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斗争十八年(5/20)

第五章  听毛泽东、刘少奇、王明的课

我找到曾希圣,他是个四十左右,一个文质彬彬的南方人,十分胆怯,说话吞吞吐吐,犹豫不决,有点婆婆腔,时而“这样呢”“那样呢”“好不好呢”,他不敢决定我的问题,又介绍我见潘汉年,潘汉年当时是中共“敌区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沉着老练,处事有魄力,他仅略问过我几句话,就招呼一个叫刘人寿的把我编到他的小组去,这就是枣园的敌区工作干部训练班,专门训练地下工作的领导干部,为延安最神秘的机构之一。

我们一般的待遇在延安各机构中算是顶好的,和马列学院一样,每天有一毛五分钱的菜钱,菜里都瓢上几片肉,份量也多,可以够吃,每日一顿小米饭,一顿馍馍,或者面条,另外每月有两块零用钱。军服也是上好的。

枣园的学生,一般的文化程度都比较高,开始数星期,我们上课不多,多半发些油印资料给我们的小组讨论,其中特别要我们从许多生动的革命史料中去学习,了解党如何从两条战线中展开斗争(即党内的斗争)和革命技术,一般的说,我们的学习偏重在秘密组织和地下工作方面,有的同志还要学习一些特种技能。除几项基本课目由康生、刘少奇、陈云、杨松、李富春、高岗等人担任外,不少课程是临时流动加进的。

毛泽东给我们一两个星期作一次政治报告,他的湖南土音很重,声调很低,缺乏抑扬顿挫,但极富幽默感,常常说得哄座大笑。他说话的时候,总是手不释烟,每说一两句话总要咳嗽一声,当时的健康不大好。我记得有一次毛泽东对我们说:“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我们要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呢?同志们,我保证你们每个人都有一座漂亮的洋房,一部美丽的小汽车,和保证你们个个有出洋的机会。”这种话从一个党的领袖口中说出,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然而我听他亲口如此说过。他说得个个同志心花怒放,眉飞色舞。然后他又幽默的说:“兄弟也还没有出过洋呢,届时也一定随同你们一道去长长见识。”

王明(陈绍禹)给我们讲联共党史,但是他只来过一次,其余的课一直是吴黎平代的,王明是一个漂亮的中共人物,讲话煽动有力,人极机警灵敏,他说话的时候,全场自始至终,掌声不绝。康生当时领导我们高呼:“我们党的天才的领袖王明同志万岁。”

吴黎平挟着书本一段一段的读,史诺在“西游漫记”一书中也曾把他描写成一个漂亮人物,他还像个书生,不过老是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刘少奇给我们讲中共党史,其人貌不惊人,不苟言笑,说话的声音像个女人。他常告诫我们不要存有“领袖欲”,他说:“我们的党,想当领袖的人,偏给他当不了领袖;一声不响的人,却可能一步步爬上。”

讲党的问题的是陈云和康生,陈云讲的部份是党的组织方面,康生讲的是党的秘密工作斗争技术方面。陈云在前面已经说到过他。康生在延安高级人士中有些洋行买办的样子,喜着马靴,骑马,携带洋狗,打猎,同时他也是延安最威风的人,每次出外,至少带上四个以上的警卫员。他说话的时候,也喜欢把中国话“洋化”,比如说“托洛斯基匪徒”,他偏要把音加重拉长,说成“托——洛——斯——基——匪——徒”。

另外几个讲课的是:李富春,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从没有半句自己的见解,专在文件上咬文嚼字用功夫,教我们“中国问题”。另一个是高岗,当时是边区党委书记与边区参议会议长,我们背地都叫他高大麻子,他给我们讲“群众运动”,只看他嘴唇上下移动,简直不知道他说些什么,他的官僚架子还很大,我们一发问,他总怀疑我们看不起他,故意和他捣蛋。值得我怀念和尊敬的是杨松,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过去担任过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委员,所以这时他给我们讲“统一战线”,他在讲课中爱用谈话的口吻,并常常问我们有什么意见,我们的发问,至少他在逻辑上回答得使我们满意。

给我们作过临时报告的很多,其中知名的有:王稼祥,当时的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讲“中国革命与武装问题”。李维汉,当时的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给我们讲了半天对于中国社会团体与政治党派的调查与分析,据他说:“民社党党员一共二十四个人,青年党党员不出一百人。”他称张君励为“张排长”。邓发,当时的工运部长,讲“工人运动”,他说了几句意义深长的话:“我们的党是一个劳动阶级的党,但是现在,一小部份人(!)已经忘本了。”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在“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讲话中说:“我们放弃了阶级斗争了吗?没有,民族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部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民族斗争的领导权,第一个阶段打败外国的资产阶级和麻痹本国的资产阶级,第二个阶段打败本国的资产阶级和麻痹小资产阶级,建立工农社会主义的政权。”

我这时和“白区”的朋友还在通讯,我的通讯处是由一个商店的地址转交的,正在我快要离开枣园的时候,“白区”的朋友汇给我一笔零用钱,虽然只是八块钱小小的数目,但我够高兴了。我接到这封信后,不能不找学校当局说一说,包括我和这个朋友的关系及钱的数目,其实他们或许早知道了,但是倘若出于自己“疏忽”,将来发生“误会”是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我和学校当局说明以后,顷刻之间,全校的同志都知道我已经成了一个“大富翁”,空气顿形活跃,这个拉我请客,那个要我“共产”,我被逼得无可奈何,只好一起拿出请大家吃光了。

吃过以后,大家抹抹嘴,油腔滑调的“审问”起我来:

“你的那个朋友是不是资本家啊?”

“不是,不是,人家汇来八块钱,怎么能算是资本家。”

“不是资木家,那一定是土豪了,哈哈!”

“这个朋友虽然比较算是有钱,但是他倒是很同情我们的。”

“有钱的——朋友,同情——我们,你真是见鬼了,哈哈!”他们冷笑一阵就一哄而散。

“哈哈!”我也陪着他们不自然的笑着,心里实际上很难过,觉得他们伤害了我的好心的朋友是不应当的,我无言的目送他们离去。

延安的天气,一过冬天,很快就接上夏天,这时的气候闷热而干燥,有时早晚和白天的温度相差距离很大,冷的时候,我们就穿上棉军服,热的时候,我们就一个个跳进延河洗个痛快的澡,延河洗澡,这是我们最爱的玩意儿,也是最高的乐趣。男男女女,河上作“鸳鸯戏水”之乐,往来水中追逐,有的女同志公开向我们挑战,她们首先用水泼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就追过去,一定要她吃口水,或者搂住她,直到她求饶为止。这种场合,每个人都脱得精光,等级高下的阶级身份一点都无从分别,男女间才算是享受了一点“共产主义”!

我离开枣园之后,被调到中央党校工作。

关键词: 
栏目: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