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始乱终弃的接班人们
毛泽东对他亲手挑选的两个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都有始乱终弃的特点。对刘，毛先是建立一线、二线制，还大力拥护刘当国家主席。而在文革中却倒打一耙，说刘搞“独立王国”，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对林，先是把他的接班人地位史无前例地写入党章，后又迅速反目为仇。由此看来，毛的接班人困境和危机的造成，不仅在于政治体制和其它波谲云诡的“路线”、“政策”等等必然性，还在于他的个人经历和性格气质等看似偶然的因素。这在他对林彪的选择和罢黜中表现的尤为明显。这些个人因素包括：1、口是心非，出尔反尔的矛盾性格；2、多疑猜忌的病态人格；3、实用主义的行事作风。在传统的皇太子政治中，君主的一些极其个人的因素都可以直接引发对储君的选择和废黜，更何况在变异了的中共的皇太子政治里，毛是绝对的规则的制定者兼实行者。
毛泽东在林彪问题上一开始就表现出他的矛盾性格。一方面，他好大喜功，急需要搞个人迷信来提高自己的威望和巩固最高权力，另一方面却又要忸怩作态、欲盖弥彰、自己给自己套上早就反对个人崇拜的道德包装。例如，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林支持毛发动文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后被贬为“政变经”。林在这篇讲话中非但对毛进行了比他60年代初更狂热的吹捧，还下了誓死保卫毛的绝杀令。当时，林彪的吹捧对毛泽东在党内权斗中树立绝对正确的地位是一种急需。另外，以林彪在军队的主管地位，他的讲话对毛的对手刘、邓等人更具有极大的震慑力。这一讲话为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一片叫好，毛也从来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不料一个多月后，毛在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中专门讲到了林彪的这一讲话，却说：“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11]如果说毛江之间仅限于夫妻间的私人通信，倒也无可厚非。而毛却在7月11日下午、12日上午在武昌和当时在第一线主持方方面面工作的周恩来、王任重等人谈话中，给他们看了此信。后周恩来又向林彪做了转达，但林并未作任何修改。同年9月22日，事情又发生了翻云覆雨的变化，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党批转了林彪的讲话，并评价为：“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12]
他做脸、我们做屁股
毛泽东的这些翻云覆雨至少泄漏了如下的天机：1、他要让周恩来等党内的中间派明白：他是为了文革的大局被迫接受了林彪的吹捧。这样，他便可以一方面尽情享受林彪搞得的个人崇拜带来的成果，而另一方面却又充分表达了自己伟大的谦虚。2、他深知党内对他和林彪唱双簧式的个人迷信宣传其实是颇有非议的[13]，为了他在与党内对手决战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得到中间派的支持，便通过传阅他私人信件给周、王的方式巧妙地推卸了自己破坏以往党的反对过度吹捧个人的决议的错误，还让别人承担了责任。3、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林获胜，他就又用中央文件的方式向全党批发和高度评价了林彪的讲话，最终说明他其实是急需和赞成林彪的吹捧的。毛泽东这类双重人格中的虚伪是一贯的。1973年他为了阻止周恩来批判林彪的极左路线，发动了对周的所谓外交上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批判。他先是怂恿他的翻译和联络员王海容和唐闻生积极参与整周恩来，事后又当着周的面批评王唐两人“她们整我，整总理”。对此，王唐两人极其不满道：“他做脸、我们做屁股”，“他要我们去批总理，批完了，他给总理台阶下”。[14]无独有偶，后来成为林彪集团干将的原政治局委员邱会作也有同感，他认为：“《决议》说毛主席被利用。说我们在利用他，根本没那么回事！……（毛）一生中只有他利用别人为他和他的事业服务，哪有他被别人利用的道理？”[15]
