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著前面诸章有关“五四”白话文的论述中，我已再三阐说了这场语言革命的理性立场和引进逻辑思维及其语法结构的努力。然而这种立场和努力在三十年代初遭到了一些具有主义立场的左翼文化人的抨击和反对。“五四”白话文被指责为是一种脱离民众的少数城市知识分子语言，充满了外国词汇、欧化句式乃至文言残余；因此需要再来一次“文学革命”加以改进，使之获得与其时兴起的普罗文学相应的大众化形式。这样的倡言激发了一些中小知识分子对“五四”新文化的对立情绪，尤其是一些具有共产党背景的左翼文人，更是感到一种扬眉吐气，仿佛一举手便可打倒当年北大“新青年”创下的新文化，从而以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取代之。至于这种倡言的主要代表人物瞿秋白本来就是共产党的领袖，他继当年博得莫斯科的欢心从陈独秀手中夺得了总书记权位之后，很快又被莫斯科抛弃；在政治上相当失意之际，他转向了文化，将剩余的革命激情倾注在了对“五四”白话文的反动上。他的倡言虽然遭到某些“五四”作家的异议，但也得到过鲁迅的响应，更不用说左翼文人对他的支持。好在他从事这种文学革命的时间不长，他的反动仅仅在左翼文学中有些影响，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五四”的文化立场，更不用说扭转“五四”话语的历史方向了。然而，瞿秋白对“五四”的这种反动却为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了历史性的铺垫。
毛泽东《讲话》的另外一个铺垫是文人们有关“民族形式”的论争。这次论争的攻击对象也是“五四”新文学。“五四”引自西方文化的理性立场使一些颇具革命倾向的文人们感到不舒服，而“五四”的北大背景又使一些中小知识分子感到压抑，于是他们祭起了“民族形式”之灵，以渲泄对北大那批教授们的下意识的嫉恨。他们将“五四”的理性原则称之为洋教条，把“五四”的教授们说成是城市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而继瞿秋白之后，在文学和文化领域发动了与毛式革命相应的农民起义。这种文化上的农民起义与当年的义和团运动一样，具有强烈的排外情绪，显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他们使用的语言也充满火药味，一方面戴着爱国主义面具，一方面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由于文化心理上的极度自卑，这类文人显得特别激进，特别好斗。相形之下，有关“民族形式”的讨论还是相当温和的。因为比之于二十年代末宣扬“革命文学”的太阳社和创造社诸君，这场讨论显然在意气上还不够风发，在文字上还不够激扬，更没有在穿着上标明自己是“短裤党”。这些文人所共同具有的力图逆转“五四”话语的反动立场，使他们成了中国晚近历史上的话语英雄。他们是文化或文学上的李逵和武松，一方面努力摧毁“五四”文化传统，一方面热烈期待着革命领袖的招安和真命天子的降临。如果说“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讨论为毛泽东的语言神话准备了逻辑前提的话，那么这些号称革命文人左翼作家之类的话语英雄则为毛泽东的语言神话营造了相应的历史氛围。经由这样的铺垫和准备，不仅“五四”文化，整个中国文化更不用说近百年来传播进来的西方文化，都已在劫难逃了。最后，毛泽东的《讲话》，敲响了文化的丧钟。
1942年5月，一批似乎备受“五四”文化传统压抑的小文人小作家齐集延安，如同当年的梁山泊好汉聚义一般地聚首一处共商剿灭文化之大计。尽管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的，但这场文化浩劫的命运却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被这次延安聚会决定好了。毛泽东成功地运用了他的阶级斗争立场和民族主义立场，把文学定义为是一种为工农兵服务的行业，就象理发店里的剃头匠或澡堂里的擦背师傅一样。按照他的话来说，则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至于文学的话语形式，他早在1938年的一篇文章就作了明确规定：“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毛泽东的阶级立场出发，文学的人性内容被剔除了，也即是说，当年周作人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诸文中奠定的“五四”新文学的人道主义原则被推翻了。从毛泽东的民族立场出发，语言的逻辑句式被斥之为洋八股和懒婆娘又臭又长的裹脚布而被废止了，从而使胡适当年在语言革命中确立的理性精神遭到无情的践踏。
