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在新四军的司令部
那个被掳过的干部担任响导，他说我们的部队还距孙家集有五里多路，新四军和他谈话的一个司令员在不到孙家集一里的一个小村邱坪住着。
“从这里转一个弯，前面就可以看见了。”他刚一举起手正待指给我看，路边蜷伏着的一个小鬼，突然站起来，出现在我们的前面。
“站住，不许动！”小鬼举起枪描准我们，他穿着一套很不合身的大军服，举一举枪，裤子几乎要掉下来。
我们那个响导贴过去，和他轻轻的说了几句话，然后他仔细的打量了我一下，再命令我们不许动，他就走开了。不到五分钟，他就带来另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干部，据说是一个连指导员，他略问过我们几句话，就把我们带了进去。
走了一里多路，连指导员就把我们引进一个小村落，我们再随他进去，里面熙熙攘攘有一大堆穿便服的人，据说这是一个区公所，指导员把我们交给其中的一个，然后又进来几个拿梭标（他们称为红缨枪）的农民站在我们身边，以后，其它的工作同志大概都知道了我们的身份，一个个走近，好奇的看着我们。
“这个就是土匪头子吗？”其中一个说。
“土匪头子逮了，为什么不把他绑起来。”又一个说。
“这个土匪头子年青得很呢，还很斯文呢。”有的又这样说。
我抬起头，看了他们一眼，也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他们怎么说我是土匪头子呢？
这天晚上，一个新四军的干部带着两个武装士兵，又把我们从区公所提出，说是带我们见司令员去。然后他又考虑了一下，把我的响导（我们那个被掳过的干部）和我的卫兵留下，带了我一个人去。
我们走到牛王铺，说是到了，那个押送我的干部进去一问，才知道今晚司令部已经搬了。于是我们就在牛王铺草草休息了几个钟点，其实我一分钟也没有入睡，天还没亮，我们又继续启程。又走了一整天，到达曹市。司令部设在镇东二三里的一个小庄上，在这里，我见到了当时的苏豫皖边区纵队司令员彭雪枫。
谈话开始，先由立在彭雪枫身边的一个钟主任（据说是政治部主任）问了我的部队人数、武器、成立经过……，然后是彭雪枫讲话，大意是：共产党是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凡是抗日的朋友，我们都欢迎合作，但是必须接受革命的领导……
彭雪枫接着就提出，要我们先交出武器，再把我们调到比较安全的地点受训。
“彭司令员，假如要弟兄们交出武器的话，可能会引起误会的，我觉得这——”我说。
“那你说怎么办，所有的反革命部队接受收编的时候，都和你一样狡滑，都借口弟兄们不答应，其实弟兄们都是工农份子，没有不反对你们……”
我听到这几个“反革命”的字眼加在我的头上，尤如晴天霹雳，几乎立刻要跌倒。
结果，我们的部队正在接受改编时，有个新四军的干部对我说：
“彭司令员还有话对你说，你随我去。”他把我带到另一条小路上去。
“你就暂时在这里等着吧。”他又把我带进一间草房子，里面有一个新四军的士兵，会意地把我留下，那个干部就走了。
这草房子，有一个小勤务员不时来去，吃饭的时候，也是他提着送来。这附近当然有一个机关或部队，是属于哪一部份我就不知道了。
我走进走出，那个士兵和我寸步不离，乃至我大便的时候，也站在我身边。从不和我多说话，我也不便问他，恐怕增加他的疑窦，有一次他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说是江苏人。他说：“不是，不是，你绝不是江苏人，我到过江苏，你的口音根本不对。”从此我们之间的话就更少了。又有一次，当小勤务员送饭来的时候，他翻开热烘烘的馍馍一看，突然对我说笑起来：“你看，这馍馍做得又圆又长，简直像个鸡×。”说完，他突然又收敛了他的笑容，觉得刚才失去了他的尊严似的。
