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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战争

香港的华裔大法官,是英治时代普通法训练出来的专业动物,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性格,深深打上了自苏格拉底以来西方的逻辑思维和哲学理性的烙印,还加上英国十九世纪以来的人权公义价值观。如何将这群人还原为中国基因,改造成梁爱诗要求的“法官也要爱国”,帮助他们成为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又不必如五十年代初毛泽东以批斗方式改造民国过渡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一项任务。

因为英国人培养的法官,虽然也黄皮肤,但他们的Mindset(这个字没有恰当的中文翻译)与一名小农式的中国人距离最远。例如,英式的大法官是最动用脑力思考(Cerebral)的品种,不是口腔期的民族人格。他们即使喝酒,只喜静呷威士忌和毯汤力,对于一个夜总会里贵宾房喧噪频叫干杯的茅台和二锅头,很Non-Chinese地,他摇摇头,必敬谢不敏,宁愿找到香港会的木地板图书馆,看他的星期日泰晤士报。

他看见狮子山下的中国大婶阿婆电视观众追看包青天剧集,会暗中觉得好笑,并怜悯她们的愚昧,有如上帝之宽恕阿当夏娃。有如一名西医对中医把脉而断定一个病人肝有寒气而嗤之以鼻,一名合格的英式大法官,有如一名荷兰传教士,对于印尼土著的鬼面舞,会保持一种对风俗猎奇的礼貌的欣赏,但As far as dancing is concerned,他一定Prefer欣赏玛歌芳婷和雷里耶夫的天鹅湖。

这种人若一九五〇年落在毛泽东手上,三年即有办法多快好省地改造成功。在特区时代,唯需时二十年,方始可以通过“友好交流”的方式、细水长流或慢火煎鱼,成功改造三数名,其余只能等他们老死退休,不如釜底抽薪,在下一代下手。所以港大文学院这个阵地,一定要拿下来。

许多年前我曾跟一个英国朋友打赌,他对英国人的殖民教育很有信心,但我告诉他,我对中国人三千年的基因更有信心,我说:The Chinese can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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