在给江青的信中还隐隐约约地透露出一脉毛的无意识思维，那便是他对林彪大谈政变的多疑。在毛的评语（“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的字里行间其实蕴藏着这样的逻辑：林既然对政变这一课题如此地感兴趣，他将来会不会对我搞政变呢？这就涉及到毛的第二个个人因素，不断蔓延的多疑猜忌的病态人格。无疑，那些靠阴谋和权术夺取了最高权力的人，最担心的可能就是别人效法他的榜样用阴谋和权术来夺取他的权力，所以他们最易发多疑症。在皇权与储君的矛盾中，中国历史上一些靠阴谋强势夺权、后又显得雄才大略的帝王常常是在接班人问题上罢黜储君和“废黜皇太子”的好手。例如，为毛在他的诗作《沁园春·雪》里所推崇的帝王“汉武”（汉武帝）和“唐宗”（唐太宗）就都是以在接班人问题上罢黜储君闻名于史的。这里，隋文帝杨坚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他用“禅让”的名义从自己年仅8岁的外甥周静帝手里强行夺得的政权，因为他的长子杨勇也是他阴谋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他登基当天，就下诏册立杨勇为皇太子。既然是名正言顺的东宫之主，杨勇也就建立了他自己的接班人梯队，成为潜在的第二权力中心。而朝中百官也就在节日时去东宫朝拜这位未来的新皇。不料，这些都引起了隋文帝的极端猜忌，以为太子也和自己当年一样准备抢班夺权。结果他决定废黜太子杨勇，一网打尽了他的接班人团队。毛的情况也是同样，他对自己选择的接班人，从一开始就不是放心的。1966年9月，林办工作人员就目击毛在人民大会堂让刚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上“接班人”的林彪去读《三国志》中的〈郭嘉传〉和《宋书》中〈范晔传〉，以毛氏特有的“语言方式”来警戒林彪不能造反。[16]而这种猜忌，也正是导致文革的主要祸源之一。
最后，毛泽东极端实用主义的行事作风也对他的接班人废立上的始乱终弃的发生了影响。毛正式公布林彪是他的接班人是在1966年8月初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可能因毛7月8日给江青的信里对他的批评所造成的嫌隙，林彪称病不出席该会。为了排除来自刘邓中央一线的阻力，进一步将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并使之合法化，毛泽东仓促决定召开中共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原以为凭籍他个人的威望完全可以轻易解决刘邓派工作组的问题，不料一开始便在8月5日的会议上遭到历来谦恭的刘少奇的公开顶撞，而政治局中的大多数人却保持沉默。为此，他急需有力的支持和一位超级打手为他压阵，他便想到了林彪。8月6日晚上，毛临时决定“让机要秘书通知在大连休养的林彪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当晚乘飞机回到北京，直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议”。[17]林彪到来以后，局面果然改观。会议通过了《十六条》。在8月12日的会议公报里，毛泽东在未经任何选举程序的情况下，不再提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的副主席职务，批准会议公报里只列林彪一人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至此，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得以确立。从这一立储的过程来看，毛泽东显然违反了中共最高权力更迭的一些基本程序。例如，八届十一中全会并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他怎么能一个人决定林为唯一的副主席呢？从他先急召林彪上阵、后又投桃报李地行赏的前因后果来看，既缺乏深思熟虑，又极端实用主义。还给储君留下了今后可以以实力来待价而沽、进而在政治利益上逼宫的余地。
从林彪这一面来看，其实更是当局者迷。当他依靠参与毛的文革密谋、充当打手、并以破坏正常程序而当上了接班人后，他就没有想过：这种非程序性的权力转移一旦开头，便完全可能是周期性的。有朝一日毛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法罢黜他、赶他下台。要知道在任何皇太子政治中，交班人皇帝的心态常常是：一个参与了阴谋、会搞阴谋的储君永远是最危险的。他既然可以和自己合作，对付其他势力；那么他也当然可以和他人合作，来推翻自己。总之，这种接班人的确立方式，从两方面都给未来的君臣关系投下了挥之不去的不和谐的阴影。据说，林彪对毛要立他为接班人最初也有过推辞，林彪“向毛泽东作揖，托称身体有病，不愿接任新职。毛泽东大怒，骂林彪‘你想当明世宗！’（明世宗即明朝嘉靖皇帝，虔信道教，不问政事）严斥林彪：‘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18]说实话，尽管林彪很早就上了毛的“贼船”，但对自己这么快地被立储还是吃惊的，因而在行动上是半推半就的。为此，他在被立储后没几天还有过下面的表白：
