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语言神话在文化上以《讲话》为形成标记，但该神话之于政治的作用，则最突出地见诸毛式的抗日战争。正如蒋介石的抗日是用军队打出来的一样，毛泽东的抗日主要是凭嘴巴说出来的。毛泽东的部下因为不懂毛式抗日的这种奥妙，擅自以爱国热情打了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结果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训斥。因为毛泽东的抗战不在于与日本侵略者真刀真枪地拼命拼实力，而在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抗日对蒋介石来说是使命，但对毛泽东来说却是机会。蒋介石唯有在面对汪精卫时，抗日才是他成为岳飞的机会，而汪精卫则相应地承担了秦桧的使命。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人的入侵使中国的政治格局变成了类似三国演义中的历史故事。毛泽东和蒋介石、汪精卫三分天下。三者的智商决定了三者的政治手腕，从而形成了一场奇妙的政治搏弈。这场搏弈可以用一个古老的中国典故来比喻，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此，汪精卫是蝉，蒋介石是螳螂，毛泽东是黄雀；最后，上帝扮演了黄雀后面的手持弹弓者。
有关抗日战争的这段历史，是中国晚近历史上最为浓妆艳抹的部分。大量的自我标榜和英雄神话如同一层层厚厚的尘沙，将原本的地壳遮掩得严严实实。在此，历史完全成了胜利者随心所欲的吹嘘和炫耀。这样的自吹自擂达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以致连日本侵略者都得到了莫明其妙的褒扬。在当年的侵略者战战兢兢地面对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竟然以一种伟大的谦逊向对方道谢，感谢他们的入侵，从而给毛泽东的革命提供了反败为胜的机会。很难说毛泽东的这份得意全然是胜利冲昏头脑所致，因为他下意识地道出了一个秘密，即当年在抗日宣言和抗战口号所粉饰下的历史事实，乃是一张政治搏弈的赌桌。
所谓抗战，则是一种特殊的叫牌。至于这种叫牌的秘密又首先在于叫，而不是首先在于牌。坐在这张赌桌周围的三位领袖，汪精卫是既没有牌，又不会叫；蒋介石是手中有牌，却苦于不善于叫；毛泽东则是手中无牌，但叫得最响叫得最妙叫得最成功。毛泽东于是成了大赢家，蒋介石输剩一个台湾岛，汪精卫不消说身家性命连同一世英名全都赔得干干净净。大凡书生赌博都难免落得汪精卫的下场。虽然语言在叫牌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汪精卫却象蒋介石一样，只通文言，不懂白话。
如果说白话文在“五四”时期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世界，那么白话文在日本人入侵之后不用倡导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民众的全民语言。因为中国民众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当他们面临强敌入侵之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如何抵抗，而是同胞中的其他人有没有奔赴前线；于是他们第一要紧的事情成了倾听，倾听有没有出现岳飞那样的声音；一旦有了，大家奔走相告，然后如释重负；假如没有，个个愤愤不平，但不是愤恨敌人的入侵，而是愤恨别人怎么不去抵抗。由此，毛泽东将他的语言天才发挥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喊出了岳飞的声音，然后让蒋介石承担了岳飞那样的抗敌重任。这幅图景很象中国传统曲艺中的双簧；舞台上两个演员，一个在前面作形体表演，一个在后面作声音相配。但这幅抗战图景与传统曲艺不同的是，在曲艺舞台上，观众认的是形体演员；而在抗战舞台上，民众认的是抗日呼声，呼声越高越能满足大家对抗战英雄的期待。
