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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革命及其语言神话和抗日话语(8/10)

西安事变是蒋介石的盟弟、那个花花公子张学良在历史上写下的一幅也许连他自己都会感到啼笑皆非的政治杰作。这位少爷将军论打仗既打不过日本人又打不赢共产党,但他却趁蒋介石临阵督战之际把这位主帅给绑架了。于是,刚刚在汪精卫身上赢了一把的蒋介石旋即在毛泽东那里输得精光。西安事变既推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如意算盘,又输掉了他让汪精卫的和谈去顶住日本军队的一着妙棋。在此,蒋介石如同一个运筹帷幄的兄长,突然被自己的弟弟一把撕开了帷幕,然后又被敌人一下脱光了裤子;极度狼狈之中,他还不知向谁泻怒,因为那个弟弟为此不住地向他诚恳地道歉,而暗暗窃笑的敌人又不停地与他握手,向公众表明彼此原来是一对很好的朋友,过去的一切全都应该过去,大家枪口一致对外;如此等等。

蒋介石此刻的处境可说是国民党有史以来最为可笑的,比之当年孙中山兴师动众地从日本回国讨伐袁世凯不想袁世凯却一命呜呼的那种喜剧性处境还要可笑一百倍。而整个中国晚近历史则在蒋介石这极为可笑的一刻悄悄地开始从蒋介石的主宰转向毛泽东的股掌。在螳螂捕蝉之后,毛泽东扮演了一只美丽而勇猛的黄雀;其美丽在于他的白话文运用,其勇猛在于消灭政敌上的毫不留情。这也即是说,以西安事变为标记,第二轮政治角逐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展开了。

说到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政治角逐,有必要追溯一段明末清初的江山变迁历史。人们常说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在此还可补上一句,只是编排方式有所不同。明末的蒋介石一角,由崇祯皇帝扮演;明末的汪精卫一角,由吴三桂扮演,而明末的毛泽东一角,则由李自成扮演;至于日本侵略者的角色,是由以努尔哈赤为强大标记的满族人所担当的。同样一个内乱外患的动荡时代,崇祯皇帝没等到清兵打进北京城便丧身于李自成的叛乱;而此刻的李自成也根本不以清兵在关外的大军压境为意,将他那场造反的目的仅仅定在了替代崇祯坐在龙庭正中的位置上。因此,说到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倒也并非没有历史上的由来。李自成在与崇祯争夺江山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他是否应该与崇祯先共同抵抗鞑虏,然后再来逐鹿中原。相反,李自成全力以赴的是后来的毛泽东将之放到抗日之后再进行的“解放战争”,并且在内战结束之后,非但没有重视外敌的入侵,而且还粗鄙地羞辱了正在关塞抵抗外敌的明军主将吴三桂,从而将他逼入清军的营帐。然而,后来的历史学家却很少有人非议过李自成这种只安内不攘外的荒唐。

不管崇祯如何昏庸,在关键时刻屈杀袁崇焕等等,但他毕竟在抵抗着日渐逼近的满清军队。然而,当李自成坐到崇祯的位置上时,却根本没有担当起他应负的御寇之责。李自成的这种失责,在实际效果上远甚于吴三桂的投敌。因为假如李自成具有强烈的抗敌意识的话,连吴三桂投敌事件都是可以避免的。只是后来的蒋介石在他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受到攻击时没能想到援引李自成的事例为自己一辩,从而在舆论上落了下风,成为众矢之的。虽然蒋介石成功地拉过汪精卫挡在自己面前,但他在这上面的不说清楚却已经造成了民心的丧失。因为假如他的对手强大到足以与当年李自成的声势相等同,那么对方很可能在日本军队打过黄河之前就一举消灭他。但他的对手此刻却正好处在眼看要被他消灭的险境中,于是整个情势就完全倒了过来,变成了对方一句十分冠冕堂皇的抗日口号,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李自成当年在推翻崇祯的当口根本没有想到过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李自成”此刻处境不利,便把外敌压境变成了一个休生养息的绝好机会。而且,更妙的是,这种休养还不以休养为名义,而是挂着抗日的招牌。对比一下当年在陕西起兵的李自成,在陕北休养的毛泽东无疑要高明得多。因为李自成在推翻崇祯的同时将抗敌的责任不知不觉地招揽到了自己的身上。尽管后来由他一手造成的吴三桂为他顶了一世骂名,但江山却是从他的手里移交到满清手中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典故在此具体为:崇祯是蝉,李自成做了螳螂,然后由满清军队挟裹着吴三桂做了黄雀。

从明末历史的这个故事中,人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成功所在。正如李自成最终为清兵所败一样,毛泽东成功地利用了日本军队的大举入侵。所谓四两拨千斤,在此的确切含义乃是:毛泽东用受挫的共产党这个四两拨动了日军那个千斤,借此削弱了强大的对手蒋介石,借此壮大了共产党的实力和共产党的地盘。当然,毛泽东得以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前提在于国际政治局面的分化改组所带来的佑助。因为倘若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中国造成的有利形势,日本人就有可能在中国再度重演满清入侵者上演过的历史。虽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假如日本人在中国继满清之后建立了一个历时相当的帝国或王朝的话,那么不仅中国历史即便是有关的历史观念都全然改观了。

这种观念的所谓道德立场在于:强奸一次是强奸,而强奸一辈子便成了夫妻。日本人之于中国的侵占仅仅历时八年,因此中国人得以表示出坚决不接受的立场。或许除了毛泽东为此感激不已之外,没有一个中国人包括汪精卫在内会引以为荣。然而,假如日本人的侵占中国不是历时八年而是历时八十年的话,那么中国人的所谓爱国主义就会连日本人一起爱进去的。想当初成吉思汗的蒙古兵如同日本兵一样野蛮地践踏过宋家河山,为此造就过一大批抗元英雄和爱国诗人,诸如文天祥的浩然正气,陆秀夫的拥主蹈海,不胜枚举;然而,侵占一旦成为事实,“夫妻”的名义却得以成立了。以后的汉人一说起成吉思汗就会骄傲地称之为“我们的祖上”,并且为成吉思汗当年的横扫欧亚大陆激动不已,连毛泽东在历数中国历代帝王时都没有忘记重重地提上一笔,誉之为“一代天骄”。早知成吉思汗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骄”,当年的文天祥陆秀夫之辈岂不显得自作多情徒作悲状了么?或者假如日本人能够在中国占领八十年的话,那么伊藤博文是否也会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我们的维新英雄”呢?

