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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7/10)

假如可以用古希腊悲剧中的两种悲剧精神来作参照的话,源自《山海经》的中国文化精神,起先以埃斯库罗斯式的形式呈现,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特征。夸父的追日与普罗米修士的盗火,几乎是异曲同工。就历史而言,从汉末党锢到徐锡麟、秋瑾乃至到为“五四”所感召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文化精神可谓绵绵不绝。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悲剧景观,或者说,一种埃斯库罗斯式的、不无浪漫的、极为英雄主义的人文景观。

另外一种景观,可以称之为欧里庇德斯式的悲剧精神。相比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和阳刚,欧里庇德斯式的悲剧精神所注重的是弱者的权利和弱者的心声。普罗米修士式的盗火,到了欧里庇德斯的《特洛伊妇女》或者《美狄亚》里面,变成了对妇女儿童及其命运的空前关注,变成了面对战争、面对历史时的绝对人道主义立场,变成了对男人在战场上的所有荣光、对战胜者任何历史主义式的骄傲的深深质疑。这样的景观,在一个专制的文化传统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直到禅宗所激发的那种自由精神开始觉醒,直到这样的觉醒经由一段历史时期的精神酝酿,才慢慢地孕育出《红楼梦》这么一部融和了索福克勒斯那种命运观念的欧里庇德斯式那种悲剧精神的伟大小说。一部《红楼梦》,几同于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

《红楼梦》开篇从《山海经》里的女娲补天起笔,以其空前的苍茫恢宏、以其一般作家无以企及的精致细腻,写出了与周孔传统全然不同的文化景观,展现出了与演义小说截然不同的美学境界。黑暗的专制文化空间里,由此出现了从最始源的《山海经》(以及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子散文等等)到禅宗、再由禅宗到《红楼梦》的一线光明,或者说一脉清晰可见、清香隽永的文化香火,一种在整个人类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汉语文化的精神标高。仅以诗歌传统为例,无论是曹操的恢宏,还是陶渊明的清高,或者是李白的放浪和李商隐的雅致,在林黛玉的《葬花辞》、《桃花行》、《五美吟》或者薛宝琴的咏史诗跟前,全都黯然失色。即便是屈原那首千古名作《离骚》,都被贾宝玉重新改写为更加令人动容的《芙蓉女儿诔》。正如英语文学的人文传统是从莎士比亚开始的一样,中国的现代人文精神,直接发韧于曹雪芹的《红楼梦》。

这就是王国维的人文背景。王国维的文化定位,不在于夸父式的志士仁人,也不在于曾国藩式的修齐治平,而在于对《红楼梦》以降的那种人文精神的承继上。《红楼梦》的现代性与曾国藩的现代性是不同的,她不在于时间向度上的历史进取,不在于如何构建一个现代国家,而在于确立起一种现代的人文精神,一种不以历史意志、更不以任何帝王的权力为转移的文化标高。英国人声称,他们宁可没有印度那样一个国家作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同样道理,中国人应该声称的是,毛泽东虽然在中国历代专制帝王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即便是出一百个毛泽东也抵不上一部《红楼梦》的问世。为实现野心和欲望、为江山而折腰的所谓历史伟人,在文化的精神标高跟前,再伟大也是渺小的,也是微不足道的。毛泽东与曾国藩相比尚且要矮一大截,更不用说站到《红楼梦》跟前。他唯一还可以引以为骄傲的是,他毕竟年轻时抄过曾国藩的日记,他毕竟认真读过《红楼梦》,不管他有没有读懂。相比之下,他的党内同志们,没有一个像他这么认真读过。至于那个江湖帮会出身的孙中山,更是无从谈起。