因此。在抗战舞台上，形体岳飞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远不如声音岳飞高大和亲切，尤其当形体岳飞一旦遭到声音岳飞的指责时，更加由于一种有口难辩的苦衷而显得十分狼狈。比如，当声音岳飞指责形体岳飞在峨嵋山上躲了八年、等到抗战胜利想下山摘桃子时，几乎人人相信这就是事实真相。因为民众民经认准了岳飞的声音，而不在乎岳飞是否分为声音和形体两个部分了。这里的关键在于：形体岳飞使用的是民众听不懂的文言，而声音岳飞使用的是民众一听就懂的大白话。文言和民众之间有一种信息频道上的错位，而白话却正好对着了民众的内心频道，从而为大家所喜闻乐见。从这种声音的秘密上说，中国的抗日战争对民众来说是由白话文写就和由白话文塑造的。民众不会理会“御寇”“拒敌”之类的之乎者也，他们为之激动的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在此，“五四”话语的理性立场全然变成了壮怀激烈的民族情绪；为这股情绪左右的抗日话语又是如此的简单粗俗，既无岳飞《满江红》中的儒雅，又无文天祥《过零丁洋》式的悲壮，而是一阵阵莫名其妙的敲锣打鼓，正好应了当年林纾那个“引车卖浆”之说。正如当年袁世凯的专制激发了孙中山的独裁意向，此刻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既照见了中国人的怯懦又挤出了中国人的粗鄙；而这样的怯懦和这样的粗鄙又恰好给毛泽东的抗日话语提供了丰沃的土壤。
当然，想要理清毛泽东抗日话语的语言神话的来龙去脉就必须涉及有关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些背景包括近百年的中日关系演化，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尤其是斯大林之于中国政治的影响，然后是由此可以明了的汪精卫、蒋介石、毛泽东三者的不同处境及其所扮演的历史角色，连同毛泽东之于中国民众心理的把握以及这种心理的历史渊源。
在现代世界的国际关系之中，也许中日之间的恩恩怨怨是最为复杂的一个例子。彼此之间既有着文化上的亲和力，又有着利益上的竞争性。这种文化上的亲和力并不意指两种文化的如何相同，而是恰恰意指双方的巨大差异。中国文化有一种中庸的特性，这种特性的意味在于：不是开放的宽容的，而是排他的封闭的。而且又正是这样的排他和封闭使之不得不具备超乎寻常的消化能力，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成功地融解为一体。比如中国文化之于印度佛教文化的消融，以及之于西方文化的吸收和消化。相反，日本文化呈现为一种极端的状态，要么象樱花一样极端柔美，要么象富士山一样极端暴烈。樱花和富士山正好象征性地勾勒出了日本文化的两个侧面，从樱花的象征上可以读出日本文化的审美特征，从富士山的象征上可以读出日本文化的武士道性格。日本文化不象中国文化那么封闭排他，而是开放的好学的。日本文化很容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它又往往将外来的影响推向看上去分裂实际上却相辅相成的二个极端。比如，日本文化曾经从中国文化中吸取了许多养料，从而丰富了它的樱花品性；又如，日本文化又曾从西方文化中学到了许多现代科学技术和文明社会的自强方式，从而将本来所具有的武士精神强化为一种象西方列强那样的扩张野心和征服欲望，使之在成为现代世界之强国的渴望下变得空前野蛮和空前暴虐。面对日本文化的这种双重性，文化巨子如周作人者，虽然反感日本人的武士精神和军国主义，但他如同热爱古希腊文化一样地热爱日本文化之中的柔美部分，或曰，樱花品性。与此相反，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李鸿章所着眼的则是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竞争性。
李鸿章可说是中国晚近历史上对日本这个国家最不抱幻想最具有戒心的政治家。李鸿章认定中国受到的最大的侵略性威胁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来自东方，来自那个曾经在文化上做过中国人的学生的岛国。由此，李鸿章向朝廷提出了侧重于海防建立强大的海军的国策。李鸿章的这种着眼点虽然与当时两国在自强维新上的竞赛背景不无关系，但须知中日之间的这种较劲并不以一时的胜负为转移。尤其是在一个岛国在膨胀、一个大国在衰弱的情形下，征服的欲望将随着扩张的可能性与日俱增。这样的扩张根本不是源自所谓的帝国主义本性，而就是基于达尔文所发现的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则。李鸿章不是凭借有关达尔文学说的习得，而是籍以一种本能的自觉感受到了日本之于中国的侵犯性威胁。遗憾的只是，李鸿章不仅挑起了对日本的海防重任，而且也承担了甲午海战带来的全部屈辱。尽管他以遭受枪击的代价为中国争回整整一个亿，但中国民众照样把他叫做卖国贼，以此减轻民从自身的卑怯心理。