……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19]
招来杀身之祸
这里，林彪再一次表露了他对这一变异了的皇太子政治漩涡中储君可能的残酷的命运的估计不足。因为开弓没有回头箭，因参与了政治阴谋而被立储的太子不能拒绝册封，因为这也早已经是政治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在中国传统的皇太子政治中，不接受册封或辞职，还是有被允许和善终的先例的。如公元43年，汉光武帝刘秀的原太子刘强因母后郭圣通被废而多次要求出让太子之位给异母兄弟刘阳，后被刘秀改封为东海王。而在中共的皇太子政治中，中途退出或不接受册封都是绝不被允许的。这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毛的第一接班人刘少奇的辞职。1967年1月13日，刘少奇在面见毛泽东时要求辞去自己的所有职务，携妻女回乡种田，以尽早结束文革。但这一谦卑的要求为毛所拒绝，不久便招来杀身之祸。[20]
如果说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决定立林彪为接班人还表现出一种利益交换的仓促，那么他在1969年九大期间同意把林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就不是轻率两个字可以概括的了。早在1962年的中苏论战中，毛就批评斯大林在生前没有立下立储的遗嘱，才导致了赫鲁晓夫的上台。[21]因此，以毛素来喜欢标新立异的个性和意图超越列宁斯大林的“第三个里程碑”的遐想，搞出在党章中写上接班人名字的奇招，并不令人奇怪。然而从中国封建社会皇太子政治的发展来看，毛泽东的做法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世袭制发展到清朝，为了保护皇帝选中的储君在生前既不受到来自其他各方势力的伤害，又不至于形成威胁皇权的第二权力中心，康熙皇帝的第四子雍正皇帝接受皇室骨肉相残的沉痛教训，在确立接班人一事上想出了“秘密立储”的妙招。即等皇帝离世时，由辅政大臣当着大家的面取出密诏宣读接班人的名字。这样一方面可以跳出煮豆燃萁，同根相煎的死循环，另一方面又代表了最高皇权给所有可能接班的政治势力的公正“暗示”，即大家都可能是“接班人”。既然在老皇帝死前机会均等，太子们在坐上那把至高无上的椅子的机会没有完全丧失之前，就很少去主动去挑战最高皇权。雍正之后的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皇帝，都是通过“秘密立储制”接班的。这一制度应当是中国专制政治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的确可以有效地减少交班人和接班人之间、以及接班人和最高皇权之间的明争暗斗，而且也同时照顾到了皇帝的个人意志和绝对权威。而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大张旗鼓地提前立储，其实是大大压缩了各方可能减少的你死我活的权斗的空间。
在党章中写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否意味着毛对林就完全放心了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对毛泽东这样的双重人格者来说，这固然能给他带来一时的从众如流、任人唯贤的美名，但又会必然同时加剧他对接班人权力的限制以及引发和储君反目成仇冲突的可能。其次，在中国传统的皇太子政治中，皇帝在公开立储后要允许东宫开府，即建立一套皇太子的政府接班梯队。然而，在九大把林彪写上党章以后，我们没有看到林彪的职权除国防部长外有任何增加。相反，毛对林作为主持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范围内的工作，也起了极大的疑心。例如，1969年10月17日，因中苏冲突的加剧，林彪通过军委办事组发给全军的一个口述战备命令，被军委的一个副总参谋长无心中整理为书面的“林副主席一号命令”。这一命令所涉及的内容完全在林彪当时的职权范围内，而且他也同时报了毛泽东。但是据汪东兴回忆：毛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立刻叫他“烧掉”。显然，毛把林的正常工作当作了一种“他想试探一下凌驾于毛主席以上下命令”，怀疑他准备抢班夺权。[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