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起步的时候，在以陈独秀为领袖的时候，不仅不是后来毛泽东的共产党，而且跟孙中山那种江湖帮会式的革命党也并非同类。陈独秀的共产党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结果。与来自广东乡村和海外唐人街的孙中山毫无文化底蕴不同，以《新青年》为阵地以北大为背景的陈独秀，乃是整个新文化运动的灵魂人物。
陈独秀缔造的早期中国共产党，脱胎于一场划时代的文化启蒙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既不同于孙氏国民党、又不同于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的最大特点。这与共产主义的教义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中国文化历史自身发展的一个逻辑结果。
正因如此，信奉共产主义学说的陈独秀，并不全然认同苏联人的种种主张，尤其不认同列宁主义的革命方式。因为在陈独秀背后站立着的历史身影既不是马克思也不是列宁更不是斯大林，而是从汉末党锢到明末东林党人再到戊戍变法诸君再到清末明初的革命志士最后到包括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
不管陈独秀在倡言白话文时如何激进如何偏激，但他对于草莽气十足的暴力革命，却始终持有保留态度。陈独秀是个既独立不羁但内心深处又只认书生文化传统而不喜流氓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激进起来颇有当年陈蕃李膺式的大刀阔斧，但温和起来却在骨子里依然还是个中国式的绅士，很容易认同伯恩斯坦那样的理论主张，倾向于把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议会党，以合法的议会方式，而不是以暴力革命方式，作为党的宗旨。
陈独秀的这种文化立场，与苏联顾问尤其共产国际的首脑们显然是相当不协调的。苏联人需要的是像孙中山那样没有自己的文化立场、但有着切实的利益需求的江湖合作者，而不是像陈独秀这类文化领袖出身的政治伙伴。换句话说，苏联人只要求中国共产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并不需要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有自己的头脑和自己的思想。但陈独秀恰好是这么一个有自己头脑有自己思想的领袖人物，并且其思想与苏共的列宁主义原则尤其是斯大林的专制人格又是那么的不相容，因此，他被苏联人想方设法的排挤和清洗，乃是势在必然。
陈独秀的出局，使中国共产党完全被共产国际所控制。几乎是共产国际叫做什么，他们就乖乖地做什么。比如叫他们搞城市暴动，哪怕条件不成熟，他们也得照办。而这期间最忠实的执行者，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虽然从没身居总书记的要职，但他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实际上的核心人物。中共的党史编造者们把后来历次的所谓路线错误纷纷归咎于瞿秋白、李立三诸君，殊不知，其真正的执行者却是周恩来。与陈独秀相比，周恩来除了执行来自苏联来自共产国际的指令，没有任何自己的思考和自己的主张。可以说，在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的领袖转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个没有灵魂，没有头脑的政党。无数的革命青年，为此抛头颅洒热血，说是死得其所，但也实在是死得太稀里糊涂了一些。这其中的辛酸，周恩来应该最为清楚。
假如没有后来的种种转折，没有后来毛泽东的入主，中国共产党被苏联人和共产国际葬送掉，是完全可能的。蒋介石的屠杀非但没有使中国共产党削弱，反而使之获得了道义上的优势，使他们为之奋斗的那个梦想经由血的祭奠而显得更加真实，更加动人，更加有魅力。可是苏联人和共产国际出于自身利益需要的瞎指挥，却把中国共产党一步一步地送入了有类于当年太平天国造反领袖石达开那样的绝境。
一次次的失败，无数同志的鲜血，使周恩来即便意识不到中国共产党急需一个灵魂人物，也已经发现一味地跟着别人指挥棒瞎转的危险性了。虽然毅然抛弃共产国际特使转而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乃是几位当时的中共核心人物在激烈的争吵之后作出的决定，但周恩来的转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周恩来的最后投向毛泽东使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的历史性转折。撇开周恩来与毛泽东当年在所谓路线斗争中的恩恩怨怨，周恩来的倒向毛泽东，使中国共产党也使后来的中国历史行程，基本定局。当然，周恩来不会意识到，那时候的毛泽东早已不是当年向陈独秀高喊“陈君万岁”的热血青年。也即是说，在毛泽东身后站着的历史身影，已经不是历代士林精英，而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是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
