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运动模式与运动剧场
动员的实现是要通过一定途径和方式的，动员的规模越大，途径与方式就越是要超越常规。作为一个革命的党，运动是中共推行革命的基本方式，但是像抗战后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以部分的自我否定的方式从事运动还是首次，在运动期间不仅原本和谐的秩序（包括统战关系）被打碎，甚至不惜推倒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基层组织，另起炉灶。付出如此巨大代价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掀起一场扰动起社会所有成员的超常运动，形成具有特定“空气”的运动剧场，实现动员。
华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无一例外地经过艰苦的“发动群众”的过程，群众发动起来的标志就是能否形成火热斗争气氛的“运动剧场”，决不是单纯地将地主的土地平分了了事。如果形成不了合乎标准的运动剧场，那么运动本身也就不合格，需要在一次次的复查中再次发动。也许是从某些回忆录中得出的印象，很多人认为之所以发动群众是因为地分不下去，不过这种情况在老区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现实中更多是即使能实现和平地分地也不允许，非得经过热热闹闹的斗争不可。
土地改革期间的“发动群众”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式，即由上级派遣工作队（团）深入到村庄，绕开根据地原有基层组织，“打破旧圈子”，径自“访穷”，联络村中最贫苦的贫雇农，或者就地启发动员他们的“阶级觉悟”，或者有组织地将他们送去培训，造就新的运动积极分子，从而形成了“工作队（团）——贫农团”式的运动核心。但是，并不是建立了这样一种运动模式，群众就一定会被发动起来，穷的人不一定有威信，更不一定有能力，当中共不得不将抛开新旧两种精英开展运动时，所面临的阻力无疑是巨大的，所以说，土改发动农民的工作必须配合以一整套程序，有时甚至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手段。以毛泽东身边以“大秘”之身参加土改指导工作的陈伯达，曾经将土地改革运动所有的过程，总结为11个步骤：第一步，调查研究，确定斗争纲领。第二步，派工作团（队）下农村。第三步，下乡的工作团要将已定之斗争口号公开宣传（演讲、打铜锣、写标语）。第四步，分头串联，找“真正”的贫雇农谈话做工作。第五步，纠合积极分子组织核心小组（贫雇农小组），让小组成员再分头串联。第六步，将串联来的人们组织起来开会，讨论如何开展斗争分配土地以及浮财的问题，成立事实上的贫农团。第七步，以贫农团或者小组为领导核心，召开大会成立农会，建立新的、或者说运动时的基层权力架构。第八步，正式开展土改斗争。第九步，在斗争中考察积极分子，将最有斗争性和有办法的吸收入党，为进入巩固阶段（即后运动时期）恢复基层政权做准备。第十步，将有工作队的村庄土改运动，推行扩展到周围村庄去，形成联庄斗争。第十一步，开庆祝会和总结会，同时，土改的积极分子变成了“干部”。[8]
这十一步最关键的就是工作队发动边缘群体，建立运动核心组织，成立或者改组农会，开斗争大会。其中“诉苦”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往往土改工作队一下去，就找那些衣衫最褴褛的人和钻最破烂的房子（后来“四清”和“社教”运动中，工作队依然沿袭这种运动模式，结果找到最褴褛的人往往是当年的地主），千方百计想办法激起他们对自身苦情的感觉，对新老精英的愤恨。然后就是一连串的诉苦：个别诉，小会诉，大会诉，小会诉苦往往是大会的预演，演习得熟练了，就到大会面对地主当面诉，这时往往免不了要伴随一点暴力。诉苦是为了控诉，是制造“空气”（当时的用语，即我们今天所谓的氛围），形成运动剧场的必要的手段和构件。用土改高潮时冀中区的土改总结报告的话来说，就是“诉苦过程由小而大，小组诉、大会诉、到处串通，反复的诉，越诉越痛，越痛越伤，越伤越气，越气越起火，越起火劲头越大，大家宣誓结成巩固的阵营，浩浩荡荡游行示威，燃烧着遏止不住的斗争怒火，理直气壮的去找地主斗争，把地主打得伏伏在地。”[9]
