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造反派在理念上和实践中与毛泽东的关系，周伦佐在《“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中有颇为细密的专章讨论。他描述了毛的“非制度化个性行为”（或云“造反精神”）和“纯粹无产阶级化”的社会理想（或云“乌托邦”），认为文革就是以前者推行后者的具体实践。而“年轻人青春期特有的非制度化倾向”和“下层民众反抗政治迫害和等级歧视的冲动”（尤其是文革初期在血统论影响下学生遭到的歧视和迫害。毛说，那是与他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便构成了文革中“民间造反行动与毛泽东政治行为之间的两大契合点。”[9]
周伦佐以上的分析基本符合当时的情况。他还说，造反派当年的确认同毛的社会理想。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更为实质性的文革造反的价值取向问题，也就是在理念层面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问题，周伦佐提到了，但没有深入讨论。他写道：“联想到毛泽东在‘文革’中打倒了刘少奇等一大批党内‘修正主义头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仍然忧心忡忡地再三告诫‘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未消除，联想到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后，《人民日报》4月18日那篇名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的社论将邓小平比喻为‘匈牙利事件’中党内改革派领袖‘纳吉’之事，我们不禁要追问：在‘防止修正主义复辟’的虚假言词背后，毛泽东真正要防止的究竟是什么？答案非常明确：毛泽东所要防止的，正是1979年后中国发生的历史巨变。”[10]
其实这是一个最为明显、最值得造反派反思的问题。我说最为明显，是因为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中明确指出，文革的主要目标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他们的权，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其实，文革前中共领导人中并没有人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与毛泽东在治国理念和思想意识形态上的确有分歧。在“三面红旗”政策造成大饥荒悲剧之后，处于中央领导核心第一线的刘少奇等人为恢复农村经济曾推行诸如“三自一包”的宽松政策，也许毛已经在其中看出资本主义的端倪；同时，毛也看到了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和东欧各国在经济政策上的松动。不管怎么说，事实是，毛泽东当年担心的、预见的、并想用文革来阻止的事情发生了：文革结束后不久，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接受了市场经济，导致经济腾飞，虽然没有出现自由资本主义，但毕竟出现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与此同时，毛的阶级斗争理论被抛弃，大约三千万被称为阶级敌人的政治贱民被解放，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应该承认这是历史的进步，而这一系列政策的制定者，多半是在文革中挨整的所谓“走资派”，他们既是文革造反的打击对象，又是文革后整肃造反派的老干部。
能否超越历史的局限和恩怨，冷静地反思造反的正义性问题，这对于造反派来说，至今仍是一个挑战。在当今的很多研究著作中，对毛泽东的对立面的指称多半是含“官僚”一词的各种说法（如官僚集团、旧政府官僚、官僚阶层、官僚阶级、旧官僚等），“走资派”这个称呼已经很少用。我觉得这样说脱离了文革的语境，有自觉不自觉地偷换概念之嫌。其中的原因也许是心理上的：说自己曾经反对“走资派”，有点说不过去，因为中国的大多数人早已决定宁要“资本主义的苗”，而不要“社会主义的草”了；但是，如果说自己当年反对官僚集团，这总不会错吧？至少不全错。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造反派学者受国外理论的影响，在东欧有米洛文·吉拉斯的《新阶级》，在西方有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和官僚体系的左派文化理论，一说反官僚，就像是和世界理论界接轨了。但问题是，这种说法等于把毛泽东和以他为首的文革派与官僚和官僚体系对立起来了，好像毛不是体制中人，好像文革真是要反对官僚统治，给民众以自由和民主权利，而不是先破后立，在打碎国家机器、整肃各层干部之后使领袖的一元化领导更为稳固、更为彻底。这种说法，如果不加详细解释，很容易像“新左派”那样无视中国官僚体系同西方民主社会官僚体制的本质差别。
关于“走资派”，我觉得西方学者常用的称谓更为中性、客观、准确，即中共领导层的务实派或温和派，与其相对的是以毛为首的激进派或文革派。研究文革，讨论造反的正义性，研究者势必要对这两派官僚加以比较，并在比较基础上得出以现实为基础的价值判断。文革派的激进、极端、偏颇的理想主义和非理性是导致“集体疯狂”、造成文革灾难的主要原因。而务实派则相对温和、现实、理性，没有这些人，国计民生都很难维持，甚至会出现红色高棉那样的极端局面。务实派中也有派别，刘少奇和邓小平与毛本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也可以很“左”，很专断，但五十年代初刘少奇一度坚持相对温和的新民主主义，六十年代初大饥荒以后推行宽松的农村政策；邓小平在文革后期抵制文革，搞全面整顿，文革结束后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些举措都显示出他们理性、现实的一面。周恩来从来就不是毛派，但很早就知道中共事业成功的领导者非毛莫属，只是他虽然“党性”极强，力图紧跟毛，却总也跟不上。延安整风时（即刘少奇建议中共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理论的时候）周作为“经验宗派”之首被整肃。大跃进前夕还因为同邓子恢等人反冒进、减缓农业合作化速度被毛批评“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11]文革动乱年代，中国的国民经济、教育、外交等各方面的局面主要靠周恩来和他手下的一批老干部维持。在能够自保的情况下，周还保护了很多人。林彪事件后，周提议反对极左；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以后，周提议部分学生可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直接选拔；邓小平再次出山后，周全力支持邓的全面整顿。这些成功或不成功的动议和措施起码反映出一个比较正常、比较理性的人面对现实的态度和一个领导人对国事的慎思，与文革派的极端和非理性形成对照。在文革后期，中国的大多数人对这一点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已经把结束文革、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务实派代表人物周恩来和邓小平的身上，这种民意终于在1976年的3月末和4月初以民主运动的方式表达出来了。被文革派称作“天安门反革命动乱”的四五运动开创了中国特色的抗议模式：以悼念的名义向权力示威。至此，文革虽未结束，却已经在大众的心里彻底破产，人们此时在务实派和文革派之间所作的历史的选择自然也就否定了文革造反的正义性。