王国维的历史眼光之所以会具有那么深邃的穿透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拥有这样的文化高度。王国维是自《红楼梦》问世之后、极其鲜有的几个真正读懂者之一,并且还是最早的读懂者。他不仅从悲剧精神的角度评论了《红楼梦》,而且在他的《人间词话》里,显示了与《红楼梦》十分相近的美学立场和人文高度。更不用说他的那篇《殷周制度论》乃是解开整个中国历史文化之谜的经典论文(参见作者长篇历史小说《商周春秋》及其“自序”和“代后记”中的有关论述)。王国维以其一生的著述,最后以他的生命,承接了《红楼梦》点燃的文化香火。而且,当他把他已经看见了的那段越来越沦落的历史从他的生命当中断然扬弃、就像贾宝玉悬崖撒手那样的时候,站在他身后的陈寅恪突然大彻大悟,毅然接过了王国维遗留下来的那柱精神之香(参见拙作《从曾国藩到毛泽东的中国晚近历史》以及拙文《悲悼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基于、也唯有基于这样的精神标高,人们才可以看清中国晚近历史上的基本文化格局、以及各个历史人物在这格局中的历史位置。

在纷纭复杂的中国晚近文化历史格局里,其主要的历史线索在于三个不同的文化群落,或者说三种不同的人文景观。一者是从《红楼梦》到王国维再到陈寅恪的人文精神标高,一者是从曾国藩到变法维新、到清末民初的革命志士、再到“五四”文化领袖及其早期共产党人的前赴后继、或者精励图治或者赴汤蹈火,再有一者便是从洪秀全到孙中山、最后到毛泽东的江湖草莽们为江山美人竞折腰的历史循环。这三种文化都有各自的象征人物和历史标记。不仅那线精神性的文化气脉隐隐可见,即便是从曾国藩到“五四”的那一代代事功性的文化精英,其一步一步努力的历史轨迹也是清晰可辨的:先是技术上的引进、经济上的振兴(曾国藩、李鸿章们的努力),然后上升到政治上的诉求、不管希望立宪还是要求民主(百日维新或者宋教仁那样的议会民主),最后再上升到由语言的更新而导引出的文化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与其说是一步步的历史进程,不如说是一层层的逻辑开展。

遗憾的是,所有这一切,通通被孙中山酝酿和发动的那场以谋求孙氏大一统的北伐战争给打断了。历史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又回到了曾国藩出师之前的那个洪秀全脚下,只是此刻的洪秀全分别先由孙中山出演,后来又换作了由毛泽东扮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不说看出了、至少也已经感觉到了这样的历史转向。因为他不是不知道湖南农民运动跟他早年师从的曾国藩乃是截然相反的政治取向,他不是不知道以暴易暴是与曾国藩的修齐治平原则格格不入的经世之道,他不是不知道在曾国藩和洪秀全之间有一个根本区别,一个是书生,一个是流氓。但他断然放弃了书生意气,他断然选择了流氓生涯。他不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是准备要以“为江山竞折腰”的方式来主宰一下中国历史的沉浮了。这也许是他下意识里的精神创伤起了作用,也许是他觉得除此之外别无选择,除非他甘愿默默无闻地度过此生。但不管怎么说,他作出了那样的选择,从湖南农民运动,走向所谓的秋收暴动,最后走向井冈山落草。说来令人感叹,历史的转折,有时就在于某个历史人物的人生选择上。

这段历史论说到这里,还必须提及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历史换位:当毛泽东从书生走向流氓的时候,继孙中山而起的蒋介石却十分有趣地试图从流氓变成书生。蒋介石在孙中山身后坐上国民党的委员长宝座、假借孙中山号令天下的时候,他悄悄地引以为楷模和精神导师的并不是孙中山,而是曾国藩。也就是说,当毛泽东把曾国藩日记家书什么的通通扔到地上时,弯腰从地上捡起这些书籍的不是他的同党同志,而是血腥地屠杀了他的同党同志的冤家对头蒋介石。这个历史插曲是如此的意味深长,简直可以说是解读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关键所在。

从青红帮中出道的蒋介石,骨子里却十分向往做个“激扬文字”的书生。中国的江湖帮会演变到蒋介石出道的时候,已经从农村进入了城市。别小看这么个变化,其中奥妙无穷。同样的江湖帮会背景,从上海滩上混出来的蒋介石与从唐人街走出来的孙中山(孙13 岁之前乃是在“前现代”的广东农村里—按照袁伟时教授的说法—长大的)截然不同。在西方城市里出现的唐人街虽然在表面上也算是城市一景,但骨子里没有丝毫城市意识和现代文明意识,全然是中国农民在西方城市里的移民结果,只具生存意味,没有存在取向。因此,从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孙中山,无论怎么个折腾,也不会想到去研习曾国藩。虽然他当年给李鸿章写过信,但其信犹如石沉大海(不知被李鸿章扔到哪里去了)。此后,江湖帮会出身的孙中山再也不敢奢望跟那类宋明理学出身的文化政治精英沾边,因为彼此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取向实在是太不相同了,孙中山在他们面前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卑。

