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法问题，远不止是中古中国文学的问题，而是整个汉语语言的根本症结。由象形文字所构成的汉语典籍诉诸的不是由西方拼音语系所显示的那种理性语言，则是一种以意会为特征的以形传神的意象语言。这种意象语言不仅有庄子式的汪洋恣肆，也同样有孟子式的雄辩气势。然而，不管它如何雄辩，在本质上却不是思辨性的，而是强调夺理性的。因为这种意象语言没有严格的逻辑规范，不以理性为转移。或许正是这种特征，致使先秦名家那样的思辨哲学得不到长足的发展，而只是如同火花一般稍纵即逝。这种逻辑规范的阙如，体现在文本结构上，则是胡适所谓的不讲求文法。
所谓中古文学家在形式上的刻意追求，其根本的语言文化心理乃是基于先秦圣贤在历史阐释和义理讲说上的微言大义。意象语言的这种跳跃性在诉诸义理时是朦胧的大约如是的，但一旦融入文学文本便具有了十分生动的造型和极富弹性的能指功能。因此在中西文化的交融过程中，作为学者的胡适将文法、逻辑、理性引入了汉语语言，而作为诗人的庞德却将中国古诗中的意象形式移植到西方现代诗歌的创作中。后者开创意象诗派，而前者则倡导了那场语言革命。
也许连胡适本人都不曾讲清楚他那场语言革命的要点所在。尽管他在晚年十分感慨地认为，后来发生的“五四”运动乃是对他构想的一场文艺复兴运动的不幸的政治干扰，但在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的时候，他除了感受强劲的支持和强烈的反应之外，根本想不到指出陈氏主张与他的主张之间的异同。胡适博士的儒雅不仅表现在他学位论文受到冷落时的不以为意，也同样表现在他的文学改良主张遭到过激张扬时的无动于衷。事实上，陈独秀的三大口号中没有一句是体现胡适“刍议”一文中的理性主义立场的，其中的每一句口号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和几十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精神十分相象。即便三条口号中所用的限定词，也都是一种不着边际的修饰，以强调情绪的激昂，而并无多少真正有价值的历史内容。至于口号本身的混乱和自相矛盾，在今天看来更是一目了然。比如贵族文学是雕琢的、阿谀的，那么平民文学又凭什么必定是平易的、抒情的？
事实上，平民文学的雕琢性和阿谀相并不比陈氏所要打倒的贵族文学逊色，而且历史仿佛故意嘲讽陈氏主张似的，后来的所谓大众文学在其雕琢和阿谀的功能上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肯定后无来者。然而，陈氏口号这种激动有余而理性不足的弊病，并不曾为胡适所觉察。从杜威那儿学到的理性主义思想方法使胡适博士大胆地怀疑过禅宗史上《坛经》的真伪，但十分遗憾地没能使他具有对语言革命支持者的洞察能力，从而听凭他人用炽热无比的激情掩去“刍议”中的理性主义光芒。
如果今天能够心平气和地对照一下《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那么人们可以发现其中十分明显的两种文化指向，一则指向理性的文艺复兴，一则指向感性的社会革命。从根本上说，这两种指向都与西方的影响有关，但它们一旦落实为具体的历史行动，便显露出了截然不同的效应。
尽管胡适所深受的影响乃是杜威的实验主义，但直接体现于《文学改良刍议》的却不啻是实验主义思想，而是整个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和实证精神。因为胡适经由杜威思想所触摸到的是西方近代历史的二个主要的思想支柱，即自培根而始的经验主义和自笛卡尔而始的理性主义。这二种思潮虽然有其学派上的差异，但本质上都是理性的科学的，体现出西方文艺复兴以降的人文风貌。正如胡适的出身和学养（留学其间所受的熏陶）使之与商业文化有着天然的缘份一样，胡适的思想立场使之终其一生都是一个具有强烈的西方文化色彩的文艺复兴主义者。有些学者将胡适的治学精神混同于中国传统的乾嘉学派那样的训诂学和校勘学，这是很不确切的。因为在同样的训诂和校勘中，胡适所基于的不是注疏立场，而是怀疑精神。
胡适之所以直到晚年还为自己年轻时的《言字解》、《尔汝篇》和《吾我篇》感到自豪，决非偶然。因为正是他第一个在训诂校勘这样的传统治学上遗弃了纯粹注疏即仅仅是学习和理解古人古文的立场，从而建立了科学的理性的怀疑立场和批判立场。此乃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转折，其意义足以与王国维援引西方哲理和审美精神阐释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精神一举相媲美。尽管胡适本着这种科学精神研究《红楼梦》或考证禅宗发展历史在义理上有失偏颇，或者说在王国维所擅长的领域显示出了胡适的短处，但其坚定不移的实证立场却弥足可贵。人们可以说胡适考证禅宗的那股认真劲是十分孩子气的，但也必须承认这种孩子气的真诚和可爱。而且，胡适的这种实证立场与他在《刍议》中主张的“须讲求文法”是全然吻合的，互相印证的。正是由于胡适在思想上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导致了他在语言革命中的“须讲求文法”一说；或者说，在《刍议》的“须讲求文法”背后，人们可以领略的恰好就是胡适的文艺复兴理想。
