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伟大领袖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来，我就往往在对立面挂着。“文革”结束后，我感觉自己基本没站错队，便常有几分窃喜，口里虽说不恨那些整过自己的人，刻在心底的往事却像噩梦，一辈子化不开。
近年，读到《圣经》中耶稣被鞭打得鲜血淋漓、临上十字架时，曾对那些迫害他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不由不感到羞愧。这就是神的儿子与我这凡夫俗子的区别。耶稣没有任何过错，却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我这个罪人，却在一味谴责别人所犯的罪错，闭着眼睛不看自己。我这里所说的罪，不是杀人越货之类，而是指跟神的儿子耶稣相比太不完全，距离神造人的初衷过分遥远。
人的罪性之一，即是趋利避害。我没有去迫害别人，很大程度取决于我没有这种权力与机会；试想若有这种机会，在长期阶级斗争观念灌输与洗脑之下，在高度迷信与对伟大领袖的崇拜下，在革命形势的驱赶下，我会不去迫害那些所谓的“阶级敌人”吗？不是我往自己脸上抹屎，而是有行为可证：就是对最疼最爱我的父亲，我也曾手下无情，在他处境最艰难的时刻，为显示自己是革命的，为了表示要与他划清界限，曾向他投过一枪，只是杀伤力不大而已。
自从填履历表有了出身一栏，父亲便让我们写成“旧军政人员”。他是民主党派的，解放前曾参加过民主运动。大院里的孩子就连与民主运动不沾边的，也填“职员”，但他强调要对组织忠诚老实，结果，却把自己的子女推到了对立面。随着我处境的不断恶化，我对父亲的埋怨也逐渐加深，甚至有恨在心里发芽。
父亲最疼爱的一直是我，在心底我与他感情最深。自从因出身不好挨整后，我就开始怨恨他，爱与恨纠缠在一起，充满着无奈与矛盾。我不得不试图与他划清界限，曾写过不少思想汇报，将自己和他批得一无是处，想挤进团组织内。可是，我很快灰心地发现，这界限根本划不清，无论我怎么努力，写多少思想汇报都是一堆废纸；无论我怎么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组织的大门不会向我打开一角，还把我撞得头破血流。因进步毫无希望，争强好胜的我恨自己生在这样的家庭，怨父母不该把自己带到这个世界上来，骄傲也随之变成了自卑。
“文革”初起，父亲的机关有人给他贴了十几张大字报。他被贴得脸色铁青，眼里满是恐惧。我似乎还嫌父亲的压力不够，为表现自己的革命与赶潮流，更为了表现确实在与他划清界限，遂做起了家里的造反派，动员弟弟妹妹和我一起给他写过一张大字报。内容如今已经记不清楚，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例如他自私，困难时期曾到自由市场买过一只鸡之类。新中国成立以来，父亲变得特别谨慎，即使在家里，也常常望着天花板发呆，谈话从不涉及政治。这张揭发父亲的大字报，最后是父亲自己拿到机关去的。他觉得正常，我也觉得理所应当。几十年来，他从来没有为此指责过我。直到父亲去世的前几年，回忆往事，我才有了内疚与不安，觉得自己的行为是给他雪上加霜。其性质与那些大义灭亲的弑父者一样，只是我的手里没有足具杀伤力的子弹，我的革命意志还不够坚定，也多少有些作秀的成分。十诫中有“孝顺你的父母”。试想，一个人连给予自己生命的人都不懂得去爱，那他（她）怎么可能会真正地爱别人。所谓爱人民，不过是一种无的放矢的虚幻意念罢了。
那时，社会上整校领导的声势已经相当凶猛。我所在学校在大潮冲击下，给校长、团委书记等戴高帽游街，打人也发生过，可能跟清一色高中生有关，都不算特别狠。
运动初起，老师给校长贴大字报提意见，校长却找几位历史有问题的老师谈话，威胁要将他们的档案抖搂出来。有个姓王的老师，上大学期间正是1957年左右，反右时曾有过所谓“右派言论”，虽没打成右派分子，却已记录在案。这一谈话，搞得王精神失常，第二天在学校的楼道里突然跳出来，扬言要与毛主席拼命。并没有攻击伟大领袖的施政纲领与人格，只是一通胡言乱语，却已足够货真价实的“反革命猖狂进攻”。在工作组和师生代表委员会的领导下，将王整得很惨，五花大绑，跪在地上，拳打脚踢……
