网传李教授在微信群中解释说：“谢谢大家关心。只是一篇纪念元培先生的文章，原来发在元培学院内部的；本来和职务无关。很快被删了，结果反而后来越来越转得多。我不再任职元培学院，但是还在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做。还好。再次谢谢！”
在中文世界广泛使用的“犬儒”，和源于古希腊哲学的犬儒主义意思关联，却并不等同。它同样头脑清醒，看穿一切，却未必同样精神超然，睥睨一切。恰恰相反，中国犬儒者怯懦卑微，精心算计。李教授在文章中说，“不仅民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好死不如赖活着’之类犬儒的生活教条深入人心，高级知识分子里的无耻之徒丝毫不比普罗大众少”。他列举了古代畏惧权贵指鹿为马的臣子，当代满腹诗书的墙头草郭沫若，以及为大跃进浮夸风摇旗呐喊的钱学森。但是他认为，“在漫长的历史中总有火种还顽强地燃烧。在北大，蔡元培、马寅初、胡适、林昭……承载着北大人的傲骨，公民的尊严”，呼吁师生“挺直脊梁，拒做犬儒”。
吊诡的“钱学森之问”
文章中特别提到，“更可怕的是像经过加州理工学院最良好科学训练的钱学森也连篇累牍地在报纸上为‘亩产十几万斤’这样尽人皆知、笑掉大牙的谎言摇旗呐喊，而且还舔着脸发‘钱学森之问’”。吊诡的是，网传李沉简教授和元培学院院长鄂维南，以及另一副院长张旭东集体辞职，抗议当下学术界的政治窒息，而三位教授跟钱学森的经历何其相似：在美国接受了良好的学术训练，并在美国高校任教多年，然后被中国政府诱劝回国，“参与国家建设”。
其中的人文学者张旭东教授，回国后先事薄熙来主政时的重庆大学，为当时的“重庆模式”高唱赞歌。薄熙来锒铛入狱，张教授不仅没有站出来为他的政绩说句“公道话”，而且立马转身吹捧习近平的“中国梦”，为“这样尽人皆知、笑掉大牙的谎言摇旗呐喊”。张教授大概不觉得这是“谎言”，而是造福人类的“正能量”。钱学森当年也这样想的吧。
“三院长集体辞职”的壮举传闻中，除了李沉简教授写了这篇“与职务无关”、“内部发表”的纪念文章外，另两位纯属“赶鸭子上架”。张旭东教授在接受香港《星岛日报》采访时说，此消息是“一派胡言”，自己不仅仍是副院长，次日还要与鄂维南院长一齐接待外宾。
挺直脊梁，继续做犬儒
此消息仍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显然，除非组织上要求消除影响，三位院长及前副院长并不觉得需要向公众澄清事实。一些微信营销号本无所谓真相，只要能带来点击量就要传播。那么这样的消息为什么受公众欢迎呢？
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近年来当局全面打压言论自由，抓捕人权律师和异议人士，窒息学术空间，公众太压抑了，乐见有人振臂一呼，即便不能带来改变，至少也能出口大气。这个解释有道理，但并不是全部。中国并不缺乏敢于出声的义士，王炳章，刘贤斌，陈云飞，郭飞雄，吴淦，刘萍、王全璋，伊力哈木，张海涛……作为反抗者，他/她们的认知、勇气和行动都远在“三教授”之上，但是社交媒体很少见到他/她们的名字。
一个流行的说法是：体制内的反抗者更需要勇气。如果这是指他/她们为了公义，愿意放弃既得利益，的确令人敬佩。但是，如果这是指体制内的反抗意味着更多危险，或者更有效果，则未必是事实。刘晓波、曹顺利、伊力哈木等等都曾经在体制内，而且位置还不低。假如他/她们小心翼翼地留在体制内，即便表达异议，也会受到体制的保护。但是，如果你的反抗真正威胁到体制，那么你会立即被体制清除出去。像李旺阳、刘贤斌、陈云飞等始终处于体制外的异议人士，一开始就可能遭到肆无忌惮的迫害。
人们热衷于传播“三院长辞职”之类的消息，正是因为它的犬儒特征：既能让人感觉国人良知未泯，又没有支持实质反抗的危险。假如李沉简教授变成了刘晓波，也就很少会有人这样慷慨激昂地称颂他了。对此，李教授在文章中所言极是：“这样的犬儒和无耻何以盛行？除了人性中固有的懦弱和卑微，社会几千年来对敢言者的持续绞杀当属首要原因。从文字狱到株连十族，当敢于‘一士之谔谔’的人被消灭的时候，负淘汰的结果自然剩下的是‘千士之诺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