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8日，中国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中）徒步走过抢通的惠通桥。
一
1942年5月5日早上，怒江峡谷西岸的滇缅公路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车辆和人潮都涌向怒江上唯一的通道——惠通桥。一周前，日军突袭缅甸腊戍，切断中国远征军后路，并一路追击进入云南。谁也想不到，巨大的危险正在逼近——尾随而来的日军先头部队已乔装混入难民中，准备乱中夺桥，打开中国大后方的后门。
惠通桥上一片混乱，争先恐后逃命的人群与车辆各不相让，已超负荷的钢索吊桥剧烈晃动。守桥的中国士兵鸣枪警告，日军却误以为行踪暴露，立即发起攻击。千钧一发之际，守军引爆了预埋的炸药，大桥轰然坍塌，桥上车辆、百姓也坠入怒江波涛中……
这是中国抗战最危险的时刻之一。如果惠通桥失守，日军跨过怒江天险，长驱直入十天左右可以打到昆明，然后重庆。但在那个决定性的瞬间，历史的天平偏向了正义的一方，惠通桥改变了中国抗战的命运。
七十多年后，当年车水马龙的惠通桥已成重点文物，“骨架”仍在，不再通行车辆。1974年，下游400米处，滇西最大的钢筋混凝土拱桥——“红旗桥”建成后，惠通桥退出了历史舞台，拆除桥面木板，保留桥塔和钢索结构。如今，这两座比肩而立，不同时代的桥梁都已没落，昔日辉煌已成过往，唯有桥下怒江奔流依旧。桥头的老滇缅公路同样的寂寥，蜿蜒的道路在阳光下泛着光，路边的野草野花迎风而立。
比起附近触目惊心的松山战场遗址，惠通桥周边一切都显得过于普通，没有什么让人激动的东西。要不是桥头立着“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石碑，很难引起人的注意，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更是长期被人遗忘。
上世纪90年代，因在社团的云南分舵供职，我多次往来怒江峡谷，从上游到下游，走过无数的桥，必定曾经过惠通桥一带，但现在想来却毫无印象。也许是在大江大河奔流，高山峡谷纵横的滇西地区，桥既那么重要，又那么普通，旅途不是翻山，就是过桥，一个废弃的桥很难引起人的注意。
60年代在腾冲当兵的岳父对惠通桥也只有模糊的印象——尽管当时与抗战时期一样，从保山到腾冲必经惠通桥。虽然每年往返无数次，他的印象也仅停留在桥很窄，仅容一辆解放牌卡车经过，人需要下车步行过桥。
二
这就是战争的魔力，能让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突然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心，然后又如同划过天空的刹那火焰归于沉寂。
也许正如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所说，历史的关键时刻，往往在平凡的积累中发生，“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1942年5月5日那一天惠通桥的刹那光芒是如此耀眼，又如此短暂，导致惠通桥之战成了众说纷纭的“罗生门”。究竟是谁下令炸毁的大桥？是守桥官兵随机应变还是慌乱中歪打正着？这些历史的细节无论是历史资料和当事人都描述不一。
有的资料称是负责中国远征军后勤运输的国民政府交通部长俞飞鹏下达了炸毁大桥的命令，有的说是中国远征军工兵总指挥马崇六，还有人认为当时全线溃败，没人下命令，是守桥官兵危机时刻的越权行动。对于具体炸桥的人员，不少文艺作品认为是守桥的“宪兵队长张祖武”，并称其“身量短小，善使枪，勇猛机智。”，但也有人认为这纯属民间讹传，这位有时是广西人，有时是湖南人，一会儿是“上校工兵营长”，一会儿是“少校宪兵队长”的英雄事迹难以查证。
在那种兵荒马乱，生死攸关的时刻，任何人的记忆可能都是碎片化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守桥官兵只是普通中国士兵中的一员，却偶然间被推上一个改变中国抗战命运的时刻。历史的吊诡就在于此，在很多的决定性瞬间，决定历史走向的人往往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
站在桥头，我不由想，如果当时自己是守桥的指挥官，一面是正在过桥的车辆和逃难的百姓，一面是马上要冲上桥头的日军，炸还是不炸？是等难民撤过桥再炸还是立即炸？看着桥上百姓坠入怒江，死于自己的命令，指挥官如何面对内心的痛苦与自责？历史早已做出了选择，也许有些残酷，但现在看来是改变中国抗战命运的选择。
除了惊心动魄的炸桥，惠通桥之战的偶然性与戏剧性，还体现在“飞虎队”在最正确的时间、最正确的地点飞抵怒江峡谷，痛击日军大部队，彻底摧毁其进军中国大后方的痴梦。5月5日，惠通桥炸毁后，日军第56师团的坦克、卡车仍沿滇缅公路源源不断涌来，在峡谷中排起长龙，并准备搭浮桥强渡怒江。
关键时刻，机头画着鲨鱼大嘴的飞机呼啸而来——云南驿机场起飞的“飞虎队”P40战斗机及时赶到。据滇西抗战史专家戈叔亚研究，赶到的是飞虎队王牌飞行员泰克斯·希尔，他往下以60度角加速俯冲，向公路上的日军投下了巨型炸弹，炸垮了山崖，直接堵塞了滇缅公路。希尔及其战友从空中给日军造成巨大杀伤，绵延的车队成了活靶子，日军大伤元气，惠通桥度过了危机时刻。
我驾车沿惠通桥西岸至龙陵的滇缅公路开出很远，希望能找到当年被飞虎队炸塌的山崖痕迹，但遗憾没有找到明显的战争遗迹，也许是后来道路进行了拓宽和整修。行进在当年日军进攻的线路上，感觉倒霉的日军当年一定被炸得鬼哭狼嚎——险峻的怒江峡谷中，一旦遭遇空袭，一面是山崖，一面是怒江，进退维谷，动弹不得，再强大的装甲部队也会被炸成一堆废铁。
三
被炸毁两年后，1944年5月，随着中国远征军开始反攻，惠通桥迎来了重生，中美两国工程人员在原桥位置抢建起临时人行便桥。
7月8日，中国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和美军哈里·凯恩上尉走过抢通的惠通桥，美军通讯兵拍下了这一历史时刻。从这张现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老照片可见，因东岸被炸毁的桥塔还未恢复，此时的桥面仅三根钢索承重，上面铺着木板，连护栏都没有，承载力仅供人行，车辆无法通过。即便如此，惠通桥也发挥出巨大作用，通过人背马驮的方式，大量的武器、弹药由此运上松山前线。8月份惠通桥恢复通车，各种军火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腾冲、龙陵前线，加速了日军的灭亡。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怒江红旗桥通车前，惠通桥一直在发挥重要作用，不仅是交通要道，还是划分边境地区与内地的分界线。
作家邓贤在《大国之魂》书中，回忆了1971年从成都到滇西插队经过惠通桥的情景，“桥头有许多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士兵，乘客过桥一律下车步行接受检查。一些跟来护送的家长和老师到这里不得不返回。许多同学终于意识到再往前走就是荒凉的边疆，而森严的大桥从此把家乡和亲人割断，于是唤起‘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悲壮情绪，软弱的女同学率先哭成一团，一时间引起桥头岸边许多人抹眼泪。”
与过去相比，现存的惠通桥变化不大，远远望去，钢索画出优美的弧线，两岸的桥塔巍然伫立，一如当年雄姿。不同的是，战火硝烟，悲欢离合已成过往，繁忙喧嚣的大桥变成了沉默无言的文物。
对于一座命运跌宕起伏的桥来说，可以坦然而安详地自然老去，或许也是一种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