有关历史的道德观念在逻辑上的这种荒唐充分表明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本身的实用性和将就性。这种观念不以信仰为然,而为实利所左右。也正是这种实用主义的道德观念,致使中国晚近历史上的历代革命家都看重革命的利益而轻视领土的得失。比如谭嗣同曾提出过将蒙古新疆按价转卖给俄国人的主张,以此偿还马关条约的赔款和支付变法可能需要的经费开支;又如孙中山曾以东北的租让为条件企图换得日本政府在经济上的支持。这些革命家在以领土换取革命利益时,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是理直气壮的,没有丝毫的道德障碍。中国的革命家从来不讲道德,一如政治家向来以利益的搏弈为重;一旦革命家讲起了道德,那么其所讲的道德与其说出自他们的革命信仰,不如说出自他们的利益需要,从而使他们所讲的道德成为他们手中的政治斗争武器。孙中山在困境中不惜出卖领土以求援助,而一朝获得了来自莫斯科的援助之后,他又转身变成了反帝爱国的道德英雄;同样,中国共产党当年接受来自莫斯科的种种革命指令时,根本没想到这与他们的爱国主义有无观念上和心理上的冲突;但等到他们在与国民党的角逐中受到致命的挫折时,他们那位刚刚确立了领袖地位的毛泽东便指着长驱直入的日本兵大叫爱国主义。

可惜当年那个可怜的崇祯皇帝没有想到这一四两拨千斤的高招,指着关外的清兵对李自成高喊抗清爱国,致使自己做了凄切的寒蝉,并且也连累李自成做了倒霉的螳螂。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巧妙的历史游戏和政治“柔道”,在崇祯和李自成是同样茫然的。但这样的茫然却又在观念上造成了明末历史在民众心目中的一笔糊涂帐,仿佛清兵入关与关内的那场争夺江山的战争毫无关系,只是由于吴三桂的叛变才导致了满清的入主中原。于是吴三桂作为汉奸为千夫所指,万世唾骂;而李自成这一造成清兵入关的主犯却逍遥于道德审判之法外;后世的文人写及这段历史,道德审判的被告席上站着的竟是钱谦益或候方域那样的书生,大有书生不知亡国恨,误认清家是亲家之意。中国历史学家或各式文人在面对他们不敢直面的历史时,其惯用手法便是将亡国的罪责往文人或女人身上一推了之。

从明末故事的历史鉴照中,人们可以体认的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所谓亡国云云与所谓的爱国主义一样,都是一种弱者之于现实的心理夸张。因为这种所谓的亡国不是文化的寂灭,而是江山的易手。正如中国人的忠君爱国往往将王朝和江山混为一谈,中国人心目中的江山又总是带有具体的王朝印记。江山是李姓王朝还是赵姓王朝,王朝是汉家宫阙还是异族朝廷,从来没有影响过历史在文化上的自主和生成。如果人们不把国家与什么姓什么族的王朝混同起来,而是把国家看作是一种文化的精神的自足,那么人们就将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好比忠君乃是一种道德关怀一样,所谓亡国云云不过是一场自相恐吓的历史虚惊。

当满清王朝定都北京之后,人们所谓的亡国已成事实已成定局;然而中国的文化非但没有因此中止,反面获得一种新的发展,结出了《红楼梦》那样的硕果。即便就江山而言,康乾年间的百姓也并不比朱明王朝治下更加悲惨。江山的易手并没有使历史出现什么中断或断裂,相反,使文化增添了新鲜的活力,使天下获得了盎然的生机。尽管这种变易由于以暴力为支点而充满了血腥的野蛮,但变易本身却并不使历史文化陷入毁灭性的灾难。满清王朝一面大兴文字狱,一面却不知不觉地为汉族文化所悄然同化。一方面是满族人将汉族江山强占了好几辈子,一方面是满汉之间在文化上结成了同宗的血缘关系。就中国文化的这种消化能力而言,所谓亡国不过是化异为同的同义词;元朝的建立并没有使宋明文化在气脉上有所中断,清室的崛起也没有打断明清文化在历史上的承继性。宋明理学在明朝走向内心修炼和内心体悟,形成了王阳明的心学,出现了李贽的童心说和公安性灵小品;然后,宋明理学在明末经过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们不约而同的否定,到了清朝一方面走向朴学,一方面成为行动,演化为曾国藩那样的一代政治家。

要说腐败,清室和明室在王朝末年都同样腐败;要说强盛,康乾比洪武还要欣欣向荣。历史文化的气脉不以江山易手为转移,所谓亡国与其说是一种灾难不如说是一种很正常的历史变易;而因为这种亡国的虚惊所产生的恐惧,不过是由于人们对自己的不够孔武有力而来的自惭形秽以及企图通过对他人的道德谴责来转嫁这种自卑的变态心理。应该说,这样的自卑和变态,在中国历史上是从宋朝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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