相对于李鸿章之于日本的这种洞若观火，孙中山与日本的种种交好却再一次显示出了他那种革命异乡人的特征。与李鸿章将日本视作一个危险的敌人相反，孙中山将日本看成了一个革命的好朋友。正如在康梁戊戌失败之前，孙中山将西方列强作为革命的求助对象；在康梁受到日本政府庇护之后，孙中山又将日本政府当作革命的可靠朋友。为了争取对方的支持，孙中山不惜允诺割让整个东北领土。在革命的紧迫性面前，孙中山总是忽略李鸿章所看到的危险。由此造成的天真是，孙中山把日本富士山的凶暴误读成了樱花的柔美。周作人读日本的樱花品性是基于文化立场，但孙中山将富士山读成樱花却很不幸地出于他的政治立场。孙中山的这种错位给他那个书生气十足的学生汪精卫作了代价极其昂贵的伏笔。虽然日本政府之中也有樱花式的文官和富士山式的武夫的区分，但一旦涉及到利益上的得失，樱花的柔美绝对是政治的幻象。其情形一如当年主持明治维新的是伊藤博文，而后来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的也是伊藤博文。政治作为一种搏弈，只有山的峻冷，没有花的妩媚。尽管孙中山在获得了苏俄的支持之后推翻了自己的亲日立场，但他之于日本政府的种种误读却无形中在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和日本朝野人士之间编织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直接影响到一九三七年之后的抗日格局，致使汪精卫和蒋介石分别扮演了两个不同的孙中山，一个是亲日的，一个是抗日的。
促成当时中国政治格局的另一个国际因素在于国际上各利益集团的分化和组合。不管孙中山在晚年如何煞有介事地表明了他的所谓反帝立场，但中国的命运却依然为各列强之间的角逐所左右。至于孙中山无比信任的苏联，不过是以社会主义为自我标榜的一个新的列强国家。继日本在东方野心勃勃地崛起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败北的德国在希特勒的主持之下又重新以咄咄逼人的姿态重新出现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日本军队入侵中国所没能激起欧美大国对中国的同情，由于希特勒在西方造成的威胁而阴差阳错地达成了。在此没有任何道义因素和主义联盟，所有的国际关系全然以利益的得失为转移。国际政治如同一个比中国政治规模更大的轮盘赌，先是日本的行情看好，然后轮到中国被转到一个幸运点上。在这个幸运点上，中国莫名其妙地既成了英美两国的盟友，又成了斯大林苏联的“同志”。当时的一个说法叫做“反法西斯阵营”。在这个阵营中，利益的一致消解了主义或曰意识形态的分歧。
在这样的联盟面前，只有乡下人才会相信共产主义是和资本主义水火不容的意识形态世界。一旦涉及到切身利益，无论什么主义都是可以互相通融的。这些在某些真心实意地信仰某种主义的书生看来是大惑不解的问题，在斯大林那样的政治赌客眼中是根本不成其问题的。因为斯大林真正相信的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马基雅弗利主义。正如当年为了对付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莫斯科循循善诱地手把手地教会了孙中山如何革命如何夺取政权；此刻为了对付希特勒这一强敌，斯大林不仅断然与英美结盟，而且十分明确地支持蒋介石这一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死敌。在教导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如何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上，斯大林的确是以身作则的。斯大林在政治操作上的流氓作风在西方曾让希特勒暗暗吃惊，在东方则由毛泽东心领神会。当王明为了配合斯大林的外交策略而大肆宣扬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和全民服从蒋介石领导时，毛泽东向党内强调的却是中共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管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如何长袖善舞，但他面对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为各自的铁腕人物所左右；因此，一方面是蒋介石的不领情，一方面是毛泽东的不买账，致使斯大林在中国几乎一无所获。比起斯大林在东欧的颐指气使，他在中国可说是很不顺心。他在二战中的支持蒋介石，并没有导致毛泽东的延安因此衰弱；他在中国内战时期提出的南北分治，也没能阻挡毛泽东的“百万雄师过大江”。他对中国政局的唯一有效影响，无非是促成了汪、蒋、毛或曰南京、重庆、延安这种三国式的对日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