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中国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是印度著名的中国与东亚问题研究机构，它由印度外交部以及部分私营企业资助，为印度政府的中国政策提供战略构想。其现任所长是前印度驻中国大使康特（Ashok K. Kantha）先生。
2017年10月31日，记者在新德里采访了印度“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报告》（China Report）杂志副主编郑嘉宾博士（Dr. Jabin T. Jacob），以下是根据英文翻译的采访实录：
记者：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刚刚结束了对印度的访问，被中国方面认为是加强美印关系、联手抗衡中国的举动。印度国内智库也在探讨“重塑印美中三国关系”，对此，您怎么看？
郑嘉宾（下面简称“郑”）：印度和美国发展更近一步的关系是自然而然的事。我们有相同的语言、相同的政治价值观，很多去西方求学的印度人首选都是美国。中国和印度相互之间的看法有正面也有负面，但美国人对印度的看法，比中国人对印度的看法更正面，更积极。
从政府层面来看，事情稍微复杂一些。冷战时期，我们与苏联关系更近，美国做了很多与我们为敌的事情，包括支持巴基斯坦。我们不是很高兴。但是，最近几年来，印美关系确实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印美关系之所以走得更近，是因为同很多国家一样，中国的崛起使我们感受到威胁，担心中国会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中国是否会遵守国际法规？
同时，我经常告诉我的中国朋友，印度和中国也有很多共同利益，两国都存在贫困人口，都需要以发展经济为首要目的，若想成为发达国家，都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不认为有所谓的“亚洲价值观”，亚洲国家的差异太大了，很难有共同的价值观。我们可以有不同之处，比如，政治体制可以不同；但我们也有很多共同利益和诉求，比如，如何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中印是邻居，印度不会轻视中国，中国也不应该忽视印度。印中关系与印美关系一样重要，应该有所平衡。
记者：洞朗对峙事件后，印度是否感到中国对待印度更认真了？
郑：洞朗事件的发生，让一些中国官员和学者感到吃惊。但是，他们根本就不应该对印度的反应感到惊奇。任何国家都会有同样的反应，这是关系到主权和领土的问题，是根本问题。而且，如果中国欺负像不丹这样的弱小国家，印度的反应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印度与不丹之间有防务协议。不丹有了麻烦，请求印度帮助，印度就这么做了。
中国以为可以对不丹为所欲为，这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印度不会干涉，或者对印度的反应表示吃惊，这都是不对的。中国太多地关注美国和日本，对印度了解不够，印度对中国的关注远比中国对印度的关注来得多。
记者：未来的5年或10年，印度政府的中国政策会有怎样的变化？会更加强硬吗？
郑：5年之后？大概和现在差不多吧。还是那句话，印中关系太重要了。印中关系的发展历经了过去的几十年，这届印度政府并没有做出重大的改变，基本上延续了上届政府的主要对华政策。过去两年，印中关系变差了。这大概与两国的现任政府都有关系。莫迪刚上台时，对印中关系有太多的期望。但中国不够重视印度，至少没有像印度重视中国那样重视印度。双方的期望值不匹配。
习近平是一位强势的领导人，印度也出现了一位强势领袖，莫迪在国会拥有大多数支持者，他可以做很多事，而不会受到太多掣肘。他觉得中国不够尊重自己，便做出了强烈的反应。这是权力的本质。中国在恐怖组织、核供应国组织等问题上不尊重印度，蔑视印度……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你最大的邻居呢？
对于我们这些印度的中国问题学者来说，这是很艰难的一段时期。别人问，中国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能怎么回答呢？我认为，这是为什么过去两年两国关系变糟的主要原因。
另外，中国做出过很多承诺，但并没有兑现。莫迪总理说过，政治上的分歧是政治的事，那好，咱们将重点放在改善经济关系上。中国说，好，我们会开放药品和IT市场。但是，我们开放了印度的市场，中国并没有相应开放中国市场。从技术上来讲，中国是开放的，但中国设置了很多非关税性障碍。比如，印度药品比中国的更便宜、更有效，中国市场有很大的需求，现在，很多中国病人组团来印度就医，所谓医疗旅游，很多印度药店开始有中文标识。印度医药产品进入中国，会对中国消费者有益，为什么中国政府不这样做呢？奇怪啊！
IT行业也相似。中国的IT企业雇了一些印度员工，但那不是针对中国市场的，而是对第三国市场。对我们之间的贸易逆差没有什么帮助，这些都是阻止我们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而且，印中关系只有政府之间的关系，没有百姓之间的关系，没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因此，也就没有利益团体游说政府去发展更好的印中关系——没有印度游说团体，也没有中国商业组织，去游说两国政府。印度商人到中国去的越来越多，但都是些小商家，他们没有游说能力。
记者：我了解到，洞朗对峙期间，确实有中国投资者感到了不安……
