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价值还是收藏性质来说，文革物品都远远比不上传统的“古董”收藏。在收藏中古董收藏才是“高雅文化”，文革文物收藏不过是“大众文化”。这两种收藏的主要差别在于难易不同。古董或精品收藏一向是富贵人家的事，显示出收藏者身份的优越。从古代的帝王到近代的权贵富豪，收藏是和优越的权力或财力联系在一起的。到了今天，收藏者也许不再有优越的权力，但仍需要有优越的财力和优越的知识。古董文物收藏的关键是“鉴赏”，也就是确定文物的年代、真伪和价值。这需要有专门的知识、长期的经验和频繁接触古董的实践。象钱币、铭刻、瓷器、玉器等等更是形成了专门的学科，其中的奥秘不是一般人一下子便能洞悉的。与古董收藏相比，文革文物收藏便形同一般走街串巷的收旧货，其中虽有一些门道，但实在算不得什么专门学问。现在的文革物件绝大部分是那些有文革图记的东西，极具直观性，极易辨认。伪造的文革文物也都以文革图记投买主之好。与文革有关之物几乎无须鉴别，购买和收藏自然也就失去了一层最精制的乐趣。
古董文物和文革文物收藏的另一个差别在于后者远不如前者值得占有。古董被收藏一般是因为它们有艺术、玩赏、历史价值，是些谁见了都喜欢的东西。这些东西一件件摆开就成了摆设，令主人赏心悦目，令访客心生羡慕。特纳（Gerard Turner）曾指出，那些放置在精品柜中的物件未必向所有的世人宣示主人的权力，但却一定会给对他近旁的人留下深刻印象。[19]收藏家马未都谈到自己八十年代初收藏古董时的心情，也是一个“喜欢”。他当时买清代中期的瓷器帽筒，“没有想过几十年后会涨个什么价，当时就是喜欢。”[20]对他来说，收藏“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或者是一种占有欲。”[21]占有欲是在见到了好东西时才会产生的欲念。在许多收藏者那里，古董物件就是本身讨人喜欢的好东西。当然，在做古董生意的人那里，古董物件也会变成能挣钱的“好”东西。马未都先生后来做文物生意，自己察觉到心态变了，“过去买东西，前提是我喜欢，经营之后你有的东西并不喜欢，但你认为它可以赚钱。”[22]
文革物品收藏者收藏文革物品，似乎很少是因为“喜欢”的原因。与艺术品的古董文物相比，绝大部分的文革文物只不过是一些普通的商品。要是这些物品值得把玩欣赏，值得长期占有，当初人们何至于将之弃如敝履？现今对文革文物的介绍几乎没有不是说它们现在或将来会如何如何值钱的。这些介绍也会强调文革物品的艺术和历史价值，但那只是为了说明这些物品的“升值潜力”，目的还是为了脱手而不是鼓励占有。这种赞美和打广告是一个性质。[23]文革文物收藏有明显的商业谋利性质。这使得它和古董文物收藏的消费性质颇有差别。以保藏、自用、占有为目的的古董文物收藏是一种“奢侈浪费”，而以保值、囤积、营利为目的的文革文物收藏则成为一种投资消费。
古董文物和文革文物收藏的再一个区别是收藏目的。在收藏中，“喜欢”和“值钱”这两种不同取向决定着个人趣味在收藏行为中的不同作用。“喜欢”只要考虑到收藏者自己对某一物品的喜好，而“值钱”则要考虑到他人对这一物品的需要。同一个物品，需要的人越多，也就越值钱。随着资讯的发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包括古董收藏在内的收藏越来越多地受经济利益的支配。人们在收藏上的好恶往往是跟着经济指标去走：“过去资讯不发达，也没有拍卖行，有人花很高的钱去买东西的时候也不被人知道。现在的商业行为有很多是公开的，有点儿象股市挂牌交易，拍卖行的每一次拍卖纪录大家都看的见，这样会导致某一种东西，比如最近这个东西上涨得很快。以前买东西别人不知道，这都属于个人消费的魅力。而对于现在来说，社会的整体牵制很大，整体的导向很大。”[24]
物品的审美价值越高，同时又越希罕，收藏者就越喜爱，越想自己占有。古董藏品中这样的物品相对就要多一些。相反，审美价值一般，而又并不那么太希罕的物品，只有大量囤积，才能刺激它的价格上涨，而且有了价格，仍然不等于又就有了价值。文革物品往往就属于这一种收藏。古董文物之所以招人喜欢，让人想要占有，是因为它又好看，又有用。有古董的，在家里摆上几件，既可赏心悦目，又有助于物主的人品形象。文革文物就很少有这种功能，用毛像章、毛语录、毛像、文革小报、语录歌等来装饰家居的人恐怕是少之又少。收藏文革文物往往处于投资或赢利的考量。收集文革纸品和像章的，同一种物品的数量可以达到几十上百，有人说这是一种专门研究。其实，文物收藏和历史研究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社会行为，前者是个人的获取，而后者则是公共的话语。前者导致排他性的占有（是我的就不是大家的），而后者则导致容他性的共同分享（研究结果是我们大家所有）。研究物品的条件并不是占有物品。
三、文革文物和怀旧
文革物品除了是投资或待价而估，确实还可以用来满足人们的怀旧心情。人们如何对待文革物品，记忆的选择起着重要的作用。对过去的人和事，我们不可能全都保存在记忆中。我们所记忆的往往是我们所选择记忆的。我们往往通过对物品的取舍规划自己的记忆，事实上，这种取舍本身就是一种记忆。