我校团委书记整天大讲阶级斗争，整人也狠。我们班的何景仪，听说被查出家庭出身不是小业主，而是地主，团委书记就提出要开除何的团籍，搞得何有好几个月精神到了分裂的边缘（后来，每次与她见面，她都在叨唠这件事情，可见伤痕之深，并在更年期时跳楼自杀）。后来团委书记也被批斗，还挨了打。我虽然觉得打人不对，但看着给我不喜欢的老师戴高帽，批斗他们，我都觉得挺正常，甚至有种快感。那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已经深入我心，阶级斗争与造反有理也逐渐成为植入我血液中的蛊虫。
工作组一来，就反对将矛头指向校领导，主张全面开花，大揭盖子，很像当年的反右派。特别是那位组长，对普通老师态度极坏，在全校大会上严厉指责那些给校领导提意见的老师。在他引领下，开始给老师们上纲上线，几乎是一个个过筛子。我们班有位女同学，历来爱当老师的向日葵，特别喜欢围着老师提问题。不知道是团支部的几位怂恿了向日葵，还是向日葵主动向团支部表功，他们突然贴大字报揭发穆老师，说他讲过“反对毛泽东思想不一定反党反社会主义”，并据此将他打成反革命。一时间，墙上堆满了声讨穆老师的大字报，有老师们的揭发，更有诸多同学的声讨。我记得穆老师那些天主动将分头剃成了光头，无论见到谁脸上都没有任何表情。运动开始，他曾和当时的几个年轻教师一起，给校领导贴过不少大字报，这下引火烧身了。向日葵的揭发，根据他让我们学习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最高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引起。那天下课后，向日葵向穆老师提问：反毛泽东思想是不是一定反党反社会主义？穆老师拿毛泽东的话回答她，说宗教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但爱国宗教人士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所以，反对毛泽东思想不一定反党反社会主义……
“文革”一起，讲的是“造反有理”。这句话特别对我们的口味，小人物被压制久了，一旦有了条件，不造反还能怎地！我们几个人写一张大字报，指出在工作组领导下，现在运动的大方向错了，不该压制群众的革命热情，更不该把矛头对准普通老师。穆老师在我们班挺有人缘儿，一时动员了共11位同学签名。结果工作组长在大会上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我们。
没多久，听到工作组要撤离的消息。工作组临撤离的头一晚，陶铸突然光临我们学校。那年头革命革得人人都像打了鸡血般兴奋，不知道什么叫困，同学们大都连轴转，不分昼夜商讨革命形势，筹划对策，赶写大字报。我们这几个无法置身事外的当然也不例外，陶铸来的那晚我也在场。那时的陶铸已经是中央的第四号人物，对我们学校来说当然是莫大的荣幸。首长讲话大概的意思是工作组要走了，你们学校的学生代表骨干表现不错，坚持了运动的正确方向，今后就靠你们这些小将，把学校管理好……这番讲话的含义明显是把学校的管理权交给工作组支持的干部子弟。
工作组撤离大约在8月份左右，不久，以工作组依靠的骨干为核心的干部子弟组建了老红卫兵，想要领导学校的运动，但想把权力接过来却颇有些力不从心，学校里一时出现了群龙无首的状态，压在我们肩头的山，大有摇摇欲坠的趋势，我们的队伍又有些壮大起来。实际活动中，我们以战斗组为单位，战斗组的名字就叫“造反有理”。看来，伟大领袖的这把火，也把我这从不关心政治的人点着了。我们班的这个战斗组什么出身的都有，甚至有个据说出身军统兼中统双料特务的女生，大家也一视同仁。
当初进入65中时，我心性高傲，有棱有角。三年多来，在阶级斗争这把锉刀的磨砺下，已经钝成了一块易碎的木片。回想少年时代，一心想学居里夫人，起码当个一代名医，而革命一来，却突然发觉自己一门儿不门儿，形同废物，由于字写得糟糕，连刻蜡版和抄写大字报都不配，只能跟着跑龙套，心里的懊丧与自卑可以想见。
不久，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明确了这次运动的大方向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记得那天晚上，我们战斗小组齐聚我的男友刘小佈家中，商议写大字报的事情。他的姥爷走过来，很激动地举着个半导体，让我们听广播中的内容。双方都兴奋，觉得自己没站错队。谁也没有预见到，这场运动将指向包括这位老人在内的当权派，并且要彻底打垮，秦城监狱一住七八年。