那个士兵不知什么原因，四五天后就调走了，新来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兵油子，满脸髭须，结实的大块头，当接替那个士兵的时候，他世故地看了看我。随后，当我们俩之间寂寞了不多一会儿，他就和我搭起腔来：
“你在这里关了几日了？”
“不，怎么好说是我关在这里？我等着四五天了，彭司令员要召见我呢！”
“彭司令贝要召见你？”他惊讶的问了我一句，又怀疑地瞥了我一眼。“真是怪事。”
“难道有别的事吗？”几天来蕴藏在我心中的一片疑云，经过他这一提，倒立刻需要找到一个回答。
“啊，没有什么。”接着，他又自言自语起来：“老子当了二十多年兵，所见到的怪事可真多。哈哈，我们这种当兵的，在哪里干都是一样的。”
一说到他的当兵，他话锋更健，讲个不停：
“老子起初跟吴佩孚，后来又跟了老冯，老冯垮了，就跟了老蒋，后来又当过皇协军，我们奉令清乡，新四军来，我们一举手又变成新四军了……”
我们之间渐渐做起朋友，他埋怨他当了二十多年兵，升不到一个官儿。
我们这间房子内，除了送饭的小勤务员常来以外，有时也偶尔有一两个新四军干部来走走，打个转问几句话就去了。在这种场合，他有时故意厉声的骂我一阵。当干部们走过以后，他又陪着笑脸，走过来拍拍我，向我解释：
“不这样是不行的，他们都说你是反动派、土匪和叛徒，其实我看你根本不像个坏人。老弟，我待你也不错，想来你也不致于出卖我，我老实告诉你，见什么彭司令全是鬼话，你的问题恐怕麻烦得很呢。”
我低着头，不发一句话。
“你告诉我，你究竟是不是国民党派你来的，我张德标如果存心害你，就不是爷娘养的。”
“不，我根本不是国民党，我原来只不过在骑兵第二军干过一个短时期。”
“那么，你是不是可以回去？”
“回去？”
“是的，否则你在这真是绝对没有活命的希望了。前天来过的那个土头土脑的大汉子，以前是干过土匪的，现在当本乡的自卫队长，他和我很要好，偷偷的告诉过我。他还叹了一口气，好像不胜惋惜似的。”
“假使我决定回去，你呢，”
“我——”他犹豫了一会，说：“我只有跟你一道走了。”
“那不是使你也太危险吗？”
“怕什么，我张德标平生做事敢作敢当，开小差也不是这一次了，再说，我交了你这个朋友，也值得。”他定了定神，拍拍胸膛说：“出这个区域全包在我身上，不过路上的自卫队是要看路条的，其实他们和我一样都是老粗，你随便用一个什么乡公所的名义写一个就行，因为他们从来也是不盖章的，而且我在本地很久，一切都好对付，走出新四军区域以后，就要看你的法宝了。”
我们在夜里三更左右动身，张德标主张不要走大路，专走小路，我们里面穿的是便服，外面再套上新四军的军服，因为在普通的情形下，遇到穿军服的新四军是不加检查的，第一天，我们一气就走了一百四十里，当第二天张德标对我说：“这一带大概没有新四军了”的时候，我两脚只晓得不停的在搬动，头部特别沉重，一路走一路在打盹，后来也不知在什么地方睡了一夜。
过了肥河，到了马家店，这是一个三不管的小镇，我们撕了路条，剥下身上的旧衣服卖了几个钱，就在这里睡了一天一夜。
“张大哥，谢谢你救了我，我将来一定要报答你的。”
我从他那纯朴的面部的表情，呆望了很久，我的双眼湿透了。
我们路过临泉的时候，张德标遇到一个过去的老长官在那里开一个小馆子，他过去懂得炸油条和做酒糟，就被留下帮忙了。
我在第二天返回沈邱，立刻就去见了政治部主任李春华，关于我从新四军逃回来的事，只字未提，只说是我们的游击队给日本人打散了。
李春华听了以后，十分高兴，他认为我们这次打游击虽然失败了，但是已给骑二军的政工人员带来莫大的光荣，他又立刻把我引见何柱国将军，何柱国也慰勉有加，立刻就决定提升我当抗战日报社的社长。
这时我很想安静的做些实际的抗战工作，对于共产党的作风，有了更深一步的反感，也极端痛心。但是，我还是极力的想宽恕他们，还认为这不过是一个严格的战斗的革命的党所免不了的。有时，我还是这么痴想，这不过是某些个别干部的个人错误，与党的领导机构和革命路线是无关的。为了革命的利益，个人受些冤屈，我总应该忍耐些。我们的领导者过去不是常说，一个好的革命者，一个优秀的布尔雪维克，应该要经得起千锤百炼吗？
