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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大跃进与大饥荒(4/4)

由于毛泽东的政权是一个极端残酷的封建法西斯政权,饿死人之事发生后,虽然各地粮仓都普遍有存粮,但他就是不开仓赈灾,甚至封路不准灾民逃荒谋生,其残忍之心是历代统治者远远不及的。

早在“大跃进”一开头,毛就告诫他的高极干部要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突然大谈死人之事,说死人是“白喜事”,“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人要不死,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

毛曾多次说过为了他的目标,他准备死多少人,1958年11月21日,毛对中共高层领导人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很多人,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

死人本是自然现象,人皆有死,这话是不错的。但此时的毛泽东大谈“死人之事”,他绝不仅仅是在这里讨论哲学,而是反映了他的思想深处是从来视老百姓的生命如草芥的。

1959年开始就出现饿死人的事件了,1960年开始被饿死的人越来越多,事件愈来愈严重,以致出现人自相食的恶性事件,这些毛泽东是知道的。但此时的毛不但不改正错误,下令救济饥民,反而对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恼羞成怒,变本加厉地加以打击,1962年起又用抓阶级斗争、搞政治迫害的方法来压制反对大跃进的意见,并千方百计寻找新的突破口,以便他重新争得政治上的主动权。此时开始的对哲学、史学、文艺领域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批判斗争,以及后来的“四清”、“文革”就是明显的例证。

大饥荒完全是人祸,是极权政权下的残酷以及计划经济的荒谬,这是历史的结论。

可悲的是迄今仍有人相信毛泽东当年“与人民共患难,几个月不吃红烧肉,以及尝菜窝窝”之类的宣传。他们忘了当年的毛突然对西餐有了兴趣,仅1961年4月26日制定的菜谱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有鸡鸭鱼虾上百种,光是鸡就开了14种。

另一件使人难忘的事,因大饥荒许多人被活活饿死的时候,在毛的故乡应毛修茅屋的要求,湖南省委在毛的故乡修建了一所造价颇高的别墅(上亿元以上),而只来此住过一次(1966年6月16日毛离杭州,17日到韶山,在此住了12天)。工程从1960年下半年动工,主体工程是一、二、三号楼,以及从毛的故居延伸至滴水洞的专用公路,于1962年竣工。1970年又增修了防震室和防空洞。

仅从这两件事即可看出,毛要老百姓勒紧裤腰带以至饿死还在“闹革命”,他却在寻找享受,实在是鲜明的对比。

当然,即使在那样的饥荒年代,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住好一点,吃好一点,老百姓也不会有什么的;但如果过分的奢侈,不时找年轻的女演员来跳舞,就有腐败之嫌了。自己这样,却要求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要农民“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其实农民那里还有什么“粮菜混吃”,许多地方农民是剥树皮、挖草根、观音土来食了。到处有人在饿死,毛当时能救而不救,作为一个执政的最高统治者,他的责任到哪里去了?他的人性何在?良知何在?

近年来仍然还有人在为毛的过去唱赞歌,极力否认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历史事实,甚至“义正辞严”地驳斥所谓“三千万人饿死,纯属民运和台独编造的谎言”,一面从历史的垃圾箱里拾起破旧的大旗,用玫瑰色掩去上面的猩红血迹,为毛开脱罪责;一面又大谈所谓的困难是由于“天灾”和“苏修逼债”造成的,把毛胡作非为下的人祸横行抛到九霄云外。

这些先生们忘了,1958年是丰收年,是由于大跃进损失了许多粮食;1959年至1962年的几年间,一些地方虽有水、旱等自然灾害,查看当时的气象资料,也仍属正常的年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每年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这是不足为怪的,况且这样的自然灾害也绝不至于全国到处都会大规模的饿死人。显而易见,自然灾害一说是站不住脚的。

至于“苏修逼债”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当年中国欠苏联约80亿卢布,按原计划是10年还清的。苏联没有逼债,只是撤回专家,而是毛为了与赫鲁晓夫争斗,决定5年还清欠苏联的债务。如果这也是造成饥荒的“原因”之一的话,也是因毛泽东而起的。

另有一事倒可以说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为了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大搞输出革命,全力支持亚、非、拉人民起来反帝、反修、反对各国的反动派。在毛看来,饿死国民事小,对外援助事大。据有关资料显示,1958年至1962年中国一共对外援助了23亿6200万元(当年的人民币),主要的援助对象是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非洲的一些国家。要清楚当年的中国是正值大饥荒呀,这些钱可以挽救多少中国人的生命呢?