郑：不会吧？我觉得不应该。如果他们感到不安，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印度的体制。实际上，由于中国和日本两国关系不好，更多的日本企业担心他们在中国的利益，应该比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担心更深。在印度，没人找外国投资者的麻烦。可能会有一些印度人叫喊抵制中国货，这种行为太表面、太肤浅。
现在，中国人获得印度签证很容易。我们鼓励中国人来投资，来旅游，没有问题的。
记者：我听说，商业签证变难了？
郑：那大概是在前一阵两国关系吃紧的时候吧。其实，人们所说的印度签证难，那并不是只针对中国人的，而是对所有国家来说都难，特别是对美国人，因为对印度人来说，美国签证也很难拿。在我看来，中国更开放，中国更欢迎外国人去看看中国、了解中国，去中国做生意。中国的签证很容易，我们和中国使馆关系不错，拿中国签证没问题。印度也应该让中国人更方便获得签证，这是互相的。
记者：您刚才说，莫迪总理刚上台时，对印中关系期望很高，是指哪方面的期望？
郑：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他希望双方贸易更平衡。当然，还有政治上的，他希望中国能够更多地从印度的角度看问题。但是，中国搞了中巴经济走廊，从印度的领土上通过（指克什米尔争议地区）。中国还在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武装问题上、核供应国组织问题上，限制印度。
中国这样的态度不正确，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中国支持巴基斯坦，对抗印度。这是很明显的，你看看结果，就是这样。印度并不是希望中国终止与巴基斯坦的关系，这不可能。但是，从现实的焦点来考虑，印度是一个更大的市场，比巴基斯坦大多了。中国人可以从印度赚更多的钱，为什么要支持巴基斯坦而对抗印度呢？对此，我们不是很理解。退一步来说，中国和巴基斯坦做生意，没问题，但是不要经过印度的领土啊。
记者：如果不经过那里（巴占克什米尔），中巴之间就不接壤了啊？
郑：可以这么说。但是，那里并没什么生意可做的。克什米尔那里是很贫穷的地方，中巴经济走廊很多项目的物资和材料、所有的设备和机器，都是通过海运的，陆运成本过高，没有任何经济效益，却为此得罪了印度，制造了很多外交关系上的麻烦，得不偿失。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中国犯了个错误。
中国在中巴经济走廊犯的错，与中国在洞朗犯的错一样，都是因为中国认为，我们可以不必理会印度的感受。这是非常糟糕的态度。我与很多中国同行谈起这个问题，他们都知道这种态度不好。在一些印中关系的研讨会上我也谈到，学者们有责任有义务（给执政者建言），但很显然，中国高层考虑更多的是美国和日本，印度是次要考量。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如果用1个小时时间分配国际问题，他们会分配给美国55分钟，给日本3分钟，东南亚1分钟，最后的1分钟才留给印度。
记者：中国政府之所以形成今天的态度，是不是有历史沉积的问题？据我了解，中国方面也曾经试图改善过两国关系，做过几次努力。过去的20年，从中国角度来看，边界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印关系不可能有根本性改善。
郑：印度也有很多人这样看。你说中国方面也想改善，这点我承认。印度当然也不想搞砸与中国的关系，但是，我们需要从结果来看问题，看看大家各自做了什么样的努力，取得了怎样的成效。为什么在敏感问题上中国总是站在巴基斯坦的立场上呢？巴基斯坦不是唯一的问题，还有经济问题。中国为了改善（印中经济）关系做出了哪些努力？开放了哪些市场？
印中两国最近的一次重大协议还是在2005年签署的，自那以后，都发生了些什么？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成果嘛。从那之后，我们的贸易逆差迅速扩大，10年了，我们一直试图告诉中方，开放市场，开放市场，开放市场！我们进口你们最好的产品，出口我们最好的。然后，中国说，我们有自己的规则，我们需要测试你们的药物产品，这一测试，5-7年就过去了，没有任何下文……印度产品实际上根本进不了中国。
所有人都反对恐怖主义，中国也反对，但是到了巴基斯坦恐怖分子问题上，中国总是支持巴基斯坦。去年在果阿金砖峰会上，我们站在中国的立场一边，达成了反恐共识。但是，在联合国禁止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分子问题上，中国并没有站在我们印度的立场一边啊。
记者：今年的金砖峰会上似乎有所改变？
郑：对，厦门金砖会议上，中国迈出了一大步。提到了某些恐怖组织，但是今天的报纸你看到没？在对待另一个巴基斯坦支持的恐怖组织问题上，中国又偏到巴基斯坦一方去了。
对很多印度学者来说，中国做出过很多承诺，承诺很容易，真正去兑现这些承诺则是另外一回事。中国想要改善印中关系，需要真正做出些事情。
当然，印度方面也有自己的问题，但印度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实力不足，我们没有中国那么强大的经济，中国迈两步，印度只能走一步半，我们无法匹配。中国总是将印度视为小字辈，嘴上说平等没有用，得行动上平等才行。
很多中国学者的借口是，中国在印巴之间寻求平衡。为什么？印度为什么要和巴基斯坦对等？印度经济是巴基斯坦的10倍，印度人口是他们的5倍，印度是一个更加积极的国际秩序参与者，印度境内没有恐怖组织基地，你怎么能拿印度与巴基斯坦来搞平衡？你这样说的时候，看起来很公平，实际上却是在反印度。我经常告诉中国的朋友，如果我们说，我们在中国与菲律宾之间寻求平衡，你们会怎么想？中国和菲律宾不可能对等，印度尼西亚和文莱不可能对等，同样的道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也不可能对等。
