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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革命及其语言神话和抗日话语(10/10)

由于抗日,民众需要有英雄站到前面,于是蒋介石最终做出的抗日姿态和最终显示出的抗日的实际行动,使之成功扮演了岳飞的形象,当然也做出了岳飞式的举动。1937年8月,蒋介石将抗日的主战场从华北转到上海,并且下令他最为精锐的三个师进入阵地。中日“八·一三”开战之后,蒋介石在失去优势的情形下不仅不撤退,而且投入了更多的部队顽强抵抗。从8月到11月的三个月的战斗中,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军队中有二千万中国士兵伤亡,占国民党守军的60%(参见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第十一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记者贝特兰采访了毛泽东,问他中共有何具体表示。言下之意蒋介石已经承担起了抗日的主要责任,你们共产党又在干什么?不想毛泽东十分滑头地告诉这位记者,他们共产党说了许多抗日的话,并且还十分流氓地要蒋介石政府进行所谓的“民主改革”,让他毛泽东分享一些权力。其实,毛泽东并非不知道记者提问的要点所在,只是他无法表示也不愿表示他准备采取什么实际的象蒋介石那样不顾一切的抗战行动。

因为要说与日本军队交战,八路军在林彪的指挥下是打过平型关埋伏战的。虽然不算是正面交锋,但也可算是接火了。但是,首先,毛泽东并不以林彪的这种参战为然,此战之后,林彪被送到莫斯科养伤成为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军队的一位缺席指挥官;其次毛泽东在战争中感兴趣的不是打仗,而是地盘。当毛泽东接下去被问及八路军这个他无法回避的军事上的敏感问题时,他的回答又是值得玩味的:

“自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以后,关心它的行动的人确是很多的。我现在向你说明一个大概。

先说战斗情况。在战略上,八路军正以山西为中心进行战争。如你所知,八路军曾经取得了多次的胜利,例如平型关的战斗,井坪、平鲁、宁武的夺回,涞源、广灵的克复,紫荆关的占领,大同雁门关间、蔚县平型关间、朔县宁武间日军的三条主要运输道路的截断,对雁门关以南日军后方的攻击,平型关、雁门关的两次夺回,以及近日的曲阳、唐县的克复等。进入山西的日本军队,现在在战略上是在八路军和其他中国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我们可以断言,日军在华北今后将遇到最坚强的抵抗。……

其次,战略战术问题。我们采取了其他中国军队所没有采取的行动,主要地是在敌军翼侧和后方作战。这种战法,比较单纯的正面防御大有区别。我们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这是必要的。”

如果说,毛泽东在回答“具体表示”问题时拿出了抗日话语作搪塞,那么他在描述具体抗战时所摊出的事实则在于日军后方的地盘。在毛泽东的回答中,充斥其间的不是夺回、占领、克复,就是对敌军后方的攻击,并且大言不惭地以战略战术的名义公开表示,他的军队“主要地是在敌军翼侧和后方作战”。至于蒋介石军队的那种正面担当,在毛泽东看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他所不反对的。言下之意,正面抵抗和后方作战不是力量和责任上的大小,只不过是战略战术的不同。

按照毛泽东的这种阐释,人们得出这样的印象似乎也不为错:蒋介石军队的正面抵抗必须以哪里有日军便开赴哪里为前提,而毛泽东式的后方作战则旨在哪里没有日军便向哪里开拔。当时的国民党将领指责共产党军队游而不击虽然言过其实,但也并非全然没有根据。因为八路军与日本军队唯一的一次正面交锋乃是由共产党将领中的那位血性汉子彭德怀所指挥的百团大战,但这场战役恰恰是有背于毛泽东的抗战方式的。为此,彭德怀不仅被削去了兵权,而且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遭受了无数次的批判和攻击。彭德怀的天真在于,他不懂得毛泽东的心机所在,不懂得什么是该说的,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只说不做的,什么是只做不说的。因为彭德怀没有仔细品味过毛泽东和贝特兰的谈话,从而明白,抗日是该说的,动员民众是该做的;与日军交战是只说不做的,而扩大地盘则是只做不说的,一旦说出来也变成冠冕堂皇的“夺回”、“克复”、“后方作战”之类的战略战术。

在毛泽东之于贝特兰的谈话中,最值得细加推敲的乃是“动员全体民众加入抗日战线”一说。在西安事变之前,毛泽东的抗日话语将锋芒直指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在西安事变之后,由于蒋介石成了举国上下一致公认的抗战领袖,毛泽东将他抗日话语的核心改成了“动员民众”。因为在把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动员到抗日前线去之后,剩下的除了毛泽东共产党的军队,也只有民众了。