8月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著名对联也在我校张贴，不久抄家就开始了。“老兵”们都穿起绿军装，腰间系根宽皮带，有时还将皮带解下，在空中张扬地挥舞，皮带发出劈啪脆响，金属的皮带扣撞击在木头上有碎裂的声音。听说就用这皮带扣往人身上抽，阶梯教室中摆满了抄家来的东西，听说还成为了刑讯室，不少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就在那里用肉身体验皮鞭的滋味……
我一直绕着阶梯教室走，眼睛也不敢看那些勇敢的战士。尽管没体验过皮带扣的滋味，却感觉自己的脊梁骨已经断裂，断裂的脊梁搅拌着残存的骄傲碎末，拌出的是生不如死的痛苦，而恐惧是油，点燃了痛苦之后变为一片麻木。
那时，家里同样漫溢着恐怖气氛，抄家仿佛是迟早的事情。父亲已经把行李打好，随时准备以“公安六条”的身份被遣返回乡。一天我回到家，小妹告诉我，我们学校的老兵已经来抄过家了，拿走了一只皮箱，把我的邮票和日记什么的全抄走了……从小学起我就开始集邮，母亲在人民银行工作，全国所有往来的信件都要经她之手，一天就有上百封，邮票更多。那年头时兴积攒盖销票，有此便利我遂有了集邮的兴趣。什么梅兰芳票、金鱼票、牡丹票，十几张一套的，别人很难弄齐一套，我却有好几套，多出的就去换外国邮票。多年下来，积攒了好几册。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邮票我已经攒齐了，其余几册则是外国的。
回想往事，我校的老兵应该是比较文明的，基本不打本校的学生。为数不多的打人者多是军队子弟，可能听战斗故事淤住了。
我班的老兵头目，长相颇似李逵，本以为他抄家中必会逞凶，没料想却做了两桩好事。一是我校党总支周书记的妻子为某中学的书记，该校红卫兵去他家抄家并毒打其妻，周书记在旁边不识时务为妻说话，惹得老兵怒上添堵，皮鞭疯狂冲他挥舞，结果打成脾脏破裂……还是我班这位小头目赶去，说这属于我们学校的势力范围，才将他从皮鞭下救出，并送往医院抢救，救了周书记一命。后来，这位头目又揭发有人在抄家中私藏金子……
“红色恐怖”的时间不长，可对我们这些亲历者来说，却是刻在心上的一道伤疤。我总是后怕地庆幸自己还活着。因为庆幸，从来没有想过讨回自己的邮票与日记。但是，从它们被抄走的那天起，我就再也不写日记和集邮了。爱好与噩梦联系在一起，我唯有将爱好与噩梦一起斩断。
很快大串联开始，顾不上打砸抢了，老兵们纷纷到外地去见世面，外地的学生来北京的更多。我们这些“狗崽子”不但松了口气，还派上了用场，昼夜值班，接待外地来的红卫兵。我特别羡慕能去外地串联的人，可走出去的念头想都不敢想，没觉得自己有这种资格。那时候，我的心灵已经被革命扭曲，原先觉得人生而平等，这会儿却只想如蚂蚁似的活着。
1966年入秋后，萧瑟的秋风也吹到了老兵身上，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那时候起，我们就算彻底翻身了。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从地狱到了天堂，你说是什么感觉？轻飘飘的幸福感，有点儿像在做梦，很美的梦。一点儿不夸张，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因为幸福在心中涨满，便想分给别人一些，甚至分给曾经整我的人。看到老兵被批得低下了高贵的头，仍有人不依不饶，在我提议下，我们又贴了张应当团结绝大多数同学的大字报。许多同一战壕的战友不满意了，批判我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我闹不清人道主义该属于哪个阶级，到今天才搞明白，人道主义是普世原则。
期间，我和刘小佈去了趟清华大学，并和蒯大富见了一面。引见者是我的邻居阿春，在清华自动控制系上学，与蒯大富同属井冈山派。记得那是蒯大富给刘少奇贴出大字报的第一天。
那时的蒯大富刚被解放，还没有牛气冲天的架势，挺平易近人，长得白净，很有些风流倜傥。记得他的左右臂刘才堂与刘泉也在场。我们聊了大约两个小时。期间我曾直言不讳地问他，为何要给刘少奇贴大字报？就不怕再次打成反革命吗？他有点儿神秘地对我们说，周总理跟他长谈过，大字报是在总理启发下写的。至于蒯大富说的是否为实话，那就只有当事人自知了。
正与蒯大富聊着，外边的扩音器里突然响起震耳欲聋的声音：资产阶级的狗崽子竖起你们的驴耳朵听着……他立刻站起来对我们说，你们快走吧，来镇压了！我们只好赶紧往外走。只见成群穿着绿军装，臂戴黑字红袖章的少男少女们正狂撕大字报，嘴里骂的都是“狗崽子”之类的话。一打听，原来他们是海淀区11所中学的老红卫兵。
