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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良心债

——两万大洋的来龙去脉

故事起源于章含之的一段回忆:

“1963年初,主席读完英文之后,要我陪他在寒风中散步。主席身体极健,不带围巾、帽子;我却‘全副武装’还觉得冷。散步时,主席突然问我:‘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了他一笔债没有还呢?’我以为主席在开玩笑,我说父亲没有讲过,要是主席欠债,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主席却很认真地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见到你,想起来了,早该还了!’于是。毛主席告诉我,1920年,毛主席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主席去上海找到父亲,当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是说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父亲立即答应,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亲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主席。主席笑着对我说:‘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毛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五十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我回家告诉父亲,父亲哈哈大笑说:‘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父亲和我都未想到,几天以后,毛主席果真派徐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这倒使父亲十分不安,他要我转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钜款。主席听了我的传话微笑着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1]

同书第六页,章含之的表述稍有不同,提到了秋收起义和井冈山。原文是:“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2]

关于毛泽东获得留学款资助的故事,埃德加·斯诺在《毛泽东自传》上也有记载:“1919年初,我到上海去,”,途中登了泰山游了曲阜,“不过当我到达浦口以后一文不名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到了上海后,我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笔款子资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3]

在《西行漫记》中,斯诺也有完全相同的记述。[4]

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主编的《毛泽东年谱》(以下简称《年谱》),毛于1919年3月14日至4月6日曾逗留上海,参加赴法留学生欢送会。没有记录毛得到任何资助。如果斯诺的叙述属实,则可能是另外一笔捐款,与本文探讨的两万大洋无关。

1. 两万大洋的来源

李锐提到章士钊赠款一事:“据龙伯坚回忆,章士钊同杨昌济是同乡至交,两人同在日本和英国留学。于是毛泽东找到章请求帮助。章也没有钱,因为这不是几百、几千元,而是几万元。章打电报给谭延闿,只说要钱,没说明原因,谭给了三万元。章悉数给予毛泽东和蔡和森。他们将钱分成一千六百元一股,分给赴法会员。毛自己拿了一股,作为回湖南活动的经费。章晚年定居北京,毛泽东每年春节赠送两千元,戏称分期偿还这笔款子。”[5]

根据这一回忆,上文所说的“社会各界名流”,实际上只是谭延闿一人,钱数是三万。笔者取《年谱》两万说,因为一般来说,受款人(毛泽东)记错的可能性比转述人(李锐、龙伯坚)应该要小。

对两万大洋的来源,徐铸成在《章行严谈他的一段旧事》一文中有更详细的叙述:

“1949年4月,我和柳亚子、陈叔通、叶圣陶、、郑振铎这批刚从香港到京不久的民主人士,被招待住在六国饭店(当时还未改名)二楼。不久,听说南京方面派出的和谈代表团来了,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和他们的秘书,都住在三楼。

“有一天,宋云彬兄来邀我:‘我们一起上楼去看看章行严好不好?’我说,‘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缘,没有什么可谈的。’于是,他一个人上楼去了。

“第二天,他对我说:‘你昨天不去真可惜,我听到一段极其珍贵的史实。’接着,他就原原本本对我转述了章的谈话。

“原来,在此之前,章曾作为上海各界的代表之一,到北京奔走‘和平’,毛主席在石家庄接见了他们。在谈话中间,毛主席突然对章说:‘行严先生,我们是老相识,你还记得么?’章听了一怔,怎么样也想不起何时曾见过面。毛主席笑着说:‘1918年,有两个青年到上海去拜访你,你还帮助了他们。你还记得么?其中一人就是我。’章听了恍然大悟,连忙说:‘记得,记得,有过这么回事。’

“章行严对宋云彬谈这一件往事说,1918年时,赵恒惕任湖南督军,正在提倡联省自治,他怕旅外的湖南人反对他,划给我一大笔款子,请我相机‘应酬’在沪的同乡。有一天,有两个青年,拿着杨怀中先生的信来见我,说这两位是他的得意门生,想筹集赴法勤工俭学的旅费,请予协助。怀中是我的老朋友,我看着两位青年又十分优秀,就在赵的款子中拨了他们一笔钱。事过境迁,我早把这事忘了。想不到其中一位就是毛主席。而另一位,听说就是蔡和森烈士。”[6]

此段回忆虽然有明显硬伤——时间和人名,1920年记成1918年,谭延闿记成赵恒惕,但考虑到回忆人的年龄,章士钊1949年69岁,徐铸成文革后为香港《文汇报》“旧闻杂忆”专栏撰写杂文时已年过70,且分别回忆的都是30年前的事,记忆失误在所难免。尽管如此,故事的主线是清晰的:两万大洋的金主是湖南督军谭延闿,章士钊是经手人。

谭延闿为什么要给毛泽东这笔钜款呢?