有些共产党人包括彭德怀林彪那样的将领,看见国民党军与日本兵交火之后,不免也磨拳擦掌,准备与日军血战沙场。此中道理很简单,既然军队已上阵,那么就毋需再高喊抗日,拿出实际行动迎敌就是了。相比于毛泽东的猴气,这些共产党人无疑显得孩子气。因为毛泽东所说的抗日并非如此简单,当共产党的某些将领跟在国民党的抗战之后跃跃欲试之时,毛泽东大手一挥说:慢,动员民众。亦即是说,国民党军队已经动员上去了,现在轮到老百姓而不是共产党军队冲上去了。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抗日阵势乃是:国民党军队在前,老百姓随后,最后是作为动员者的共产党及其八路军新四军的武工队游击队压阵。所谓武工队,与其说是战斗队,不如说是动员民众的工作队。毛氏抗日话语的动员民众一说,其奥妙既没表示自己上阵又保持了抗日的形象连同其英雄的体面。一方面是动员民众,一方面是扩大地盘,这公开说的和私下做的两者合起来,便是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前后明确表明的抗日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

在此,动员民众的要点与其说在于抗日,不如说在于“壮大人民力量”。因为事实上,毛泽东在八年抗战中的最大成就也就在于民众的动员或曰群众的发动上。过去在土地革命时期没能充分发动起来的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众,此刻由于日本人的入侵而被毛泽东充分发动了起来。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是很不自觉很不情愿地被共产党硬推向“打土豪、分田地”的苏维埃运动的,而在抗日时期的农民则因为敌寇的入侵、土地的丧失从而自然成了等待着被发动的对象。

当国民党在为抗日而身临前线的时候,共产党在日寇的后方发动群众。而且,这些群众在发动时是以抗日的名义象处女地一般地被开发出来的,及至开发出来之后,他们走入的却不是抗日的战场,而是与国民党一决雌雄的内战。因为正如抗战是持久战一样,动员民众也是一件长期的政治工作,与抗战一样持久。等到民众被动员到一定规模时,抗战却已经结束了。于是,被发动起来的民众便跟着共产党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与国民党军队的决战。

这是毛泽东在抗战期间玩弄的最为精彩的政治魔术:以抗日的名义唤起民众,然后将唤起的民众投入与国民党的决战。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叫做“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所谓“战争教育了人民”,意在共产党趁战争之机发动了人民;所谓“人民赢得了战争”,意谓共产党借助人民赢得了与政敌争夺天下的战争。如果说战争和人民是两种不同的政治资源或曰政治财富的话,那么毛泽东成功地做成了一笔巨大的无本买卖:先借战争把民众唤起,再借民众把战争打赢。前一场战争即抗战为毛泽东赢得了民众,后一场战争即内战让毛泽东获得了天下;最后,江山在手的毛泽东又以战争的经验以军事化的作风或曰以暴力的方式驯服了他所唤起的民众从而统治了他所津津乐道的人民。

整个过程在骨子里是一场骗局,在形式上却是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由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话语体系所组成,表面上看来随心所欲,实际上可谓煞费苦心:说出来的与没有说出来的互相补充,只做不说的和只说不做的相映成趣;这里是点到为止,那里是重墨渲染;什么地方应该说得沉痛点,什么地方应该说得轻松些,全都摆弄得妥妥贴贴,编织得天衣无缝,真正应了《红楼梦》中“假作真时真亦假”一说,抵达了真假无辨的权术至境。

如果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牛皮哄哄还只是小试牛刀,那么他在抗日期间的种种言论著述便把他的语言天才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以致编织出了一整个抗日的语言神话。当蒋介石在为抗战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毛泽东却在窑洞里写下了一连串的抗日文章,从纲领到任务,从策略到战略,从论持久战到独立自主,从哲学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到历史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不胜枚举。然而,到了抗战胜利之后,毛泽东带着他的抗日文章和以抗日名义发动起来的民众去和蒋介石及其抗日政府抗日军队谈判时,他却一转脸以抗战果实耕种者的姿态理直气壮地指责蒋介石是个不劳而获的摘取桃子的人,说蒋介石在峨嵋山上整整躲了八年之后下山摘取抗战胜利果实来了。据此,毛泽东同样理直气壮地表示:“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这是一个足以与西安事变相媲美的政治杰作:毛泽东动员了八年民众,其中还不算他的党内整风和大生产运动;蒋介石打了八年抗战,从上海打到武汉,从武汉打到桂林,从桂林打到中缅边境;结果毛泽东变成了种桃人,而蒋介石却成了摘桃者。毛泽东告诉蒋介石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