我们说的平等，不是说印度与中国在经济上对等，但我们都有古老的文明，有同样悠久的历史，我们应该在态度上平等，互相尊重，平等对待。
记者：您的这种观点，能够代表印度学者中的大多数吗？
郑：当然能。不仅是学术界，外交界也是。中国和印度坐下来讨论的时候，实力上来说，印度不可能要求对等。但是，从态度上来讲，双方应该是平等的。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中国有意愿做出一些让步，印度也有意愿做出让步，双方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讨论两国关系。
记者：据我了解，在边界问题上，中国曾经试图妥协过，但是印度拒绝了？（注：中国曾经于上世纪80年代考虑解决中印边境问题，有说法指中国愿用藏南地区交换阿克赛钦地区。）
郑：我们的学者和外交家都同意，印度曾经犯了错误。上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两次犯下过错误。60年代两国战争是一次，战争后，印度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弭战争的影响。到了80年代，印度还处在对抗的状态，所以又犯了一次错误。今天我们又面临了相同的状况（指印中洞朗对峙刚结束），要想彻底做到平心静气地讨论边境问题，大概还需要时间吧。
记者：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对巴政策的灵活性？一方面，中国已经在那里进行了大量投资，另一方面，可能中国不得不加强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以遏制住中国西北部的分裂势力？
郑：这不是问题。中国只是近几年才开始大举投资巴基斯坦，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鲁莽的决策，它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上，即，巴基斯坦的经济改善会减少恐怖主义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消弭恐怖主义的重要途径，中国做出这样的努力，值得肯定。但是，中国领导人也应该估算一下代价，巴基斯坦军方是该国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如果中国真的了解巴基斯坦的政治，就会明白，巴基斯坦军方不会彻底清除恐怖主义的。他们自己暗中支持像塔利班这样的武装，对抗自己的政府。
我不能确定中国政府是否真的了解巴基斯坦政府，其实只需要看看过去五六十年美国在巴基斯坦遇到的问题，对抗苏联20年，然后是反恐十几年，美国都没成功。现在美国人明白了，巴基斯坦拿了美国的钱，但做着反对美国的事。中国做的事，与美国人有什么不同呢？现在中国也是为了国家安全，扔进去很多钱。
如今，在巴基斯坦，每个中国人都配了5个巴基斯坦警察做保镖，这个有意义吗？巴基斯坦人反而会问，中国人为什么受到这么高规格的待遇？为什么中国的投资来了、我们却仍然没有得到工作岗位？我们的空间被占据了？——这一切，将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记者：如果没有中国的投资，巴基斯坦的经济不是会更差吗？
郑：中巴经济走廊的大多数项目都没有经济意义。不仅印度人这样说，你看看巴基斯坦媒体，他们也在讨论这件事。那些项目没有透明度，没有细节公布，中国投资了620亿美元，但是，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呢？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巴基斯坦政府的说法是230万工作岗位，这明显夸大了。中国大使馆给出的数字大概只有6万，这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与620亿美元的投资不相称。
还有一些巴基斯坦媒体担心，如此巨大的投资，中国的银行贷款给中国的建筑公司，要巴基斯坦来还利息。巴基斯坦人会说，中国银行的利息比世界银行要高，我们怎么还得起？他们在看斯里兰卡的例子，巴基斯坦政府、国会中很多要员也曾经在西方受教育，是西方培养的，他们在谈论这些问题。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和印度政府若想改善两国关系，应该从哪里下手？
郑：经济方面最重要，如果我们能够改善经济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需要更多的中国投资，更多的印度出口。
过去两年，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投资增长了一倍，大概40亿美元吧，但还是很少。这些投资的大部分都进入了科技领域。对印度来说，这不是很有用，不能增加就业。日本企业就不一样了，甚至于台湾企业，他们都在印度制造业，尤其针对中小型企业进行了投资，为印度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日本和台湾企业在印度很长时间了，近几年为我们创造了超过100万的就业机会。这个投资、就业比例，台湾企业是最高的，高于任何其他国家。他们在中小企业，在汽车零部件行业，做了很多投资。
另一方面，印中之间应该有更多的民间接触，更多的游客，更多的文化交流，比如电影。中国每年进口的外国影片大多是好莱坞的电影。印度也是电影制造大国，中国每年进口印度片就应该至少20个。应该让更多的印度人到中国去，学生学者之间应该有更多的互访互动。民间的交流越多，彼此的了解越深，发生冲突的机会就会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