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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一统与中国文明的困境

郭文贵的爆料对中国当权者的道德权威带来了空前冲击,令反体制的力量颇受鼓舞,但是,在习近平力挺王歧山的态度越来越明朗、尤其是在“四个不惜代价”的讲话传出之后,对中国未来悲观的浪潮迅速涌现。为什么中共十九大还未开,就有这么多人相信习王联盟必胜,相信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不会遇到有效抵制,而中国将因此进入一个漫长的寒冬或“黑暗时代”?

在我看来,这种悲观思潮背后虽然有直觉的支持,但悲观者们并没有讲出令人信服的道理。事实上,不少今天的悲观者曾经相信,中共多行不义必自毙,彻底腐败的结果一定是垮台,也有不少自由主义者相信,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会逼着中共走向宪政民主。那么,为什么中国今天的形势发展会让他们的信念发生动摇呢?有一种答案,就是人类进步是曲折的,有高潮也会有低潮。但这种简单化的答案并不能揭示中国危机的真正原因。

中国今天面临的严峻现实是,经济和国家实力虽然强大了,但政治败坏却越演越烈,难以自拔。虽然不断有精英和民众奋力抗争,但整个社会,从顶层到底层,精神和道德的沉沦不可遏止,道德资源几近耗竭。有正义感的人越来越感到有心无力。权贵和巨富阶层虽然享受过一段纸醉金迷的“好日子”,但自从习近平大力反腐以来,不少人已大祸临头,甚至家破人亡,更多人则生活在与日俱增的恐惧中。统治者和官僚阶层的日子也不好过,疲于应付来自内部权斗和社会不稳的危机,更糟的是,谁都看不到形势好转的希望。整个中国好像陷入一个深不可测的泥沼,越挣扎反而陷的越深。

中国传统的思维是,否极泰来,只要事情坏到了头,就会有转机。而历史证明,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促成了治乱循环和改朝换代过程的惨剧,而今天,这种思维方式则继续束缚著中国人的想像力。

中国危机最深层的文化原因就是对政治大一统执迷不悟。从主流的权力和文化精英到普通民众,都不能想像中国有可能建立一种多元自治的政治秩序。而自六四以来中国的经验又一次证明,只要坚持政治集权,就不可能不导致政治的恶质化,导致社会向上流动的逆向淘汰,从而导致整个社会道德的败坏。面对日益深重的危机,习近平以更加不受约束的个人集权来“立规矩”,几年下来,中国的危机反而更严重了。郭文贵现像虽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他的爆料之所以能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就在于大家都从这个事件中看到了习近平反腐失败的事实,看到了“立规矩”不成功的事实。

在中共政权的道德权威和正当性面临空前危机的时刻,中国的反体制力量,包括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也陷入空前的悲观,这个现像凸显了中国文明在今天的困境。虽然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这两个关键的现代化进程,却发现自己找不到足够的道德资源和社会力量来建立一个文明的政治和法治秩序。不仅如此,香港的自治和法治正在被“大一统”颠覆,而台湾的民主则面临着被武力“统一”毁掉的威胁。果真如此,所有中国人都会成为输家。或许只有在现代条件下再经历一次“自伐”的经验,才能促使足够多的中国人从“政治大一统”的迷恋中醒悟过来,走出中国文明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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