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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的顾虑

1950年,汤用彤(执笔者)

我从旧书摊上拣得一册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上册已不知散落何处。此书是1944年在重庆翻印的,所据初版本为1938年6月商务版。这本书是汤先生的传世名著。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过,1962年再印。1983年作为“汤用彤论著集之一”又印过一次。前两次重印,汤先生都写了“重印后记”,特别是1955年版的后记,能见出当时汤先生的心态。

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专业本身与政治分不开的,如搞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的那些学者,像钱端升、费孝通、吴景超、储安平等,这些人最容易出事。二是专业本身与政治无关,但学者本人却对政治有热情,像冯友兰、潘光旦、雷海宗和一些自然科学家,这些人遇事多数也难幸免。还有一种人是专业与政治无关,本人对政治也不热情,像陈寅恪、陈垣、汤用彤。

按说这种纯粹的学人,又都是公认的大师(二陈和汤均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人文和社会科学组的院士),由于远离政治,他们本应无不适感,因为他们从事的学问,与政治的变易并无多少关涉。但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陈寅恪人们说得很多了。陈垣后来也说了许多合时宜的话。

汤用彤的经历还算平静,但他的心境已不从容,不清静。汤先生的名著是1938年在长沙发行的,当时抗战已开始;北大、清华、南开迁至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汤著初版时有一“跋”,汤先在“跋”中只述与学术有关之事,并述及自己的治学经历,虽然用语谦虚,但也能见出学者的自信:“然敝帚自珍,愿与多年研究所得作一结束。惟冀他日国势昌隆,海内又安,学者由读此编,而于中国佛教史继续述作。俾古圣先贤传大之人格思想,终得光辉与世,则拙作不为无小补矣。”(《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汤先生生性忠厚,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锡予寡交游,闭门独处”(见该书155页,台湾东大图书公司)。还说汤先生在朋友为学互相驳难时,“论佛学,锡予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同上)可见汤先生性情之忠厚。

梅贻琦掌西南联大时,在人事安排上较偏重清华,如当时文学院院长一直由冯友兰担任,而没有轮及北大。钱穆就说:“如汤锡予,岂不堪当一上选”(同上,190页)。钱穆对汤用彤的评价是“独立不倚,极高明而道中庸”(麻天祥《汤用彤评传》323页,百花洲文艺版)。40年代末周炳琳致函胡适述及北大情况,说:“锡予兄处事稳重持平。深知各方面情形,数月来局面之维系,孟真实深得其助。”(《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13页,中华书局版)

对那些好说话易冲动的人来说,经历新时代,看不惯就要说,这一说就麻烦了。但像汤先生这样性格、这样学问的人也变得不由自主起来,是很令人深思的,甚至他还说出这样的话:“回头来看这一部旧作,感到非常惶悚。”(《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重印后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

1955年,对知识分子来说,已经经过了思想改造运动,有过了批胡适、批胡风,像汤先生这样谨小慎微的人,没有触动不可能,所以才有这样主动的检讨:“在这一部书中,我没有能够认识作为宗教的佛教唯心主义的本质,没有能够认识它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我只是孤立地就思想论思想、就信仰论信仰,这显然不能正确地认识佛教在中国文化思想领域中所起的反动作用。因此,对于佛教的估价也不可能是正确的。”(同上)

读这篇“重印后记”,从言语行文中,能感到汤先生的心情,处在一种悄悄不安之中,学者都希望自己的著作能有更多的读者,但重印旧著,又生怕惹事生非,生怕承认自己的过去,总是在一种否定旧我的心情中,试图找到与新时代的契合点,但这哪里可能呢?汤先生的研究方法本来是很先进的。但他也只能说:“应当肯定,在旧的观点、方法支配之下所进行的考订研究工作,它可能取得的成绩终归是有限的。”(同上)

《汤用彤评传》的作者麻天祥说:“这如不是过分谦虚之辞,则必定是违心之说。”(见该书119页)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与时代的学术环境和学术精神是一致的。如果说汤先生的违心之论是有道理的,那按新的方法、新的时代精神来研究学问,应该达到比过去更高的水平,但事实是无情的,今天研究佛教的人,还得看汤先生的旧著。

(选自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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