真正把地主“打得伏伏在地”，还要靠斗争大会的最后一击，凡是开得成功的大会无一例外地要经过精心的准备和布置，工作队（团）和骨干成员分布于群众中间，什么人先发言什么人跟上（“谁打头炮谁打二炮”），什么人负责喊口号，在什么时候喊都要预先布置好。如果有人开斗争会时不来，就可能被指为地主的“狗腿子”，因而遭到斗争。[10]在斗争中被斗对象被戴高帽、挂牌子甚至像牛友兰一样被穿上鼻子拉着游街，遭受种种人格侮辱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运动的组织者而言，必须尽可能多地打掉这些旧精英的“威风”（像牛这样在根据地有身份地位的乡绅，就更是要采取非常手段），不让这些人颜面扫地，群众就难以发动起来，不敢面对面地开展斗争。在斗争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肉刑和乱杀现象实际上也是群众运动的必然产物，在“越诉越痛，越痛越伤，越伤越气，越气越起火，越起火劲头越大，”的当口，动手开打是根本无法避免的事情，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运动的组织者所希望的事情，有的时候不仅鼓励人们开打，而且当场杀人，甚至开膛破肚也不罕见。[11]
冯文彬回忆说，他1947年初奉命去河北平山土改时，在晋察冀，“沿途看到打死人的现象相当严重，有的尸体吊在树上，惨不忍睹。”[12]在竞相诉苦，哭声一片，怒吼连连，群情激愤的时候，人们情绪相互感染，不断升温，再有一些“勇敢分子”大胆出手，还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这时的人们实际上是进入了一种特定的剧场，主演们的表演感染着所有的人，人人（除了被斗者）都投入到剧情中，互相感染着，激励着，仇恨开始叠加，愤怒自然升级，群体一致的行动，高昂的情绪赋予了人们表演的“正当性”，驱使着人们做出平时根本无法想象的恐怖之举，剧场效应使得参与者不知不觉中步入了带有血型味的狂欢。河北蓟县马伸桥，在1947年一次斗争大会上，半小时内打死48人。[13]
更可怕的场景往往发生在联村斗争的时候，实际的操作中，联村斗争往往变成了村与村之间互相斗，最后发展为以区和县为单位相互“扫堂子”，甚至用上了当年日本人对付根据地的用语，搞上万、数万人的“联合扫荡”。（董志凯，1987）由于没了地缘和血缘的顾忌，往往火药味和血腥味更足，群众运动这时就已经变成了“运动群众”，往往经过联村斗争，群众就真的被运动起来了（晋察冀阜平县，搞联村斗争，仅1947年5月的半个月，就杀掉130多人。[14]），但是后果是造成村际的矛盾，经年难以消除，不过为了造成合适的“空气”，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运动中有多少人被打死？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统计了，据冀东当时的负责人之一的张明远回忆，说据当时行署公安局统计，冀东一区被杀的达7600多人。[15]据1948年纠偏时的调查，山西兴县一县，被斗死的就达2024人。其中地主666人，富农200人，中农657人，贫雇农52人。其中有老人205人，儿童25人。[16]
值得一提的是，在很多根据地，由于抗战时期多年的选举操作的影响，除了少数被斗对象是在斗争大会上被当场“出于义愤”打死的外，绝大多数都是经过大民主的方式，由群众投票处死的，投票的方式，除了举手表决之外，居然有当年行之有效的投豆法，即用投玉米粒和黄豆粒当选票，决定某人的生死。这种方式，完全符合这一时期土改“群众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的作派。不过，这种民主，实际上是被工作队和少数极端分子借恐怖气氛操控了的。
