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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往事中的划痕

一九五七年五月下旬,也就是“五一九”过后的那几天,专政机器在北大校园内暂时停摆了。于是便有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学生,做出了当局不能容忍的事情。有几个学生竟然异想天开的想办一份独立的刊物,以将当时校园内的自由氛围延续下去。他们组成了编委会,筹备完成了创刊号,为使人们不忘北大自由民主的传统,刊物命名为《广场》,以纪念旧日北大红楼前的“民主广场”。

刊物受到了“不明真相的”(这是现在流行的官方语言)师生们的支持,纷纷解囊预订,马寅初校长也答应给500 元的资助。继而发生了纸张被扣留,马校长的承诺被他的秘书拒绝。于是编委们自掏腰包重新购买纸张,决心将刊物出版交到预订的同学手中。

我和主持此次出版工作的陈奉孝同为数学系54 级的同学,得知他们的困难时,便从化学系一位同学家中借来了油印机,当时是生物系的徐锦堂同学负责刻蜡纸,我负责油印。记得在最后装订时,物理系的一个班干了大半夜,创刊号终于出版了。然而暂时停摆的专政机器又高速运转了,《广场》被收缴并在大饭厅前焚烧,积极靠拢组织的同学们在焚书的灰烬旁欢呼雀跃。

《广场》这次油印出版过程的一切细节,全被侦查得一清二楚,参与人员无一漏网。连化学系那位家中有油印机并出借的同学也被授予了“右派分子”的称号。我本人获得的称号字数颇多:“极右分子,广场集团骨干、实干派,陈奉孝反革命小组织发展对象”。1958 年2 月便失去了人身自由,先是由班内的同学充任临时的兼职警察,然后到了2 月15 日也就是农历除夕,将我移交给正式的警察。警察当面向我宣布:接受我的劳动教养申请。然后与其他同样得到批准的人一起,押送至海淀公安分局,按下了十个指纹和掌纹,办妥了入狱手续,再押送至半步桥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就这样开始了二十年的艰苦劳动,辗转于东北(兴凯湖)、华北(清河)、西北(新疆塔里木)各劳改单位。

回首往事,兴凯湖农场、清河农场以及新疆塔里木荒漠中修路的工地,竟然都一片模糊,只留下了几道划痕。现将较深的记录于下:

劳教人员和劳改人员住同一个大院、在同样条件下劳动、受同一群军警的保护,不同之处是劳改人员知道自己的刑期,劳教人员却不知道自己的教养期限,我们这些“黄埔一期”(教养期间,狱方规定彼此要互称同学,故有此比喻)的教养人员是在几年以后才宣布教养期限的,而且那期限是从宣布之日起计算的,宣布之前的那几年算是“试用期”,不被计入“教龄”的。

在清河农场发生的一件事,却凸显了劳改与劳教人员的不同待遇,也算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形象展示。某一天大院中的劳改队员们都已集合完毕,还听不到我们队长吹集合的哨声,直到劳改队员们都出工走完了,才听到哨声和“集合了”的喊声。出了监舍来到院中,发现气氛与往日大不相同,不但四周增岗加哨,墙头还架设了几挺机枪,因而集合时队伍里较往日安静了许多。

队长训话:“今天要进行选举!你们虽然犯了严重的罪错,但和劳改人员还是有区别,你们还是有公民权的,要感谢党和政府。下面发选票,每人一张,选票上有候选人的名字,在上面打勾,然后排队把选票投到那边的票箱里。”

由于是第一次享受这样的待遇,受宠若惊的人们,乱哄哄地奔向票箱。我趁乱将领到的选票揉成一团,偷放到口袋里,准备出工后扔到地里。当然这一举动是不能被别人看到的。选举完成后,重新整队带上工具出工。在出工的路上,我不免有些担心,我的行动若被发现,可能变成破坏选举的罪行。后来事实证明,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当局根本不屑于统计选票,也就无从发现我的罪行。

不过这道划痕,却无法抹平。以后“到了社会上”(这是我们在劳动教养及教养期满留场就业时所一直向往的),每逢学校组织选举投票时,我都要抬头仰望,寻找墙头架设的机枪,然后将选票揉成一团,随手丢掉。

1966 年幸运地被从清河农场再发配至新疆,在荒漠中修公路,虽不免“与天斗,其乐无”但却逃过了“与人斗”的厄运,得以苟活至今。记得在龙御上宾之日曾凑得七律,现录于此作为往事中的又一道划痕。

重阳感怀

鹿马堂前沐皇恩,薛霸董超紧随身。湖河恶浪难离梦,大漠蜃楼易断魂。
顶束南冠胎依旧,舟泊瀚海心未昏。遥望天都寻后羿,桑榆落日景愈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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