我的思想陷入极度矛盾中。我努力抑制自己对于党的愤怒。但是，天啊，这种对于一个革命青年的玩弄和摧残，难道就叫做千锤百炼吗？
一颗受过圣灵熏陶的心啊，我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念，依然没有动摇，但是，为什么我偏不幸要多受这么许多的磨折呢？为什么我偏不幸在党内要遇到这么许多的魔鬼呢？这是偶然的吗？
我立刻又觉得，这一切怀疑，都是罪恶，对于一个自己追求过的崇高理想的怀疑，都是可耻的行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的不洁的思想在我心中作祟。我应该再把自己的思想澄清，坚定起来。一个伟大的理想原不是那么容易一蹴即达的，一个革命的党也不是立刻可以达到炉火纯青的。我是无产阶级的儿子啊，我是党一手培植的干部啊，无论在任何的挫折中，我应该坚持我的信念、理想和对党的忠诚……
我渐渐的又陷入自我陶醉中，我是在欺骗我自己呢？还是在安慰着我自己呢？
骑二军中还有几个过去“临时支部”的同志，他们还时时问起我：“与党的组织已经取得连络了吗？”“我们什么时候再开会呢？”我只是苦笑。或者告诉他们：我们时时刻刻记住在党的路线下工作，有没有组织关系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的内心是痛苦的，痛苦啊！
这时，我们在骑二军中，还是和国民党干训团的一批青年处于对立的地位，我的朋友也往往不断受到他们的打击，我的内心时时燃起愤怒的火焰。好几次我气得就想立刻离开那儿。
然而，正当这个时候，骑二军却对我很礼貌的下了逐客令：
我一听说何柱国将军找我立刻去谈话，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
见面时，我照例向他行了个军礼，他很客气，这次一定招呼我坐下，我想事情一定是更加不妙了。
“一个青年为自己的理想奋斗，这是很好的，我从来不但不加阻止，而且极愿意帮助他。但是，你也应该了解我今天的处境，我的苦衷……”这是何柱国将军的开场白。
“军长，你的话是什么意思？”我问。
“没有别的，我只问你，你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不是！”我非常爽朗的回答他。
他在枱上翻了翻，检出两项文件，随手递给我，一面对我说：
“你自己看看吧。”
两项文件是用不同的字体写的，一项是讲我过去的入党和在党内担任过的工作。另一项是说我这次是新四军派来骑二军工作的。后一项全是胡说，而前一项几乎全是事实。我看过以后，呆了半响，何柱国两只眼睛紧紧的钉着我、注意我的反应。
“你在这里，关于你的闲话早已很多了，我一直是卫护你的，因为我是一个军人，一向是爱惜人材的。但是现在这种情形下我也没有办法了，我们决定请你自动离开，同时我保证你，你在骑二军防区内，你的安全我绝对负责。另外，这是我个人送你的一点路费。”当何柱国和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惭愧得无地自容。他的态度极温和，绝无一般军人那种暴戾的作风，在当时的一般军事将领中，似乎是少见的。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骑兵第二军。我还清楚的记得，那些给我送行的青年朋友们，那些可爱的青年们，他们一直送我到十里外，女孩子们都流泪了，他们都讴歌我为了信仰而遭受了打击，然而，谁能够了解到我这时内心的苦痛和沉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