说实话，蒯大富给国家主席贴大字报，我当时并不认为是反革命行为。我们也是所谓反工作组的，在感情上自然与他站在同一立场。那时有句话特别流行：怀疑一切。我深受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认为给国家领导提意见挺正常。
后来听说蒯大富搞得很不像话，甚至真刀真枪地搞起了武斗。我的邻居阿春也和他反目，从井冈山到了414。她的男朋友被围困了几十天，没吃没喝，后来还得了严重的肺结核……而我印象中的蒯大富永远定格在他刚解放的那个时刻。我一直为他惋惜：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能从农村考进清华多不容易！若没有革命，他肯定是个出色的工程技术人员或企业家。一场革命点燃了多少野心，烧毁了多少脚踏实地的理想！
后来，兴起了“四三”派与“四四”派之争，一派反对解放军领导学校的革命，一派力挺解放军。按说，解放军对我们这派够意思，刚开始，我们的感情倾向于“四四”派。可看到曾经的战友突然站在了对面，互相喷吐沫星子，彼此毫不留情，那感觉真不是滋味。因此，我们自称“不三不四”派，主张大联合及复课闹革命，超然于两派之外。这让解放军和两派都不满意，说我们是“骑墙派”。眼见得斗来争去，大家都变成了乌眼鸡，这革命也太没意思了。我们索性很少在学校露面，而改为天天去北京图书馆坐班。那几个月，从早到晚，我们按着图书馆的目录索引，将没看过的世界名著扫荡了一遍。
1967年10月份，听说了曲折一行10人去内蒙古草原插队的消息。我头脑一热，想要证明资产阶级小姐也能比别人革命，从此，结束了学生生活。从本质上说，我本该是距离革命最远的人，一无野心，二无热情，在环境稍有缝隙的条件下便贪图享受。然而，革命一天不结束，它就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宿命。等待我们的将是草原上更加严酷无情的革命。
我们所在的牧场分为两派，一派主要是外来户，属于造反派；另一派主要是贫下中牧，是保场部哈书记的。我们认为，既然是来与贫下中牧结合的，当然应当站在他们那一边。这样，就与造反派发生了冲突。有个造反派的打手，把派出所所长也“专政”了，两次打我们队的知青，第三次把我们知青买粮食的牛车也扣了，还扬言，你们陶森队的知青来一个打一个，来两个打一双……没有说理的地方，大家只好集合了几个知青去教训他。当时我的劝阻很无力。以暴制暴，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在民间一直是大快人心的。面对这种形势，这群20岁左右的年轻人怎么能不去效仿！结果，这个打手在旗医院死了。死因到现在都是个谜，这是否跟他们那派的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兴奋针剂有关，是否跟让他平躺在卡车上颠簸了几百里有关？知青头头儿、我的恋人刘小佈主动承担了主要责任，被判了七年，坐了三年多牢。
不久开始了“挖肃”运动，大批蒙古族干部都成为了“内人党”，严刑逼供下，整个内蒙古地区大约死了1.6万余人，8.7万余人致残。我们牧场，哈书记自然首当其冲成为了“内人党”，他老伴就是那时自杀的，但直接因“内人党”被打死的却没有，这在整个内蒙古地区都属罕见。或许是因为我们牧场没有打手了？
那个时代对与错是颠倒的，许多人犯错误和迫害别人皆出于要革命的目的，品质恶劣的应是少数。而我尽管心里明白对与错，出于自私的天性，为了自身利益，却矛盾着甚至准备违背良知去选择自己的行动与道路，这属于明知故犯，应该罪加一等。回忆往事，感觉自己与那个时代的多数人并没有本质区别。我自以为超脱，其实并不超脱；我自以为宽容，其实内心极其苛刻，对以暴制暴同样缺乏清醒的认识；当我与人有不同观点时，使用的语言会不知不觉用上大批判的语言……造反有理与阶级斗争观念已经融化在我的每一个细胞中，就像古时候犯人额上的金印，别人看得清楚，我不照镜子却看不见。
每一个人都是革命不同程度的参与者，也几乎每一个人都不得幸免。所以，寻找责任固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搞清楚自己究竟做过什么，早一天挣脱套在良心上的枷锁，释放自己的良知。因为我不完全、不自觉地以自己为世界的中心，神便给了我生活上的种种磨难，那其实也是对我的历练，破碎我，重新塑造我，让我终能认清自己是距离神要求甚远的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