在蒋汪的政治角逐中,蒋介石可算流氓的了;但在毛泽东面前,蒋介石的那些手腕又算得了什么?政治斗争玩到了这种份上,蒋介石只能怪自己没有学会白话文,不会使用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制造一些诸如桃子和浇水的故事,把对手变成自己所编造的故事中人。

因为不管毛泽东在解放区(比如南泥湾)种的是桃子树还是罂栗花,但在毛泽东所编造的故事里,站在抗日正面战场上的蒋介石成了没有为抗战胜利挑过水的地主,站在抗日后方地区的毛泽东却成了天天浇水和流血牺牲的农奴。八年抗战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为历史的风尘所遮掩,但毛泽东编造的这个摘桃故事却由于语言的力量而永世长存。

所谓语言对历史的谋杀,就是通过诸如此类的故事编造进行的。就如中国人是通过《三国演义》之类的故事读历史的一样,中国民众也乐于从这种桃子故事中读抗战。

比如同样两个外国人,一个是曾与日本空军殊死搏战的美国空军校官陈纳德,一个是在共产党部队服务过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两者之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的大小可谓一目了然,不言而喻的。但在后来的共产党中国,人们一提起抗日战争中的国际主义战士却只知有个医生,不知有个校官。因为在《毛泽东选集》中,人们只读到《纪念白求恩》那样的文章,根本找不到那位美国飞行员的痕迹。

人们一说到抗日,便是根据毛泽东《论持久战》那种游击战神话所编造的“地道战”“地雷战”、烈火金刚加上铁道游击队和敌后武工队,要不是后来有人大胆拍了有关台儿庄战役的影片,人们都不知道国民党还曾与日本军队打过仗。国共内战的烽烟让毛泽东成功地改写了抗日的历史,一场战争过后,历史本身也随之烟消云散,只剩下一个毛泽东编造的种桃子和摘桃子的抗日神话。语言因为暴力的辅佐,显示了空前的神通,不仅让毛泽东赢得了战争,而且让毛泽东赢得了历史。一方面是江山的易手,一方面是历史的语言神话化,在毛泽东的辉煌胜利面前,蒋介石输得干净彻底,只剩一个台湾岛。

当年的胡适陈独秀们绝对想不到,他们倡言的白话文经由毛泽东的发挥竟有如此神奇的历史效用。假设洪秀全当年也具有毛泽东这样的话语天才,还会让曾国藩所剿灭么?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的阴差阳错,当年洪秀全在语言文化上的历史遗憾后来落到了蒋介石头上,致使蒋介石没能获得曾国藩那样的成功;相反,曾国藩的幸运又奇妙地转到毛泽东的身上,成全了一场曾国藩所曾竭力剿灭过的农民革命,或曰身体叛乱。再联想一下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对曾国藩的敬仰,尤其是对曾氏“收拾洪杨一役”的赞美,真让人忍不住想探究一下历史那种神秘的运数。当然,此属天机,非凡人之努力所能穿凿。

不过,在此可以指明的是,就整个中国晚近历史从曾国藩到毛泽东的过渡而言,毛泽东所战胜的蒋介石乃是当年的曾国藩的历史影子。蒋介石拥有过曾国藩当年拥有的政治资本,站在与曾国藩相近的历史立场,并且还象曾国藩一样拙于言辞,只是落在了同样悉心领会过曾国藩的毛泽东的手中,为毛泽东的语言神话所击败。此后,胜利了的毛泽东再也不提曾国藩的辉煌,而是一味地歌颂作为曾国藩对立面的农民造反,仿佛将他青年时对曾氏的赞美忘得一干二净了。

但我敢肯定,不仅是曾国藩,即便是那位败北的对手蒋介石,在毛泽东都是终生不忘的。因为在毛泽东与曾国藩和蒋介石之间,有一种历史文化和生命底蕴上的息息相通;不管彼此是师承的还是敌对的,都是互相心领神会的。正是这样的心领神会,造成了抗战期间的一次次国共磨擦。

因为蒋介石不是看不透毛泽东的花言巧语,不是看不懂毛泽东的动员民众,壮大力量,而是没有毛泽东那种指鹿为马的本事,没有毛泽东那种颠倒黑白的天才,最后不得不让毛泽东弄假成真,致使中国晚近历史在语言神话的云雾缭绕之中转入了毛泽东时代。相形之下,在磨擦中死去的新四军战士比在抗日中殉难的国民党将士还获得了更大的荣耀。

2007-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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