2. 毛泽东和谭延闿的交情

谭延闿(1880年-1930年)字祖安、祖庵,号无畏、切斋,湖南茶陵人,曾经任两广督军,三次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授上将军衔,陆军大元帅。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1930年9月22日,病逝于南京。去世后,民国政府为其举行国葬。有“近代颜书大家”之称。著述有《祖庵诗集》等。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谭延闿为介绍人。

从民国至今,写颜体的人没有出谭延闿右者。中山陵半山腰碑亭内巨幅石碑上“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两行巨大金字,即为谭氏手书。1920年夏,驱张运动成功,毛泽东率驱张赴京代表团回长沙,谭延闿亲临火车站迎接。同年9月9日,毛与同仁创办的文化书社开张,谭又带军乐队前往祝贺,赠亲笔书写“文化书社”金匾一幅。谭延闿和毛泽东,一个是湘军总司令、湖南省长兼督军,一个是一介布衣,此种交情,实非路人所有。鉴于这种关系,私赠两万大洋,且不问钱去何处,当在情理之中。

顺便说一句,9月9日是毛泽东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日子,和他结下终身不解之缘。1920年9月9日,开办“文化书社”;1927年9月9日,发动“秋收起义”;1935年9月9日,与张国焘草地分手、率军连夜逃离,毛称之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撒手人寰。

毛泽东和谭延闿的交情,源于驱张运动。1919年,湖南人发动湘人治湘,驱逐张敬尧。运动中,毛泽东冲锋陷阵,崭露头角,真正受益人则是谭延闿。护国战争时,谭延闿为排斥外省军阀控制湖南,提出“湘事还之湘人”口号。袁死后,谭任湖南省长兼督军,长沙却长期为皖系军阀支持的张敬尧占据。毛泽东的驱张运动,与谭延闿的政治纲领不谋而合。1920年6月11日,直皖战争即将爆发,皖系无力挽回张敬尧的失败。当晚,张敬尧出走,湘军前锋部队进入长沙;17日,谭延闿回到长沙,正式主政湖南。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上海章士钊处拿到两万大洋。赠受双方保持低调,从未向社会公布。钱的来源是谭延闿,目的是“应酬在沪的同乡”。

非常可能,两万大洋(以下简称“谭款”)是谭延闿给毛泽东的政治酬劳,因为很难想象一个军阀会匿名以巨款资助留学生。当然,资助勤工俭学是一个极好的名目,政治上正确,无论谭延闿、章士钊还是毛泽东,日后都会愿意把它作为两万大洋转手的理由。

《年谱》上卷第60页写道:1920年6月,“毛泽东为组织革命活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额较大的款项,在上海找章士钊帮助。章士钊当即热情相助,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共筹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毛泽东。”[7]

这是为尊者隐的历史曲笔。没有什么“社会各界名流”,只有一个踌躇满志,刚刚拿下长沙的谭延闿。他的政治取向刚巧与毛泽东此时的人生轨迹相交。

1920年6月的毛泽东,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积极推动“湘人治湘”,他政治活动的重心不是建立共产党,而是湖南自治。翻阅《毛泽东年谱》,我们看到:

6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湘人为人格而战》,宣称,“湘人驱张,完全因为在人格上湘人与他不能两立”。[8]

6月11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指出,“湖南人应该再进一步,努力为‘废督运动’”。[9]

6月18日,发表《湖南人民的自决》,“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赞助此自决者,湖南人之友。障碍此自决者,湖南人之仇。”[10]

6月23日,致信湘籍老同盟会员、上海报人曾毅,阐明湖南改造的要义在于“废督裁兵”、“建设民治”。[11]

6月30日,致信罗章龙,告以在上海的见闻。信中谈到要将湖南的事情办好,搞自决自治。[12]

尽管毛泽东声称,“到了1920年的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3]但直到这一年11月应陈独秀函约,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为止,他没有发表过任何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事实上还醉心于湖南独立运动。9月3日,毛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湖南建设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提出分省建立共和国的主张。[14]大约从这时起,毛在政治上和谭延闿分道扬镳:批评谭的“湘人治湘”是官治,不是民治。由于对湖南独立运动失望,毛泽东开始寻求新的道路,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3. 毛泽东没有“挪用公款”