毋庸置疑，就个人的秉赋和才能而言，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在中国共产党内是无出其右的。与许多中共的领袖、包括周恩来在内、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不同，毛泽东始终保持着一种宏观视野，连同因此而来的战略眼光。在那个中共最没有头脑的年代里，恰好唯独毛泽东的头脑最为清楚。从他当时写下的一系列文章中，人们不难发现他的这种过人之处。诸如“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红色根据地之所以长期存在的原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等。
人们尽可以挑剔说，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也并不是完全准确的，但重要的是，毛泽东对形势从来没有失去过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这就好比一个优秀的棋手，不能保证其每一着都十全十美，但至少他从来不曾丧失过对全局的了然于胸。毛泽东的这种能力不啻在中共党内无以伦比，更是为当年诸如孙中山之类的江湖革命家所无以望其项背的。遵义会议上，中共当时的诸巨头们之所以推举毛泽东，不说他们对毛泽东的这种能力达成共识，至少也因为这是有目共睹的。人们尽可以说，毛泽东的入主是权力斗争的结果，或者说是权力角力的平衡，甚至还可以说是毛泽东在核心人物当中的游说使然，但在权力相逐背后，毛泽东的把握全局能力不可能不是举足重轻的因素。
毛泽东的成功当然还在于他的话语能力（参见拙著《论毛泽东现象》第六章）。毛泽东的白话文章，就连白话文的创始人胡适读了都佩服不已，认定白话文写作，数毛泽东首屈一指。假如毛泽东仅仅具有宏观把握的能力而没有生动形象的话语表达，本事再大，也难以被人所认识，被党内群雄所接受。但他的文章写得实在太生动太形象了，真正可谓为中国民众喜闻乐见；而且那种强词夺理的本事和功夫，也是令人叹为观止。其文章所言，即便不是真理，也很有真理的气势，很有真理的那种煞有介事模样。
江湖帮会出身的孙中山，从来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草莽背景，更不敢把江湖原则写成冠冕堂皇的文章。但毛泽东却毫不讳言地公开声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帮会原则经由毛泽东一说，变成了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样的人物不做首领，谁做首领？
然而，毛泽东的这种宏观能力和话语能力，还不是毛泽东走上历史舞台的最为根本的深层原因，而只是其表层的政治文化原因。毛泽东的崛起，更为重要的人文原因在于命运意义上的、经由精英人物的选择、从而在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上所获得的一致认同。由于历史的表层结构总是将其深层原因掩埋得严严实实，从而使人们总是把目光停留在种种偶然性上，忽视了国民文化心理下意识的历史认同。就像当年希特勒的上台，人们喜欢从那个著名的啤酒馆事件，或者兴登堡从中起的作用等等上寻找原因，而忽略了在其登台时的那个火炬游行背后的民族文化心理。
如果说政治文化原因是意识层面上的历史选择，那么文化心理原因则是其民族集体无意识层面上的历史效应。像希特勒、毛泽东这样的对历史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着一定的覆盖效应的历史人物，其出现不管具有多少偶然性，背后总也有其所属的民族在集体无意识上的不知不觉的认同悄悄地起了作用的。假如希特勒形象与德国神话《尼伯龙根指环》中的英雄人物齐格飞（尤其是经过瓦格纳的歌剧塑造之后）之间没有一种吻合性，不管他具有多少煽动力，也不会被德国人奉若神明（请参见拙作《二十世纪西方文化风景》第八章）。
同样道理，毛泽东的走上神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包括中共大小领袖们在内的内心认同。这种认同与其说是理性的选择，不如说更是下意识的顶礼膜拜。就像当年中共建党时党内一致推举象征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为总书记一样，后来在遵义会议上的中共领袖们，都不知不觉地把希望寄托在了毛泽东身上。
在早先的中共一大会议上，不管毛泽东如何能说会道，人们也不会把希望的目光投到他身上；但在遵义会议期间，他们却除了选择毛泽东，绝对不可能再把陈独秀那样的书生找来做领袖。当初推举陈独秀，是因为大家一致认为，他们需要一个文化领袖。而此刻选择毛泽东，乃是他们下意识里强烈地意识到，只有毛泽东才能担当中国共产党这个业已落草为寇的“井冈山党”的山大王。