对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有不同的认识和观点这是正常的。只要官方全部解封当年的档案资料,让人们可以自由的讨论,大饥荒的罪魁祸首、造成大饥荒的根本原因等等诸多的问题,是一定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达到共同认识的。

结束语

1959年至1962年的四年大饥荒是中华民族的世纪大灾难,已经载入史册,任何人想要否认它、掩盖它、篡改它都是徒劳的。造成这场大灾难绝不是因为天灾和苏修逼债,而是由于极权制度下的人祸横行和愚蠢无知的荒唐作为。这是历史的结论,是不会因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的。

早在1961年5月31日,中共的另一位领导人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的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总起来讲,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计,在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刘少奇的话当然是有道理的,他谈到了大多数地方是工作失误和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问题,反映了当时的某些实际情况,在当时的背景下刘少奇能看到这些也是不错了的。其实刘少奇的这些话当时也并不是指责毛,而主要指的是下面各级干部的工作失误。就是这样的讲话毛都不能容忍,在其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严厉反击所谓把形势说成一团漆黑的“黑暗风”,并在寻找反击的突破口,自此“人祸”一说就绝口不提了。

作为共产党内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他虽然对毛的许多作法有意见,以致反对;但他不可能看到事物的本质,是由于极权的政治制度和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指导思想而产生的问题,只不过是就事论事说到某些现象而已。

就以天灾而论,难道一个地方一出现了天灾这个地方就一定要饿死人?有了饥荒,政府可以救济,饥民也可以流动,讨饭也不会饿死。如果这个政府不能救济灾民,这个政府还有用吗?

是毛泽东的共产极权的政治制度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大灾难,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政治制度的不良,它对饥荒的形成远远超过了经济落后和天灾粮食歉收。执政者往往把饥荒的责任推给了天灾,这是在掩盖事物的本质。前苏联发生在1931年至1933年的大饥荒并非是由于经济的落后和自然灾害,而是因为斯大林的共产极权制度下,人民权益的丧失,使得本来可以克服的困难变成灾难性的后果。

在中国共产党内,一批从延安走出来的老人,像胡绩伟、李锐、李慎之、何方、谢韬……等人,这些当年满怀豪情投奔共产主义革命的知识青年,从延安一路走来,为中国的革命付出了青春的活力,为毛泽东夺取政权也是有贡献之人。在毛取得政权后,在历次的治运动中,这些人也有跟着跑的,但最终都逃脱不了遭受打击和迫害的命运。这些共产党的老人他们绝不会反对共产党,但当人生步入晚年以后,他们用自己的亲身实践经历,用自己走过来的路上所看到一切,深刻的反思过去,反思斯大林与毛泽东极权专制下种种社会现实,都不约而同的走上了一条反独裁专制,争民主,争人权的改革之路,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如:2007年91岁高龄的胡绩伟老人在一篇《社会主义是超级法西斯主义》的文章中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第三十二页,引用了伊斯门先生(曾是列宁的好朋友)的话:‘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经过这一核查,我才敢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比法西斯主义更坏,比斯大林主义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不民主,无可救药’。”

毛泽东以解放之名,实际行的却是一条极权专制的奴役之路。他高喊的所谓民主、自由、繁荣富强,实际上走的却是独裁、专制、封闭、贫困之路。

胡绩伟先生在另一篇文章《“共产”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中的一段话写道:“毛泽东在‘马上夺天下’以后继续‘马上治天下’,治出一个集权而又极穷的‘社会主义’,他的第二代核心用‘马上保天下’的办法,保卫一个集权而暴富的‘社会主义’,不只是全面的全国恐怖,而且是全面的全国豪夺,各种大官兼大亨,各显神通,形成一个贪、脏、毒、黑的权贵资产阶级和巨富集团。现在,虚假繁荣和贪富分化,日益恶化为全面全国性危机。难道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共’出来的‘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吗?”