关于两万大洋,学者钱文军写道:“查当年银元比价,每银元值白银0.6148关两;时价美金0.7624元。两万银元值1.5248万美元。查中国火柴工业史,当时天津北洋火柴厂开业资本恰好二万元,尚不是银元。……可见两万银元确系一笔巨款。问题是,这笔钱是章士钊以助青年留学欧洲募集的,合法的用途只能是资助留欧学子,其余都算挪用赞助款。接着查阅《年谱》,至‘7月初离沪返湘。’之后也没有送别留欧学生更没有赠款之记录,‘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之事自然无法谈起。截至1920年底,通过各种途径先后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共有346人,在全国赴法学生总数1576人中占有22%,在全国各省份中仅次于四川,居第二位。如此之多留法学生,而且新民学会就有18人之多,歌颂毛之文章亦不少,竟没有发现一个人提及他雪里送炭的恩德,或者这帮家伙全都忘恩负义了?”[15]

钱文军先生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逻辑也自洽。问题是他相信了毛泽东的自述,没有弄清这笔钱的真正来源。如果钱真是章士钊为资助勤工俭学从“社会各界名流”募集的,毛以后的做法当然是“挪用公款”;但如果钱来自于谭延闿为“湘人治湘”而设立的政治基金,由章士钊监管发放,则是另外一回事。既然不是公款,自然也就无所谓挪用。

显然,毛泽东没有对章含之说实话,他也不能说实话。还债的故事发生在1963年,那时毛泽东早已被绑上神坛,不曾、不会、也不能犯任何错误。伟大导师怎么会拿军阀的钱?英明领袖的人生轨迹怎么能同反动军阀重合?这些问题不要说提出,想想都是犯罪!

其实,关于两万大洋的传闻,在当时就很流行。1920年7月14日,身在法国的罗学瓒,给毛泽东写信:

“近子升(萧子升)因湘款事(即章行严汇来之一万元)颇受湘同学诽谤,谓章汇来两万元,子升私吞了一半。(其实止一万元,因在法久以宣传为两万元。)种种诽谤,到处宣传,我虽闻之好笑,但勤工俭学同志头脑这样不明了,亦可为叹。”[16]

更令人尴尬的,是对毛泽东身揣两万大洋,却见死不救的指责。陈小雅、钱文军著述撰文,不仅追问两万大洋到哪里去了,而且指控毛泽东谋财害命。[17]据《大公报》连载《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调查记》披露,1921年下半年,因贫病交加,留法“学生疾病(十余人)死亡(三人),皆全系地方官施诊施葬,并棺材而无之。”[18]死亡三人中,两位来自湖南:一位是杨开慧的堂兄杨楚,另一位是萧子升曾向毛通报病情,希望为之筹款治病的陈赞周。对萧的来信,毛回答:“此款事势急迫,非筹不可,只有不管偿还如何困难,姑且借来付去。”[19]

身怀万贯却哭穷借钱,不是毛泽东的为人。与天下相比,两万大洋价值几何?很难想象,雄才大略如毛泽东,会见利忘义,和杨开慧夜半数钱,合谋贪污。就算毛泽东是流氓,那也不符合他的段位!钱文军、陈小雅对毛泽东的诸多指责,在于他们相信毛泽东一直持有那笔钜款。其实,到1921春,毛泽东已千金散尽,一文不名了。

既没用于勤工俭学,这笔钱哪儿去了?难道真是用于1921年创建共产党了?

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陈独秀在1922年6月3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20]陈的报告否定了“谭款”用于建党的可能性。两万大洋在1921年是一笔钜款,相当于毛泽东在北大208年的工资。毛如果当时仍持有这笔钱,虽不是富可敌国,至少也算“富可敌党”了。

毛泽东继续说:“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查杨奎松教授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苏联拨款“具体如1927年,为组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得援款约3万元;为开办党校得5万元另月开支1.5万元;7-8月为解决湖南农运问题得援款近五万元;9月为准备秋收起义得援款1万元”。湖南农民运动和秋收起义用钱都是苏联给的,三个月共得6万元。[21]没有“谭款”用于秋收起义的记录。

还原历史真相,很可能的情况是:到1920年11月底为止,毛泽东还不是共产主义者,他的政治理想是湘人治湘,湖南独立,与当时湖南省长谭延闿不谋而合。为支持同道,谭延闿通过章士钊给毛泽东一笔政治捐款,没有规定用途。从性质上说,这是一笔私款,与建党无关,与勤工俭学亦无关。不是共产主义者,谈何建党?既非公款,又何谓挪用?