毛泽东的《讲话》，在美学上的绝对外行和在政治上的绝对在行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以此将帝王的权威诉诸了生动活泼而又不容置疑的言辞。整个《讲话》从头到尾，既没有内心修为所达到的涵养，又没有头脑思考所体现的理智。亦即是说，这种《讲话》既不是我在故我思，也不是我思故我在，而完全是我说故我在。立论的大胆，判断的随意，色彩缤纷的比喻，滔滔不绝的口才，使古今中外任何一个诡辩家或演说家相形见绌。他不仅断定爱是功利的，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而且同时又判决恨也是功利的，叫做“世界上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从而由此对爱和恨这样的人类情感作出阶级论的硬性规定。至于暴露和歌颂，也相应地被规定为暴露资产阶级的黑暗面，歌颂无产阶级的光明面。按说，要成为毛泽东所说的这种连爱憎好恶都以阶级来界定的作家是不可思议的，但毛泽东为此设计了一个改造世界观的修炼方案，让作家们经过劳动改造那样的生活体验，获得所谓的工农兵立场。
如果略去其政治历史背景，今天仔细推敲一下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心智正常的读者也许会惊讶于毛泽东的狂妄和武断，从而忍不住问道：毛泽东当时是不是疯了？假如我回答说，不，毛泽东没疯，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基于一个很重要的心理事实，即他当年在北大所遭受的心理创伤。毛泽东与瞿秋白不同，他不是一个瞿秋白那样的主义的中毒者，他是一个不为主义所左右的铁腕人物。然而，正如拿破仑的强硬与他的癫痫病有关一样，毛泽东的专横与他的心理创伤不无联系。他少时因为父亲的暴虐而种下了仇父情结的精神病根，青年时代又因为北大教授的冷落而使仇父的心理情结成为他一生不可医治的绝症。“五四”新文化在毛泽东的下意识里，是一种与暴虐的父亲和高高在上的教授联在一起的父性形象，因此他将他的《讲话》变成了一次充满激情的杀父行动。这种仇杀比之于当年洪秀全的砸去孔子牌位更暴烈，更彻底，并且更巧妙，更到位；杀得干干净净，又不留下丝毫血腥气味。毛泽东没有声称他是“五四”新文化的敌人，并且还极力赞扬“五四”的所谓反帝反封建，但他不动声色地把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五四”文化领袖们所奠定的“五四”精神给彻底否定掉了，甚至连鲁迅也没有放过，只是在表述上比较委婉，告诉作家们在延安新的革命环境中，“杂文风格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如果说孙中山设计的北伐是政治上的统一天下的话，那么毛泽东的《讲话》则宣告了思想文化上的一统天下。从此，一切都“俱往矣”，除了党的思想党的文化之外，“五四”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理性文化，全被一扫而光。在这样的干净彻底面前，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又算得了什么。经由这样的扫荡，一个文化精神上的疯人院已经初现端倪，宛如“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
当然，尽管从精神分析学上说，毛泽东的《讲话》是一份临床记录，但从文化专制的效应上说，毛泽东的《讲话》又是绝对成功的。因为中共在延安立足之后，一度吸引了许多革命青年和文学青年。这些青年虽然幼稚，但多少受到一些“五四”的熏陶。于是，在目睹了延安的现实生活之后，他们发现了现状与理想之间的差异，由此激发出一股人道主义的激情，呈现在诸如“野百合花”和“三八节”有感那样的杂文里。这无疑触犯了延安中共的权贵利益连同他们的革命面子，但这对那些带兵打仗的老粗们又是使之完全暴跳而难以反诘的挑战；于是，毛泽东的《讲话》为此作了明确的姿态，以循循善诱和说服教育的方式发布了他的思想文化训令。训令是富有成效的，比如那位写过《三八节有感》的作者，在《讲话》发布之后就去乖乖地写了《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更不用说《讲话》发布以后在延安涌现的一大批所谓的工农兵文艺作品，有诗歌，小说，散文，随笔，快板书，黑板报，居然还有叫做《白毛女》的歌剧。为了这部歌剧中的地主要不要在舞台上付诸枪毙，党的政治局还专门开会讨论，表决，如同攻打一座城池一样。最后据说是决定枪毙，一声枪响，地主倒下了，歌剧也倒下了。“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毛泽东的《讲话》之于中国晚近历史是一个双重的标记，既标记了语言神话的崛起，又标记了话语英雄的成形。这是一次中国历史文化史上的水泊梁山。《讲话》一方面逆转了“五四”的方向，终结了“五四”话语的理性精神和“五四”文学的人道主义，一方面确立了文化的暴力性质和专制权威，使一大批二、三十年代涌现出来的以革命作家左翼文人为名的话语英雄找到了他们的旗帜，认明了他们的方向。如果说，在《讲话》之前的文化暴动是盲目的，那么在《讲话》之后，话语英雄的所作所为便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进军。四十年代末，这批话语英雄随着毛泽东的军队一起开进中国各大城市，继军队的胜利之后，他们开始了文化的清洗和屠杀，即展开所谓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在以后历次文化屠城运动中，毛泽东的《讲话》始终是话语英雄一展身手的指路明灯。《讲话》中确定的所有条条框框，届时全都变成了赤裸裸的文化专制行径。历史由此翻到最黑暗的一页，这一页上除了“吃人”没有其他字迹。至于吃到文化大革命时代，则连“吃人”二字都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