但从上海滩帮会里混将出来的蒋介石却正好相反。虽然蒋介石的文化根基并不比孙中山好到哪里去,就像其传记作者所说的,其“幼年时期教育很少”,但他却对精英文化有一种莫名的羡慕和向往。就此而言,他确实背叛了孙中山。孙中山去世之后,他不仅向章太炎示好,而且对一度被捕后来又被释放的陈独秀也怀有相当的敬意,虽然他的表示友好不外乎诉诸悄悄地托人送钱之类的江湖方式。他所示好的这两个人物,尽管一个是传统的学界泰斗,一个是新文化的首席领袖;一个与孙中山有过合作,一个从来不愿跟孙中山合作;但他们有个共同的特征,即在骨子里谁都不认同孙中山。当然,蒋介石对孙中山的最大背叛,则是不以洪秀全为然,而是改成以曾国藩为师。蒋介石后来的反苏清共,除了政治经济上的利益需求之外,他的这个文化取向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

蒋介石的这种文化取向其实也是对他自己的背叛。这样的自我背叛,可能是解读蒋介石的关键所在。蒋介石虽然想学曾国藩,但他骨子里并不是曾国藩;他虽然一再向章太炎或者陈独秀那样的文化领袖表示他的一点点敬意,但他骨子里并不真正把文化人当回事。这里的喜剧性在于,毛泽东再流氓,骨子里依然文化犹在;而蒋介石再文化,骨子里就是改不掉他的流氓气。这就好比上海滩的杜月笙对章太炎敬重有加,但杜月笙永远也做不了章太炎的学生,哪怕是学生的学生也做不了。蒋介石与杜月笙、或者与孙中山可能是一百步和五十步,或者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但蒋介石和曾国藩之别却是黄土之于高山。再打一个比方,中国历史上的乱世英雄,曹操是一个标高。除了曾国藩,历史上无人超过曹操。文化的底气,不是想学就能学成的。

蒋介石的这种尴尬,导致了他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总是捉襟见肘。且不说他后来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以半法西斯的“蓝衣社”和清教式的“基督教青年党”为根底和推动,被其传记作者讥为“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所造成的一种奇怪的混合物”(参见布赖恩。克罗泽的《蒋介石传》);且不说他在面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时的不知道如何向中国民众解释他的抗战决心和以弱胜强的困难,最终导致在“西安事变”中受人挟制;就以他上台时的分党清共血腥手段为例,就可以看出他再向往曾国藩也难改其流氓本性的文化人格。

蒋介石以上海“四一二”血案为标记的分党清共,与曾国藩的平定太平天国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当年曾国藩是基于士大夫的文化立场讨伐洪秀全的草莽暴动,这在其《讨粤匪檄文》中表达得再也清楚不过,而蒋介石却是借助帮会势力在扑灭苏联十月革命式城市暴动的同时屠杀了众多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而追随共产党的热血青年。在这个历史事变当中,蒋介石除了显示出他身上那种青红帮式的霸气和宁波生意人的精明(相当于毛泽东喜欢说的虎气和猴气)之外,没有丝毫曾国藩式的文化心胸和文化气度。一心想学习曾国藩的蒋介石,一旦面临大事,却本能地效法了孙中山。

宋教仁在国会里从事民主政治的艰巨努力时,孙中山甩手而去。等到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之后,孙中山非但没有接过宋教仁所高举的民主旗帜抓住时机推进民主政治、让中国民众获得一次学习如何从事民主政治的绝好机会,反而以按手印的强横向革命党同仁摆出他的帮主腔调,同时又以所谓“二次革命”的暴力方式,向世人表明他孙中山与宋教仁并非站在同一立场上。孙中山虽然与宋教仁同为革命党,但孙中山的文化立场和历史取向却是袁世凯式的,而不是宋教仁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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