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手肃立，甘为驱使
与北京梁效比，丁香花园可谓南书房行走，地理上属“南方”，政治上却比梁效更贴近中南海。“梁效”取名仅为北大、清华“两校”之谐音，比“丁学雷”晚出十年，仅在文革晚期“批林批孔”，既不承担宣传部职能，亦无缘介入中枢政治，也不从事与学者身份不相称的特务使命。“梁效”固不足取，但将南北两个写作班子简单并列，则有可能忽略上海写作班的特殊性，遮蔽那一年月知识阶层某些“特殊人”更为幽暗的一页。[6]
可想而知，1966年底要“策反”这样一群人，要比“策反”王洪文、黄金海困难。他们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既是“包衣”又是“帝师”：对上为“包衣”——恭迎“圣旨”及张、姚“传旨”，垂手肃立，甘为驱使；对下为“帝师”——自恃“南书房行走”，高视阔步，斥“工总司”为“工字头”、“那帮‘小兄弟’”，语多轻蔑。1968年，姚文元在京“接旨”，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但“南书房帝师”并不把身边的“领导阶级”放在眼里，还是闹摩擦，以致积隙成怨，酿成“《朝霞》事件”。[7]
1966年下半年，有复旦红革会、中国科大南下串联大学生许小昆、忻鼎亮等人与徐景贤接触，启蒙他们“造反”。徐事后回忆，他对这些大学生内心佩服，但不敢行动。这是因为写作班有内部纪律，张、姚不拨，他们不动。安亭事件后，“造反”成新朝“时尚”，写作班内喧嚷不已，唯恐落后，徐景贤内心彷徨，开始向北京张、姚请示，频频“探旨”。
12月12日晚，姚文元在电话中催促：“你们是写文章，还是上第一线？”遂有写作班议决“造反”，这是12月14日上午。徐当晚“再探”，又打电话向姚文元汇报此一决定并请示。这一次姚回答得更明确：“你们愿意革命，我们总是支持的”，还在电话中明示：“要把主攻矛头指向陈丕显和曹荻秋，以批判资反路线打开市委缺口。”徐回忆说，“当时姚说的是‘革命’，不是‘造反’，这一点我印象特别深刻。”
这一电话无意中切合前述“造反”一定要加“革命”二字，可见黄金海所思所虑不虚。四十年后徐景贤有所反思，坦承当年心态：
“在打出造反旗帜之前，听到姚文元的表态，我就放心了。他们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是毛主席信任和支持的，他们同意我带领写作班和市委决裂，我就有了强有力的后盾与靠山，足以抵御市委的压制和打击了。”
1966年12月18日下午，上海市委写作班在文化广场宣布“造反”，“市委心脏爆炸，曹家后院起火”，一时轰动。朱永嘉代表“罗思鼎”宣布对陈、曹造反，徐景贤代表“丁学雷”全体作长篇报告，表态要“紧跟张春桥、姚文元”。这在当年各式造反宣言中亦为首创，那时的造反宣言都只说“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一个星期后，姚文元从“红机子”来电话，以罕见的兴奋语气告诉徐景贤：“毛主席看到了你们造反的消息；上海的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上海大有希望！”对徐景贤们此时还在担心的“内外有别”，张春桥代他们就近“探旨”，两次“探问”，毛回答得很慷慨：“内外有别，不是早就打破了吗？”
徐景贤闻言雀跃：我听了毛泽东的指示，兴奋万分，向写作班的全体成员作了传达。我还说：有毛主席撑腰，我们不能再犹豫了，我们要在全国全面内战中立新功！[8]
毛之言亦不虚，他是“无法无天”，一贯践踏党纪。就在此前半年，即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给夫人写家信，“黑话”连篇，放言无忌，早已打破“内外有别”。而“丁学雷”为臣下，跪惯了，一时直不起腰来。“探”得如此“内旨”，“有毛主席撑腰”，方敢站起来向昨日主子喊一嗓子。即使如此，有一个细节不能忽视。