走笔至此,不禁想起十年前的一段公案:2004年5月28日,《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头版头条文章披露,海外民运领袖王丹、王军涛支持台独,得金××万。两位博士坚决否认,威胁起诉胡锦涛和《人民日报》。多年后,陈水扁东窗事发,在接受侦讯时承认,的确曾从国务机要费中拨款20万美金给王丹。对于陈的说辞,王丹在接受TVBS电话访问时表示,自己从不过问资金来源,不知道20万美元来自于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

毛泽东支持“湘独”,王丹支持“台独”。1920年6月17日谭延闿进据长沙,随即毛泽东拿到两万大洋;2004年3月20日陈水扁竞选连任成功,不久王丹拿到20万美金。代理人的身份和政治上的暧昧,在受款者头上,形成一种无形的道德压力,迫使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撒谎,以换取心理平衡。毛泽东说,钱来源于章士钊,用于革命;王丹说,钱来路不明,用于民运。

革命家从事社会活动,接受捐款是常事,多年之后回忆,记错时间地点也可以理解。但两万大洋是一笔钜款,除非有难言之隐,经手人章士钊似乎不应该轻易“忘记”,受益人毛泽东也不会突然“想起”。

为了圆一个谎,人们往往要撒更多的谎。在一个不自由的时代,皇帝和他的臣民一样不自由。臣民不敢说皇帝没穿衣服,皇帝不敢承认自己曾穿过其它的衣服。为了政治正确,君臣常常一起撒谎做戏。

4. 两万大洋的去处——清理父亲发行的“股票”

既没用于勤工俭学,也没用于建党和秋收起义,那么,两万大洋到哪里去了呢?

1)创办文化书社:据湖南出版社1991年5月版《文化书社――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发行机构》记载,1920 年8月20日,由易礼容、毛泽东、彭璜3人任筹备委员,在长沙潮宗街56号租了三间房子开办文化书社,9月9日开业。毛岸青、邵华在1983年12月22日《中国青年报》发文《两个90周年诞辰》,称:“外祖父病逝时,家境已经很萧条,北京的一些朋友赠送了一笔‘奠仪’费,这笔钱为安葬外祖父用了一部分。后来妈妈看到爸爸为筹措革命经费而到处奔忙,就动员外婆将这笔剩余的钱拿出来,协助爸爸办了文化书社。”[22]

毛岸青、邵华讲的故事不实。1921年4月编印的《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记载了至1921 年2月27日为止,全部文化书社30位个人股东连同大公报馆,合计投资股本金692大洋另6角3分5厘细目。其中,最大股东姜济寰三次入股228大洋,长沙总商会会长左学谦投股200元。毛泽东1920年10月17日投股一次,交纳光洋10元。[23]

2)娱乐旅游:1920年秋,“同十几位新民学会的会员发起组织星期同乐会。每至星期日,到长沙近郊名胜古迹,如天心阁、水陆洲、碧浪湖等处聚会游览。”11月,“因工作过于劳累,作短时间休息,到醴陵、萍乡考察游览。”[24]

3)同杨开慧结婚:宣称“不做俗人之举”,毛泽东和杨开慧没有大办婚事。

查《年谱》,没有毛泽东投资股票、房产或实业的记录,相反,倒有一掷千金、免除债务的记录。

1921年春节,毛泽东回到韶山,以特有的方式,结束了父亲毛顺生生前开办的“毛义顺堂”的钱庄生意。[25]

为了融资,毛顺生晚年搞了自己的IPO——发行“毛义顺堂”股票。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回忆说:“毛顺生很会做生意。后来,光靠银元、铜钱来周转经济不够,就自己出了一种‘义顺堂’的票子,代替货币。票子是红色的,别的票子人家不要,只要是‘义顺堂’的就要。”[26]毛顺生发行“毛义顺堂”股票,把邻里乡亲的余钱收集起来,以期增值;发给雇工,作为工资,可以代替银两;发给生意同行,又成为定金,或者物值。

1920年1月21日,毛顺生去世。次年春节,毛泽东回乡,对父亲创下的这份产业作了清理:“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27]换句话说,毛顺生私人集资开钱庄,毛泽东接手后,放的债不要了,欠的债一次还清。如此理财,非毛莫属。还好毛顺生集资的范围只限于邻里乡亲,否则纵有两万大洋,也不够折腾。

按毛泽东的吩咐,毛泽民向持有“毛义顺堂”股票的人们发出通知,限定时间以现金全部赎回。至此,“毛义顺堂”股票退出了历史舞台,毛泽东的两万大洋也尽数散光。[28]