然而，这个在1976年已经在全国基本达成共识的结论，如今正在遭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首先是来自历史遗忘的挑战：近些年，由于主流话语似乎从中共中央在1980年代初所作的全面否定文革的决议退步，试图淡化甚至扭曲历史记忆，如今人们对文革的记忆或了解往往是空白或混乱，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对文革的了解就更少。其次，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以来，虽然普通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大量财富被政府官员、官商及其子女侵吞，贫富差距迅速拉开，社会不公正的现象引起民愤。于是，在集体失忆的情况下，人们开始将文革年代的中国想象成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平民百姓可以造反，斗争贪官污吏。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也越来越吸引人了：毛曾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并预言“走资派”要复辟资本主义，还说这些人掌权会打毛的旗号，但人民不会答应，人民起来造反的时候也会打毛的旗号，云云。当下中国的发展似乎正在验证毛的预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已见端倪的毛崇拜回潮也正因此蔓延，甚至泛滥。而卷入这股回潮的人很多是当年的造反派。徐友渔在一次报告中提到这一现象，特别提到薄熙来主政时的重庆。当年造反派群众组织中的两派打得不可开交，如今却一致拥护以唱红打黑召回文革幽灵而闻名的薄熙来。当年造反派的领袖人物尤其活跃，他们并没有认为当年奉旨造“走资派”的反有任何错误；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对的，因为当下的现实越来越证明毛泽东的预见是正确的：就是有“走资派”要复辟资本主义，复辟以后还整肃当年反对他们的造反派头头，打击报复，秋后算帐……[12]
显然，文革结束四十年后的中国，面临着一个向四十年前已经被民意否定的文革倒退的尴尬局面，与这个局面直接相关的是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问题：文革后吸收资本主义因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毛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到底哪一个更好些？即便毛的预见被证实了，我们仍然可以反问：那又怎么样？资本主义的苗可以长成庄稼喂饱肚皮，社会主义的草却会饿死人，不是吗？当然，“资本主义”在这里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在现实中它已经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代表毛泽东想象中的资本主义的西方社会实际上是在民主宪政体制之下推行市场经济，个人权利受到保障的福利社会，其中吸收了很多社会主义因素。尽管从文革结束至今，中国仍然实行一党制，但改革开放毕竟使中国摆脱了文革式极权统治，不再以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治国纲领，解放了政治贱民，放弃了计划经济和造成大饥荒灾难的人民公社，接受了市场经济，向以西方民主制度为代表的现代社会迈出了一步。
面临向文革退步的危险，讨论文革造反的价值取向应该是一个很切近的题目。研究造反派如何被整肃，如何被丑化，分析一党制的起源、沿革、现状，这些都是当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但面对眼下的历史遗忘和文革回潮，一方面有大众的仇官、仇富、怀念文革的情绪，一方面有知识界新左派对文革的重释和推崇，两者对文革的误读都建立在对造反正义性的曲解上。因此，有造反派背景的学者如果能超越造反派情结，敢于否定自己，反思造反年代的错误，这对国人认识文革，以史为鉴，免于重蹈覆辙，将会有更直接的帮助。
造反派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非正常死亡的高峰，正如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一书中论证的那样，美国文革史专家麦克法夸尔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也支持这一论点：第一个死亡高潮出现于1966年夏天红卫兵自己命名的“红八月”或“破四旧”运动。[13]“红八月”始于8月上旬，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老师在8月5日遭女学生殴打，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教育工作者；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检阅“革命师生队伍”，接受红卫兵袖章，并对献给他袖章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说“要武嘛”以后，死亡人数，包括自杀人数陡增，仅北京地区就有1772人死于非命。这一段红卫兵的施虐在北京持续到9月上旬，在外地还要再长一些。
第二个死亡高峰就是在“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运动期间，三结合的革委会掌权时期。1967年11月27日江青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代表时讲话，首次提到“清理阶级队伍”的概念，清队作为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运动应该是起始于1967年12月，其高潮期是1968年。这场运动没有正式的终结，因为后来它与1967年8月开始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和1970年1月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混在一起了，一直到文革结束。现在文革史家谈及清队，一般都指1968年到1969年那一段时间，此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以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计。
清队是文革中最残酷的运动。王友琴通过访谈，对近千文革死难者个案进行了深入考察之后，得出结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最为阴暗恐怖的季节。与1966年的‘红八月’杀戮相比，迫害变得更加有系统也更加旷日持久。”[14]丁抒在研究大量地方县志的基础上对清队的罪恶得出基本上一致的结论：清队“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阶段。除了战争年代和一九六〇年毛泽东制造的大饥馑外，从没有这么多无辜的老百姓死于非命。在‘清队’中被整死的人数，远多于武斗和文革初的红色恐怖。就全国而言，‘清队’中的非正常死亡超过文革中任一阶段。”[15]可见，清队运动乃文革最惨烈、最无人道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