此时此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舞台，经由从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搬到黄埔军校、再从黄埔军校扩展到农村里的农民运动和城市里的工人罢工、最后经由一场场的暴动，已经在崇山峻岭里找到了归宿，落草为生。与此相应，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也从汉末党锢的陈蕃李膺或者明末的东林党人，戊戍变法的七君子，清末民初的徐锡麟、秋瑾，甚至从毛泽东早年倾心的曾国藩之辈，变成了陈胜吴广式的草莽，以及这类草莽一旦成事马上就翻脸演变成帝王的朱元璋、洪秀全。很难说这究竟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悲剧，还是其必然的逻辑结果，但历史，确实这么发生，这么被谱写了。
历史的秘密，说穿了就这么简单。由于大家一直说着现代白话文的马列主义，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个历史选择背后的文化心理因素，谁也没有意识到，毛泽东与其说是马克思的信徒，不如说是秦始皇加朱元璋、或者《三国演义》加《水浒传》的现代汉语版。但在下意识里，大家全都心照不宣，尤其是一些草莽气十足的红军将领，更是把这样的选择看作是天经地义。说到底，中共党内尤其是红军将领当中，有几个人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有谁在内心深处真把马克思的学说当回事？就像当年跟着洪秀全起义的太平天国将士，没有人深究过天父天国是怎么回事。
从井冈山走向延安的中共及其红军，根本没有功夫细想毛泽东跟马克思之间的关系。要紧的是，毛泽东说的话，通俗明了，生动形象，没人听不懂。相比之下，马克思说的剩余价值之类，跟穿着草鞋在战火中出生入死的弟兄们，距离实在是太远太远了。即便是当年的工人运动领袖们，跑到矿上去启蒙或者说煽动造反，也得从“工人”的汉字结构上着手。说什么“工人”两字加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天”字云云。那些工运领袖再笨也不会笨到去跟工人们讲说马克思的《资本论》。
这似乎是一场悲剧，但其实又是一场喜剧，骨子里还是一场闹剧。从“五四”白话文运动中习得话语方式的毛泽东，最后征服他的同志们时，已经悄悄地把白话文变成了毛泽东式的帝王话语。这种帝王话语以行云流水、诡异多变的现代白话汉语，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不动声色地作了《水浒传》那样的翻译。诸如打家劫舍，叫做“打土豪、分田地”；打到京城去夺了皇帝老儿的鸟位，叫做“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如此等等。
当然，反过来说，由此也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局限，仅仅在民众并且主要是在知识分子的意识层面上作了一次启蒙，并没有深入到整个民众的集体无意识里。相比于《三国演义》、《水浒传》那类小说对于中国民众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整个中国民众的文化心理上只是划了一道浅浅的印痕；饶是如此，其科学民主的宗旨，后来还被毛泽东不动声色地堂而皇之地偷换成了所谓的“反帝反封建”，听上去好像是外来的所谓帝国主义而不是苏联的列宁主义或者斯大林主义者们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好像是遥远的古代君王而不是当时做着形形色色的现代皇帝梦的革命领袖们在抢夺江山。
行文至此，人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成了帝王般的领袖，因为毛泽东来自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虽然是其创伤而不是其始源），而周恩来由于在文化视野上的短浅和话语能力上的贫乏，最后只能扮演类似于诸葛亮在刘阿斗面前扮演过的臣子角色。儒雅的周恩来比起天马行空的毛泽东，显得很没有文化。这与其说是周恩来不懂文化，不如说周恩来没能像毛泽东那样深谙“五四”白话文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文化要义。于是，那个“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落实到周恩来身上，便成了像诸葛亮那样躬身退居于臣子的地位。而从来不以孔子儒教为然的毛泽东，堂而皇之地挟《水浒传》之风，怀《三国演义》之技，以一手诡谲多变、翻云覆雨的白话文，夺得了马列主义的话语权力，从而成功地填补了在“孔家店”被打倒之后的中国文化历史的空白。他那几句兴头上的狂诗，“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并非空话，也不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