非常可能,当时毛家生意并无亏空,不必用银子填补。他只是受共产主义影响,想分自己家产,但因为生意是钱庄,又不想(便)讨债,所以才需要两万大洋。一般生意或土地,送掉就是了,钱庄不行。此外,也不排除毛想爽一把,与过去历史切割:即是飞来横财,散去反而心安。

很难想象,怀揣两万大洋的毛泽东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对钱的态度。这一态度,终身未变。据邱会作回忆,毛泽东坚持中国“绝不做军火商”,对外援助“凡属于武器装备军需类的东西就是白给,受援国不必付钱!其它战略物资不要钱的也很多。”他对受援国的领导人说:“借钱是要还的,这是写在纸上的,但不能逼债!你们今后还得起就还,还不起就不用还了。我毛泽东活着是这样,我死了以后也是这样。中国今后若是向你们讨债,你们就说,毛泽东活着的时候说过,还不起就不用还了!若是逼债,你们就不给,就说毛泽东有言在先嘛,不用还了!”[29]

1959年,李宗仁回归大陆前,主动表示愿将一批收藏的字画文物捐献祖国。他告诉程思远,这些文物,是他花了11万多美元购买的。文物运到北京后,故宫专家鉴定,发现这批字画大部分是赝品。按当时行情计算,最多值3000美元。这与李宗仁说的11万多美元,相差太悬殊了。周恩来获知情况后也很意外,经反复考虑,决定给李宗仁3万美元,并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请毛定夺。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慷慨地说:“他说11万多,就给他12万!这叫‘投石问路’嘛!”于是,周恩来让刘仲容设法将12万美元现钞交到李宗仁手中。李宗仁十分高兴,连声称赞:“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30]

毛泽东知道,李宗仁献的不是文物,是自己。此时的李宗仁,还值12万美元。

毛泽东时代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理财风格。这些援助不仅多半是无偿赠与,而且经常使受援国喜出望外。坊间传说,当受援国代表与周恩来、陈毅等达成援助协议后,毛往往要在援助金额后再加一个“0”。处理谭款时养成的毛病,后来已成了习惯。(毛病养成恶习)

5. 毛泽东还良心债

毛泽东是人,非神,非魔;他知道什么对,什么不对。为还人情债,他说谎,却心存一份感激。打土豪得来的不算,毛一生经手钱财无数,其中不乏友人捐款。为什么就是章士钊这两万大洋放不下?因为这是一笔良心债。别处得来的钱财,如张学良1936年通过李杜资助毛岸英和毛岸青去苏联,是专款专用,无良心负担,不必还。[31]这笔“谭款”,来路不正,去处不明,实为毛泽东一大心病。当然,也可以说,清理债务后,把弟妹带出家乡,最后献身革命,钱也是花在革命上了。但无论如何,扪心自问,此论总嫌勉强。

但凡大人物,功成名就之后,就会想到“做人”。毛泽东想做完人,必定会设法弥补良心的亏欠。所以,他要还债。

【注释】

[1]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2年,340-341页。
[2]同上,6页。
[3]斯诺:《毛泽东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33-34页。
[4]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8-129页。
[5]李锐:《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298页。
[6]徐铸成:《章行严谈他的一段旧事》,载《旧闻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123-124页。
[7]《毛泽东年谱》,上卷,60页。
[8]同上,59页。
[9]同上,59页。
[10]同上,60页。
[11]同上,60页。
[12]同上,60页。
[13]同上,57页。
[14]同上,63页。
[15]钱文军:《两万大洋到哪里去了?》,凯迪社区,猫眼看人,2013/12/23。
[16]罗学瓒:《新民学会文件汇编》,74页。
[17]陈小雅:《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明镜出版社,2006年,50-53页。
[18]匿名:《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调查记》,《大公报》连载,1921年10月9-17日。
[19]《毛泽东年谱》,上卷,87页。
[2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一册,47页。
[21]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95页。
[22]毛岸青、邵华:《两个90周年诞辰》,《中国青年报》,1983年12月22日。
[23]转引自钱文军:《两万大洋到哪里去了?》,同上。
[24]《毛泽东年谱》,67页,71页。
[25]胡蓉:《毛泽东父亲毛顺生经商融资曾经发行股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史海回眸。
[26]同上。
[27]《毛泽东年谱》,82页。
[28]胡蓉:《毛泽东父亲毛顺生经商融资曾经发行股票》,同上。
[29]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295-296页。
[30]《李宗仁回国所捐文物多为赝品》,中新网,2008年10月24日。
[31]《张学良曾资助毛泽东儿子求学》,《大河网》,2008年1月11日。

(2014-2-6于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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