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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乡下听到“林彪爆炸”的消息

“林彪爆炸”的消息是一个同学偷偷告诉我的。

搞了两三年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被当作“先锋”和“闯将”的中学生全都被赶到了农村。我1969年3月下到忠县望水公社同兴七队,那是一个人口过多、田地贫瘠的地方,人均不足一亩耕地,每年只能分不足一百斤谷子,大半年时间都只能靠红苕度日。

我父母都是搬运工,我从小(5岁多)就开始为母亲“打薄”(搬运工行话,就是为她多少减轻一点负担)。从背两匹砖开始,到下乡时我可以挑两百斤爬坡上坎。从小家里穷惯了,又满怀着“革命理想”,在乡下两三年,基本上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恼火”的。有力气,那农活也没有什么好学的,我很快就成了生产队的强劳力,什么都不比农民做得差,一年要做3000多工分,在生产队里是最高的。

由于“表现”好,我当过知青代表,出席过万县地区的上山下乡座谈会;当选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上台去讲过学习心得。但是,1971年四川开始的“批清”(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会”)运动,却把我打入了另册。因四川当时的“批清”主要是清查“三老会”,而“三老会”又主要是清查原成都“八二六”和重庆“反到底”这一派群众组织中的干部和造反派骨干,我原是重庆反到底派的中学生红卫兵,参加过武斗,公社不仅收到各地飞来的函调信,要我检举揭发;而且学校的工宣队还派人下乡来调查。不知他们在公社领导面前捅了些什么“烂”,反正第一批招工没有我的名字。虽然我不断用“革命道理”安慰自己、批判自己、说服自己,但心里依然难过,依然气恼,依然愤慨。

正好遇上整党,公社新来的主任是个女的,抱着还在喂奶的孩子进驻到我们生产队。我心中有气,就不理睬她。她见我劳动积极,做事踏实,便把我弄进整党领导小组里当群众代表(当时提倡的是由群众帮助整党)。后来,还要我写入党申请,要培养我入党。我把我参加过武斗的事告诉她,她只说了一句“认识了就好”。不久,第二批招工开始,她坚决要推荐我。公社其他领导表示异议,她说表现这样好的不推荐还能推荐谁?把那些异议全都驳了回去。就这样,在极短的时间里,连续三家单位来招工,她就为我填写了三张推荐表。区里的领导打电话来质问,她说别人表现得好,就是要让表现好的早点走嘛!让那区领导也无话可说。

哪知,第一家单位就把我收了。不过也遇到一点问题。我眼睛左眼好,可以看到1.5,右眼差,只能看到0.2。体检时我作了一点弊,趁医生不注意时,就让左眼帮右眼的忙,结果造成那右眼的视力检测一会儿好,一会儿孬,引起了招工“老板”的怀疑。过了几天,招工单位又通知我到县城去复查。复查时,我依然故我。反复多次,我忍不住了,心一横,对那招工“老板”说:“我眼睛有一只近视,肯定的,你们要就要,不要算了,不查了,查也是近视!”说完就气呼呼走了。哪知就是这一句话,让那招工“老板”立即决定收了我。后来进了厂,知道他是一个车间的指导员(党支部书记)。他对别人说:“只要人老实,近视点又有什么关系嘛?”

那天,我带着闷气又带着对前途的茫然,从县城回生产队。同学苏祖斌回重庆去后又回来,正好碰上,我们同行。天阴沉沉的,我们沿着一条小溪钻进山里,那小路上再没有行人,他才压低声音告诉我林彪“爆炸”的消息。在农村,除了生产队订有一份《万县报》而且是十天半月才来一次外,几乎没有任何外界信息。那时,留在城里的那些工厂的“战友”们,大多都在被“批清”,不是被关押就是写不完的检查,哪还敢给我们写信说政治。即使林彪事件曾经有过什么蛛丝马迹,我们地处穷乡僻壤,也不可能得知。突然听到“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叛逃苏联,那震惊的程度不是今天的年轻人可以想象的。一时,我只觉得脑海里一片空白,那小溪的叮咚声变成了震耳欲聋的轰鸣,那阴沉沉的天顿时垮下来压在我们头上,那远处的大山,近处的大树似乎全都摇晃起来。我站在那儿愣了好半天,还是苏祖斌推了我一把:“走哟,路还远呢。”我才回过神来。

可能是这太出乎人意料又让人感觉太不真实的消息,驱逐了我因为体检而引起的郁闷,革命造反的情绪又在胸中滚动起来。我们默默地爬上一座山梁,视野开阔了许多,远处的农舍炊烟袅袅,湾里有农民在犁田,那牛仰起头长啸,云雾似乎都被那牛的叫声驱赶得退了几步。我说:“党和人民遇到这样大的事,我们还在考虑自己的前途,真不该!”苏祖斌立即嘲笑我:“又来了!你真‘革命’啊!”他“出身不好”,几次招工都没有被推荐,而我已经体检,虽然可能竹篮打水,但毕竟比他强。我心中虽然不悦,想反驳,话到口边却咽了回去,只好继续默默赶路。

那天晚上,我写了这样的日记:

1971年10月28日

今天好像在梦中度过。听了苏祖斌讲,背心发凉,也为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感到万分幸福。我们不应当只关心个人的命运,忘记了党和人民的命运,忘记了世界和革命的命运。为了保卫毛主席,要敢于抛弃一切,拼了。一切个人野心家阴谋家“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思想觉悟大大提高,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国内空前稳定,一两个小丑跳梁,何妨大局。我们只有认真读书,弄懂马克思主义,才可能不至于上当受骗。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跟着毛主席,保卫毛主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一切野心家都是唯心主义者,过低估计人民,过高估计自己,到头来头破血流,身败名裂,岂有他哉?!

“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40年了,如今再翻开当年的日记,连自己也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写下的字句。我父母1947年从农村来到重庆,靠出卖劳力为生,解放后的确有一种“翻身作主”的感受,对“党和毛主席”充满着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我“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在那样的时代,在这样的家庭,受的全是“革命教育”。小学时我就开始读《毛泽东选集》,初中时就开始批判“封、资、修”,文革武斗更是冲在前,闯在前,出生入死,那思想早已“革命化”,早已“红彤彤”的了。虽然下乡后那看到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对我那“革命思想”也有过触动,虽然林彪事件也震惊了我,但要洗刷我那思想中的极左,要让我的“革命思想”来个真正的转变,还需要时日,还需要有人拨开云雾,还需要更大的震动,还需要让我的思想和灵魂去经受鞭挞和锤炼。

我想,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绝大多数可能和我差不多吧?因此,我对现在有些宣称自己很早就觉醒了的人总有点持怀疑态度,要是有那么多人觉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为何在林彪“爆炸”后还能继续下去,而且还继续了整整五年呢?

当然,我也为自己没能及时觉醒感到遗憾。我离开生产队时,那位对我有大恩的公社主任语重心长地嘱咐我:“遇到任何事,情愿右一点,左了往往要犯错误。”那时,林彪“爆炸”的消息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她是用林彪事件来教育我。她只有初中文化,只比我大四五岁。怪只怪我没有听她的话,以至后来回到城里进了工厂,我还继续着自己的人生轨迹,陷在那政治漩涡中不能自拔,在“四人帮”垮台后清查“三种人”时,又多受了几年的磨难,而且那影响一直持续,让我错过了一次又一次“人往高处走”的机会……

《记忆》2011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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