12月17日晚，就在“丁香花园”已议决“弃旧图新”，次日即向旧市委亮出“造反”旗帜，徐景贤以工作需要为由，代“旧主”曹荻秋写检查，向市委办公厅要求安装“红机子”，其实是为“新主”拉起一根与其通话更秘密的专线。“红机子”装成，姚文元果然关照徐景贤，号码只能让他一人知道，不得外传，徐立即派专人24小时守护“红机子”，守护这条生命线。
至此，北京与上海千里一线，京中“内廷”与沪上“外臣”频密互动。何为“探旨造反”，何为“再立新功”？何为“上海起来了”，毛泽东青睐这座城市超过他的政治之都？“红机子”知道“双城记”太多秘密，它应该列为“红色”文物，进入文革十年博物馆，真正值得重视的，是40万上海临时工、外包工等底层工人“假旨造反”。“假”者，“借”也，不是“假传圣旨”，而是“借”旨为名，为自己切身利益“造反”，当时即被视为异类，遭“奉旨、请旨、探旨”者连手绞杀，至今未得正名。
真造反假造反
李逊置于全书篇首有一文革前体制身份等级图，按此排列，王洪文、黄金海等为工人上层，自喻“共和国长子”。在此之下，还有更多临时工、外包工，同工不同酬，无劳保，无福利，甚至无城市户口（“大跃进”失败后被哄骗返乡）。后者如果还能称工人，至多是“次子”，有临时工自称“小老婆养的”，可谓“庶出”。
“庶出者”第一张大字报即直指“人的尊严”。据“假旨造反”发起者沈福祥回忆，当时他们是去国棉十七厂看了王洪文的大字报，难以认同，回厂商议自己的命运，即想为自己政治上被歧视、经济上被压榨的处境造反。初稿写成后，也曾有争议。
沈福祥：我们公开提出要求人的尊严，这与当前的政治空气很不合拍，是否会带来麻烦？事实上17年来从不提倡人的尊严，从教育小学生开始就不允许发展人的个性，把人人变成一个个呆板的螺丝钉。从现在的眼光看，黎提出人的尊严，实质就是争取人权。
黎伯昂（执笔者）：我们“临兄”受人歧视，处处不平等，连起码的人的尊严也没有，还谈得上什么其他的东西？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如果连这一点也怕受到围攻，那我们根本不用动笔了。[9]
虽有犹豫、顾虑，这张大字报还是贴出了。可见“庶出”者“首出”，即比“螺丝钉”、“丁学雷”高出一头，也可与前述黄金海回答萧木的对话相比。在那一体制身份等级下，“政治觉悟”恰与人们在体制内外的地位成反比。
沈福祥去上海外滩，发现王洪文等人以“永忠队”名义贴出的大字报，是“炮轰”当时进驻国棉十七厂的工作队队长，占据有最好的位置。而在这张大字报的上方四五米，还有另一张大字报，题名“为什么”，提出14个疑问，直指当时的用工制度，落款也是一群临时工。人们驻足仰观，目光越过王洪文“永忠队”那一张大字报。沈福祥敏感到：人们在这张大字报上感受到一种“真造反”的气息。
什么是“真造反”？陈胜、吴广起义是真造反；攻打巴士底狱是真造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是真造反；井冈山武装割据，偏要升起一个太阳给老蒋看看是真造反。真造反是离经叛道，是独立思考。可是，由首席发动几亿之众去反对老二（刘少奇）、老七（邓小平），反对后来的老三（陶铸），发对再后来的老二（林彪），并支持学生工人、农民反对本单位大大小小的头头，也算是“造反”吗？这不由使人联想起斯大林、朱元璋。只不过这两人是秘密地干，而“文革”却是沸沸扬扬地征讨，造成一种大民主气氛。[10]
沈还注意到，仰观“真造反”者多为工人、市民，因为它涉入“假造反”不曾触及的禁区——等级身份与劳动制度，触及人权压制，每一成年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感同身受。而当时造反风头正健的学生群则是另一种态度：那些可爱的小将们却露鄙夷之色，不屑一顾，轻飘飘地走了。