然而，就胡适语言革命的这种人文性质出发，说陈独秀完全歪曲了语言革命的精神，倒也并不尽然。因为在胡适和陈独秀之间，有一个共同之处使之互相认同，即在语言革命上所倡导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使中国语言文化获得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从以骆驼为象征的话语体系转向以狮子为象征的话语体系。正是这样的一致性，使陈独秀大胆发挥了胡适的语言革命，也使胡适终生认同陈氏的这种发挥。这是整个一场语言革命中的又一个十分有趣而又为人们所忽略的重要事实。
虽然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在历史上是由男性或男权所主宰的，但其诉诸的意象语言却是女性的或守雌的，不以阳刚为重，而以阴柔见长。我在论说《红楼梦》一著中曾指出，女人是水性的，男人是泥性的。这两种特性表明：女人是自然的作为审美向度出现在历史中的，而男人是社会的作为力量的象征从事于历史的创造的。然而，中国历史的停滞不前却一方面在于审美向度的阙如，一方面在于语言那种非逻辑的女性形式。不管中国历史有多么动荡不安，战乱频仍，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云云，但中国文化所诉诸的语言却从来不会咄咄逼人。即便是司马迁发愤所作《史记》或司马光所编的腥风血雨的《资治通鉴》，在话语方式上都是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哪怕一开口就声势夺人的孟子，其宣扬的内容却是“仁政”思想；如此等等。语言的这种女性形式，使之呈稳定状，安静，本份，不是与圣贤求同，便是与自然合一。或者说，这种语言诉诸事功，会有道德约束；诉诸艺术，不是逍遥自在，便是神采飞扬。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意象语言中掺进逻辑成份，从而使这混沌语言死于理性的开窍。而这恰恰就是胡适和陈独秀在语言革命中所共同致力的，他们在文静的汉语语言中突然注入了男性的荷尔蒙，使白话汉语充满革命气息，充满男人的汗臭味，充满批判的火药味，充满雄壮的进攻性。
其实，稍许留意一下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人们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反讽意味十足的细节，即陈氏的三大口号，每一条都呈现为胡适在《刍议》中坚决反对的对仗句式。按理说，这种句式人们是通常将之与《滕王阁序》或《讨武檄文》相联系的，然而，由于注入了似乎是很讲求逻辑的男性因素，这些话语显得极富侵略性和进攻性，其气势其张狂，有如1840年开向中国海域的英国舰队。事实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在其文化精神上倒的确是与当年的英国舰队同构的。因为不管有多么理性的精神作为语言革命的基础，但这场革命在发动过程中却是不无火药味的。后来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列主义”是十分形象十分贴切的，因为马列主义是随着暴力革命进入中国现代话语系统的。但是，《刍议》和《革命论》虽然不带有炮响，其发动革命的暴力倾向却也是相当显著的。如果说这种进攻性在《刍议》还带有传统话语的女性征象，那么在《革命论》则全然是男性的雄健和革命者的血气方刚。
应该说，作为一个革命家，陈独秀也注重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甚至一语中的地将整个新文化运动归结为科学和民主的倡扬；但相对于胡适的儒雅，陈独秀可谓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文学革命论》在精神实质上无意于将语言革命指向文艺复兴，而是相当迫切地将语言上的山崩海啸扩展为整个世界整个历史的天翻地覆。陈独秀将过去的语言归之为贵族、古典、山林，并且在前面运用了对仗整齐色彩浓烈的形容词，诸如雕琢、阿谀、陈腐、铺张、迂晦、艰涩等等，然后又将其革命的理想表述为平民、写实、社会，同时歌唱性地描述成抒情的、平易的、新鲜的、至诚的、明了的、通俗的，可谓诗意盎然，意气风发。这样的选词，这样的句式，具有极强的爆炸性，将一场在语言和文学领域的革命在整个社会炸开，迅速嬗变为一个社会性十足的文化运动。胡适在《刍议》中的理性精神科学精神，经由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变得锋芒毕露，气势磅礴，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冲向社会冲进历史。这种革命气势与后来的“五四”学生运动，一拍即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掀开了中国现代历史的第一页。不管以后的历史进程如何多灾多难，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这种煽动性和号召力所具有的历史创造力绝对不能低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