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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器有什么要紧

我喜欢读闲书,即使是正经书,也不妨当闲书读。譬如说《论语》,林语堂把它当作孔子的闲谈读,读出了许多幽默,这种读法就很对我的胃口。近来我也闲翻这部圣人之言,发现孔子乃是一个相当洒脱的人。

在我的印象中,儒家文化—重事功,二重人伦,是一种很入世的文化。然而,作为儒家始祖的孔子,其实对于功利的态度颇为淡泊,对于伦理的态度又颇为灵活。这两个方面,可以用两句话来代表,便是‌‌“君子不器‌‌”和‌‌“君子不仁‌‌”。

孔子是一个读书人。一般读书人寒窗苦读,心中都悬着一个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成器,即成为某方面的专门家,好在社会上混一个稳定的职业。

说一个人不成器,就等于说他没出息,这是很忌讳的。孔子却坦然说,一个真正的人本来就是不成器的。也确实有人讥他博学而无所专长,他听了自嘲说,那么我就以赶马车为专长罢。

其实,孔子对于读书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主张读书要从兴趣出发,不赞成为求知而求知的纯学术态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他还主张读书是为了完善自己,鄙夷那种沽名钓誉的庸俗文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一再强调,一个人重要的是要有真才实学,而无须在乎外在的名声和遭遇,类似于‌‌“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样的话,《论语》中至少重复了四次。

‌‌“君子不器‌‌”这句话不仅说出了孔子的治学观,也说出了他的人生观。

有一回,孔子和他的四个学生聊天,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其中三人分别表示想做军事家、经济家和外交家。唯有曾点说,他的理想是暮春三月,轻装出发,约了若干大小朋友,到河里游泳,在林下乘凉,一路唱歌回来。孔子听罢,喟然叹曰:‌‌“我和曾点想的一样。‌‌”圣人的这一叹,活泼泼地叹出了他的未染的性灵,使得两千年后一位最重性灵的文论家大受感动,竟改名‌‌“圣叹‌‌”,以志纪念。

人生在世,何必成个什么器,做个什么家呢,只要活得悠闲自在,岂非胜似一切?

学界大抵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至于什么是‌‌“仁‌‌”,众说不一,但都不出伦理道德的范围。孔子重人伦是一个事实,不过他到底是一个聪明人,而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就决不会看不透一切伦理规范的相对性质。所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这句话竟出自孔子之口,他不把‌‌“仁‌‌”看作理想人格的必备条件,也就不足怪了。

有人把仁归结为忠恕二字,其实孔子决不主张愚忠和滥恕。他总是区别对待‌‌“邦有道‌‌”和‌‌“邦无道‌‌”两种情况,‌‌“邦无道‌‌”之时,能逃就逃(‌‌“乘桴浮于海‌‌”),逃不了则少说话为好(‌‌“言孙‌‌”),会装傻更妙(‌‌“愚不可及‌‌”这个成语出自《论语》,其本义不是形容愚蠢透顶,而是孔子夸奖某人装傻装得高明极顶的话,相当于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

他也不像基督那样,当你的左脸挨打时,要你把右脸也送上去。有人问他该不该‌‌“以德报怨‌‌”,他反问: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然后说,应该是用公正回报怨仇,用恩德回报恩德。

孔子实在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有常识,知分寸,丝毫没有偏执狂。‌‌“信‌‌”是他亲自规定的‌‌“仁‌‌”的内涵之一,然而他明明说:‌‌“言必信,行必果‌‌”,乃是僵化小人的行径(‌‌“硁硁然小人哉‌‌”)。要害是那两个‌‌“必‌‌”字,毫无变通的余地,把这位老先生惹火了。他还反对遇事过分谨慎。我们常说‌‌“三思而后行‌‌”,这句话也出自《论语》,只是孔子并不赞成,他说再思就可以了。

也许孔子还有不洒脱的地方,我举的只是一面。有这一面毕竟是令人高兴的,它使我可以放心承认孔子是一位够格的哲学家了,因为哲学家就是有智慧的人,而有智慧的人怎么会—点不洒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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