小将们对这张大字报的轻蔑使我觉得十分震惊和失望。——为什么在红旗下长大的红卫兵却对生活中贫困中的临时工失去了同情心呢？为什么他们竟有如此敏锐而冷酷的政治嗅觉呢？为什么他们一看到这样的大字报，立刻能嗅出与“大方向”背道而驰的味儿，而且绝对不再去追问几个为什么，坚信上面红色司令部的指示绝对正确呢？他们在学校里读的什么书？是什么样的教育使他们泯灭了人性？这些热血沸腾的青年，血管里流淌的果真是热血吗？这样的一代青年，和“二战”时期的德国青年有多少不同？[11]
要转正、要户口、要同工同酬
沈福祥上述回忆留有当年的现场感，也有后来深化的反思。但与当下更多红卫兵回忆录相比，后者大多局限于校园，至今无人将反思触角伸及社会层面。如果说学生“不知稼穑之艰难”，那么同处一个阶级的“工总司”们，每天都在同一工厂、同一食堂、甚至同一家庭内与“庶出者”朝夕相处（王洪文自己的妻子崔根娣即临时工），却对后者遭受的身份压制视若不见，斥其为“干扰斗争大方向”，更令人心寒。
庶出者假旨造反，与王洪文、黄金海们奉旨造反同时。11月9日“工总司”召开成立大会，临时工、合同工亦曾参加。十天后，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始出现群众性劳动保障诉求，工总司斥其为经济挂帅。这一组织成立当天，曾去工总司总部请王洪文参加，即遭冷遇，拒不见面。此后，临时工们又以十万之众声援12月初上海色织二十四厂造反派与赤卫队冲突，希冀以“友军行动”换得“工总司”支持，尽管王洪文当时只能调动五千人，还是不理不睬。
为消除歧视，“庶出者”不得不把原初名“临时工、外包工”删除，代之以“红色工人”，改称“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工司”，所发宣言比“工总司”更“红”：从五四运动鲜血、共产党“一大”明灯，直至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将种种不相关的红色符号涂满全身，方战战兢兢吐露他们真实的要求：要转正，要户口，要同工同酬。[12]
这一真实诉求触及北京最高当局的分歧，由此引发“一月革命”，“假旨造反”百日未遂，即被镇压。而“一月革命”为何导致对他们的镇压，真相遮蔽50年，此处可略作申论。
1966年11月北京召开中央工交会议，国务院系统以谷牧为代表的经济官员担忧文革乱局扩展至工矿企业，将引发被压制已久的经济诉求，难有财力应对。12月4日，谷牧向政治局汇报，工业生产下滑，经济风潮已经出现，形势危急。这些经济官员原来就对文革不理解，此时以经济风潮为据，对毛泽东进一步扩大文革范围的要求，消极抵制。毛泽东视为要挟，怒称：“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
毛对“张屠夫”之厌恶由来已久。1953年斯大林去世，毛开始寻求苏式计划经济与官僚科层制之外的“中国式道路”。1955年以底层农民加入合作社的“敲锣打鼓”为依据，毛写作“中国社会主义高潮”系列编者按，痛斥邓子恢等人为小脚女人。1958年批周恩来反冒进，迫使后者流泪检讨。此后大跃进造成大饥荒，毛之“探索”在农村惨败，遂将视线转移至上层建筑、城市厂矿。此时文革在上层建筑已经发动，却为国务院经济官员所阻滞，不能在城市厂矿全面铺开，毛当然不满。此时他寄望于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一如1955年来自农村的“敲锣打鼓”，能为他打开被“张屠夫”卡住的瓶颈。毛与后者僵持了三个星期，终于等到从上海这一“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先进城市”传来他急盼的“政治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