另一位老党员谢韬先生在《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二期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是一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救党救国之佳作。文章中明确指出了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世人应该放弃共产主义;指出了以前苏联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是暴力社会主义,已为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巨变的历史事实所彻底否定了;同时也指出了社会民主党为代表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如瑞典模式)是成功的,中国应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是一条光明大道。

何方先生的《党史笔记》和《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透过他自己的眼睛,把所见所闻经过内心的沉淀,反思出来的东西更是真实可信的。还有李锐、李慎之及其他的许多老共产党员的反思文章及讲话,都能有力的击穿许多精心编织的历史谎言,把那些多少年来维护、捍卫的神话砸得粉碎。在权力仍垄断着历史,历史的书写仍依附于权力的制度环境下,这些老人们的回忆与反思是多么的富有现实意义啊!

毛泽东自称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马克思”是假,“秦始皇”才是真,如果改作“斯大林加秦始皇”那就恰如其分了。有人说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所作所为,马克思如果九泉有知定会愤怒和反对的。毛充其量是一个农民造反者,和历史上陈胜、吴广、刘邦、黄巢、李自成、洪秀全等英雄好汉是同一种动物,只是时代不同,在思想行为上略加点时代色彩罢了。他们的心理状态,都永远脱离不了中国式的“做皇帝”那套老把戏。毛泽东说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压根儿就不相信什么“法治”,更不懂得什么“人权”和“法理”这些观念,不相信民主选举。在他的经验里,所有选举都是假的,只有枪杆子里出政权才是真理。共产党的“天下”是解放军打下来的,他的“主席”是“中央派的”,要什么选举?他的施政,只要他发话就行,他的话就是“真理”,谁敢不执行?难怪毛泽东从夺取政权之后,到他1976年去世,28年中除整人杀人之外,基本上未做过一件让历史学家们可以大书特书的善政。历史学家们因而得出结论,毛泽东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如何治天下他确是一个无能之辈。无怪乎在毛泽东治下的28年,政治上是极权专制,经济上是国贫民穷,人民遭受着极大的灾难。

毛死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的“开放派”战胜了汪东兴等人的“凡是派”,否定了毛的“阶级斗争”,改掉了毛的社会主义,使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不但经济上有了飞跃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而且政治上平反了冤假错案,政治上的体制改革也正在着手进行,使中国人民重新看到了希望,无不感到高兴和为之振奋。

然而好景不长,正当中国人民为改革开放经济起飞而高兴之时,掌握着中国实际大权的邓小平却连续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逮捕北京“民主墙”的勇士,打压改革派的精英,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等人被开除党籍,党的总书记胡耀邦被逼下台;紧接着1989年又发生“64”镇压学生和群众的惨剧,新的总书记赵紫阳又被搞下台,使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陷入困境。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有民运人士、维权律师、新闻记者遭到打压甚至逮捕判刑;不断有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上访的人士被劫访、监控以致抓捕;农民的土地被强占,城镇居民的房屋被强制拆迁;敢于说真话、反思历史的报纸、书刊被禁、被查封;1999年开始的对法轮功的镇压,这都是与民主和法治的社会根本不相容的。另一方面,官员们贪腐横行,贫富两极分化愈益严重,环境污染严重,社会治安恶化,黄、赌、毒和黑社会性质犯罪猖獗,这一切无不使中国人民怨声载道,愤恨无比,这是独裁专制社会必然出现的恶果。

事实说明,邓小平时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可能进行的。虽然邓小平自文革以来受过毛泽东的打压,毛死后他否定了毛的“阶级斗争”,改掉了毛的“社会主义”;但此人自50年代起是紧跟毛泽东的,特别反右、“大跃进”,邓都是急先锋,毛的那些罪过他都是有份的。邓小平虽然留过洋,吃过洋面包,但对民主政治乃是一窍不通的。邓小平曾说过,三权分立,等于三个政府,没有效率,在中国不能采用。如此这般的谬论,简直成了人们的笑柄。执政者如此的政治理念,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能进行么?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取消党专制体制,实现多党对抗竞争下的“辩论——立法——检验——再辩论……”的自我学习和改进机制,进行多党的竞争选举,这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我国自1949年以来就是由于没有这种民主制度,毛泽东的个人错误才倒置了中国的一系列大灾难的发生,这个历史的教训对中国人民来说是极为深刻的。

时代在前进。现在已是信息化的网络时代了,信息就是力量,这力量在人民的掌握下可以改变历史,因为人民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动力,任何想要阻止民主政治实现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作于2017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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