当然，光诉苦情开大会而不给物质上的实惠依然不足以动员起人们参加斗争，所以，必须满足边缘群体的需求，成为土改运动的一条基本原则，比起这条原则来，其他的政策（包括不能侵犯中农利益的政策原则）要显得苍白得多。晋冀鲁豫的武安九区的土改经验总结倒是说了句实话：“中农平均产量超过贫雇农平均产量的一倍以上，不动中农就很难填补起来，如果没有坚强的领导，很难不再犯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17]事实上，太多的过火行为的发生，与尽量满足边缘群体（贫雇农）需求的运动原则有直接的关系。在实际的运动中，那些被发动起来的积极分子，特别是其中有过劣迹的“勇敢分子”（不是运动组织者对流氓和二流子情有独钟，而是那些真正的贫雇农往往很懦弱，甚至是一些老弱呆痴，根本满足不了运动的需要），往往对浮财比对土地更感兴趣。
在河北饶阳的五公村，工作队要求“穷人中最穷的人”在斗争对象（包括可能的对象）家门口布上警戒线，规定凡肯前往监视的人有权拥有这些人家的浮财。[18]事实上，土改中更多的肉刑都发生在逼索“藏匿的”浮财上，如果在一个斗争对象身上起出了一副银镯子，那么大家就幻想着在其他的斗争对象身上都能起副银镯子。到了旧精英已经被斗倒，没有油水可榨的时候，对中农的侵犯也就不可避免了，“斗了地主斗富农，斗了富农斗中农”，“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这样当时流行的谣谚，其实并不只是谣谚。后来的中共党史的研究者们认为，土改运动最大的过火和偏向就是触犯了中农的利益（普遍的乱打乱杀似乎倒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大多一笔带过）。《土地法大纲》出台后，运动对中农的侵犯更是变本加厉。因为这个时候地主富农已经斗完了，运动还继续，“就只好搞‘冒尖’的，所谓‘冒尖’的就是搞中农。”有的人家仅有一、二匹土布，“也被当作浮财给没收了。”[19]
事实上，对中农（即自耕农）的侵犯，更多的是由于成分的错划。划成分的来源显然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放在中国农村这样的环境里，阶级概念原来的社会和经济内涵已然走了味，即使按运动稳定期的阶级划分，所谓地主与富农，富农与富裕中农，富裕中农与一般中农之间的区分也是不甚清晰的（实际上，土改后期的成分的确定（纠错以后），主要还是凭借农民的感官认识——对穷与富的基本判别），更何况在“群众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运动高潮，为了满足“群众”（实际上贫雇农积极分子）的要求，划成分就无一例外地成为催化运动的一剂良方（实际上，从运动一开始，根据地的阶级划分就是脱离实际的，在1946年居然会以1936年的土地财富状况来划，所定的地主其实只是十年前的地主，与强调贫雇农路线一样，根据地的地主阶级也有了建构的因素）。
阶级成分划分尺度的混乱，某种意义上是主导者有意为之，在实际的操作中，人的财富、土地、祖先、历史，以及态度、行为等等都成了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晋绥兴县后木栏杆村是土改的典型，该村划分成分的标准就有“三代历史”、“生活状况”、“有无剥削”、“政治态度”等多种（直到1948年2月，战争动员的压力减小之后，中共中央才出台了早在苏维埃时期就定好的阶级划分标准）。该村张姓是大姓，从前有地主，于是就追查该村大小张姓家族，从乾隆年间和同治年间所立的碑文，查到1947年张姓根苗的子孙。查的结果，张姓家族占全村3/5，共31户，说人家7辈子是老财，结果划了很多地主富农（当时叫“封建”）。划谁不划谁，怎么划，完全由贫农团一手包办，上级的工作队不仅听之任之，甚至加以鼓励。
成分的划分，既成了制造恐慌，驱使人们投身运动的大棒和胡罗卜，又是满足积极分子主要杠杆。在运动高潮中，普遍存在着多划“封建”（地主富农）的偏向，光一个地主成分就有恶霸地主、特务地主、不法地主、逃亡地主、下坡地主、化形地主等等各种名目，有的地方，划出的斗争对象全叫地主（虽然政策上地主富农对待有区别，但在实际运动中，都是挨斗被剥夺）。晋绥解放区兴县后木栏杆村是晋绥土改复查运动的典型，全村53户人家，划出了21户地主富农，占总户数的38·84%。[20]在这种“典型经验”的带动下，晋绥区定成分普遍偏高，有的地方像左权狮岩村全村180多户，只有8户不是“封建”。有很多村子地富比例达到60%以上，其他地方也基本达到20—30%以上，大批的中农甚至贫雇农被错划。（董志凯，1984）