每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对自己的物件作一些清点，在搬迁时往往会很无奈地被迫彻底清点自己的物件。我们总是保存那些“有用”和虽“无用”但却有“保存价值”的东西。后一类东西往往就与我们意欲保存的记忆有关。我们保存这些东西，主要是因为我们“喜欢”。同时，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放弃我们所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出售、廉价处理或者干脆丢弃。文革以后，绝大部分的文革物品就是被这样丢弃的。文革中，这类物品大量积存在人们家中，往往并不全是因为有用或喜欢，而是人们没有合适的方法去丢弃它们。你可以把旧报纸卖到废品收购站去，但是象《毛选》和《毛主席语录》这样的印刷品就不能这么处置。凡是有毛画像的物品都得格外当心，意外毁损这些物品会给人带来麻烦或者甚至灾祸。在文革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物品取舍与自由选择之间的关系是被扭曲了的。
由于文革后文革物品很少被当作有用或喜欢之物保留下来的缘故，它们才成为今天收藏的对象。收藏和保存是有区别的。保存是指继续拥有自己原先已拥有的。收藏则是指从别人那里获得，并占有自己原先并不拥有的。收藏比保存更需要积极地判断物品的价值。虽然收藏判断物品价值的原则仍然是“有用”和“喜欢”这两条，但“有用”这一条却更多是指“值钱”，而不是可以继续使用。收藏比保存更能体现选择的自由。你只能保存你已经拥有的东西，但你却可以选择获取你以前并不拥有的东西。文物市场并不是一个纯自由选择的地方，它受金钱的左右。在文物市场上，文革物品从原先的政治秩序中解放了出来，但同时也被放进了一个由金钱左右的秩序之中。
在市场这个由金钱左右的秩序中，一切物品都是商品。文革物品和“四旧”物品曾经是对立的，现在却成了差不多同一类的物品。由于文革对“四旧”物品的极度破坏，许多原本十分平常的物品因现已稀少而变成了收藏的对象，如老式旧家俱，窗饰，铜器杂件，年画招贴，书本报刊。一切能从当年“破四旧”运动中残存下来的物品，一起都进入了文物市场。在文革中，文革用品原本是用来代替和破除这些“四旧”物品的，可是现在却和它们陈放在一起，同样成为文物。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抹去了这两种“文物”的历史差别，但是这两类不同文物的区别还是能从它们不同的怀旧作用上反映出来。
怀旧和喜怒哀乐一样，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感情需要。和其他形式的人之常情一样，怀旧是人对环境作出的反应。怀旧之情因人、因事、因地而变化，一首歌、一首诗、一本书或一件物都可以勾起人的怀旧之情。一般的古旧之物引起的怀旧是很空泛的，它并不把人们引向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但文革物品所引起的怀旧却一定会把人们引向文革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以，人们往往会关心文革物品收藏内含的思想倾向问题。有人从中看出对“毛时代”的“复旧”意义上的“怀念”。当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但是怀旧和复旧毕竟是有所区别的。“复旧”需要营造一个值得光复或发扬光大的传统、过去、文化或文明。为此，复旧需要借助一些具有公共意义的符号、象征或神话，以形成某种具有实践意义的集体身份和目标。[25]
和复旧相比，怀旧就要私人化得多，它主要是一些并不直接涉及集体过去和现在关系的“个别”记忆或回忆。这里的个别不一定指个人，也可以指有相似背景的实实在在的一群人。怀旧的代表形式是各种对“旧事”的回忆，如小说、回忆录、亲身经历记或故事，乃至旧友聚会聊天、信件交往、旧物的保藏和交换、收藏等等。怀旧是一种回顾，是在调解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系，找寻一种面对过去的心态。复旧非常自以为是，怀旧则不同，“它可以是自嘲的、幽默的，在它那里，追怀和批判并不对立。回忆过去的苦难并不妨碍保持同情心，希望和批判性反思。”[26]
现今的文革回忆往往带有明显的怀旧色彩，是一种个人“寻踪”式怀旧。说这种怀旧有私人性质，不是说它总表现为一个人的独思。事实上，私人性的文革怀旧总是在特定的人群中以许多公开形式出现的。私人回忆的公开出版就是一种。章怡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在书店里一下子卖到脱销，就证明了她的个人回忆引起了极大的公众回响。老三届学生的各种聚会也是怀旧的一种公众形式。俄国作家扬克尔维奇（V. Yankelevitch）曾把怀旧称作是“与自己重逢”，用到老三届聚会是再贴切不过了。[27]一起从文革中走过来的老同学，下岗的下岗，退职的退职，常常在闲聊中对过去的蹉跎岁月嘘唏不已。在他们的怀旧中，没有什么可能恢复，也没有什么值得恢复，有的倒是许多自嘲和无奈。这种怀旧的情感在老三届之外的人群中也相当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