其他的老区像晋察冀，山东情况也差不多，地富占到40—50%的也不在少数，而且原因就出在指导土改的纲领性文件《土地法大纲》上。（阎洪贵，1992）在运动高潮的1947年底，在我们前面提到的五公村，连一直被中共肯定和提倡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耿长锁的合作社，也被定为“富农组织”，社产以及成员的财产遭到没收。[21]多划地富，实际上只是为了少数人多分浮财，（董志凯，1987）但在满足贫雇农需求的背后，有着制造“空气”，运动群众的动机在，即使真正的贫雇农，如果对运动态度消极，同样可能被划成“下坡地主”，划成分，实际上起到了驱动运动的杠杆的作用。
因此，所谓运动过火的偏向，其实正是运动的主导者们有意导向的结果。署着贺龙、李井泉、张稼夫等党政军要人大名，作为土改运动指导性文件的《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这个文件与土地法大纲都是土改高潮中首先要对农民宣讲的），上面竟然写着这样的字句：地主、富农和农民当中敌伪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雇农、贫农当中，有些人虽然有些小毛病，不能给他们戴上二流子、傻瓜、懒汉的帽子。”[22]给“勇敢分子”摘了二流子的帽子，再放开他们的手脚，那么普遍的恐怖和混乱恐怕是无法避免的了。事实上，不仅是晋绥一地如此，从五四指示发布到《土地法大纲》公布的一段时间里，负责指导土改工作的中共负责人们，所有言论的倾向都是鼓励和依靠“群众的自发运动”（刘少奇语），并得到了毛泽东充分的肯定。[23]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工作队干部在斗争大会上直接跳到台上大叫：“给我打”的现象俯拾即是。[24]
在这里，并非运动的主导者对赤贫者有所偏爱，对其他人特别厌恶，也不是他们对暴力有特别爱好，主要是建构社会两极结构需要优待和看重赤贫者，不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运动就缺乏基本的动力，没有暴力的场景，就形成不了动员必须的“空气”。划成分划得如此荒唐离谱，不是说运动的主导者失去了理智，没有了基本常识（按道理，像后木栏杆这样的穷困山村，很可能连一个够格的地主富农都没有），为了制造“空气”，形成运动态势的需要，冤枉一些人，在他们看来是必要的代价，划成分的标准越是多元而荒唐，就越能刺激人们为了规避风险而更加疯狂地投身运动，只要社会上两极对立，你死我活的“阶级对抗”局面在农村中形成（运动中农会打杀被斗者，而逃亡的地主组成还乡团则以更凶残的手段报复），战争动员的目标就实现了大半。到这个时候，再纠偏也不晚。
事实上，即使不纠偏，总来说，被斗的和斗人的相比，还是参与斗别人的人多，即使平时胆小怕事，在运动剧场的情景中也难免从众（即使不被气氛感染，也会因自我保护而参与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划出的斗争对象越多，剩下的人参与运动的态度就越是积极，因为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立场，只要被卷进了运动斗争旋涡里，即使不是积极分子，也就有了“政治立场”，关键是在国共角逐中选择了一方，而只能选择一方。国共战争和土改运动交织在一起形成的农村的政治态势就是，只要国民党一来，多数人不仅失去了“胜利果实”，而且很可能成为报复的牺牲品。如此一来，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参与和支持人民解放战争（参军、支前），才成为人们的一种合理选择，或者说剩下的唯一选择，这样，动员的目的也就实现了，彭真当时有段话说得非常到位：“农民一翻身，就会要求武装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我们应动员大批党员和翻身农民参加解放军，依靠他们提高我们军队的质量，使之成为更能打胜仗更能坚决支持土改的人民武装。”[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