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三天小长假，据说是屈原先生“以死”送给我们的。所以，每到端午，就有人提及屈原。
不过，我对屈原的死被包装成“以死殉国”，一直是困惑的，甚至是怀疑的。
屈原坠江自杀的故事，出自《史记》。司马迁把这个故事讲得太过简单，只是用不到2000字讲述了屈原老先生的生平。
屈原的生平大致是这样的：他身为楚国贵族，才华出众，受楚怀王重用，遭同僚妒忌。在谗言蛊惑之下，老板不再信任和重用他，甚至将他贬到了边远的基层。于是，朝政日非、外交失利、战略失策，国家危机。大环境的日益恶化，加上个人遭到排挤，屈原终于在流放地汨罗江自杀而亡。
反复读这个故事，我觉得用今天的眼光看，可以把屈原看成是一个官场失意的抑郁症患者。他的自杀，直接原因不是忧国忧民，而是在权力斗争失败之后，个人意志消沉，从而抑郁。对于重度抑郁症患者而言，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医治，死，就是解脱。屈原的跳江，更多是为了自我解脱。
屈原有自己的内政外交主张，他的同僚另有政治主张。这是自然而然的。主席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既然拥有相同政治纲领的党内“同志”都会有不同的派别，那么楚怀王的时代，臣子之间更不可能“统一思想”。
总之，屈原得意过，但最终失意了。
在司马迁那里，楚国的朝政日趋不堪，与秦国的外交和战争练练失利，被认为是屈原的主张未被采用造成的，这显然是无法证实的——这是以结果推倒原因，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史记》里说，屈原被贬后，齐怀王听信秦国使者张仪的蛊惑，秦国会割让六百里的土地。结果，后来秦国说从没说割让六百里，只说过割让六里。楚王大怒，兴师问罪出兵伐秦，秦国反击，大破楚军，斩首8万，多得楚国的汉中之地。
司马迁的潜台词是，如果没有屈原的被贬，楚国就不会有如此打败。可是，历史不可假设，即便屈原不被贬，即便他的政治主张完全被采纳，谁能保证楚国就不战败失地呢？因为楚国的失败与否，不仅与楚国的政策是否正确有关，还与秦国的战略和政策是否更正确有关。
楚国的战败，应该是加剧了屈原的郁闷。但屈原的郁闷，根源还是还是权力斗争失败。国家的失败，不过是强化他的个人的失败感，强化了他的理想的幻灭感。
透过现象看本质，屈原的悲剧，不过是他无法坦然地面对现实世界，导致了内心的极大痛苦，从而抑郁。试想，如果他甘于官场失败，认识到自己不过是帝王的奴仆，大约就不会那么郁闷了。遗憾的是，在中国的文化里，如果他这样想，就会显得既不忠君也不爱国，就不高洁了。可以说，司马迁正是通过《屈原列传》也为后世之人奠基了“忠君爱国”这一思想。
殊不知，这一思想，后来很多时候成了权力斗争的外衣。帝王虐我千百遍，我待帝王如初恋，“奸臣”为了自己的利益忠君爱国，“忠臣”为了自己的理想忠君爱国。而事实上，大多数时候，忠臣的理想并不比奸臣的利益靠谱。
岳飞“直捣黄龙”迎回徽钦二帝的理想，有多少意义呢？进一步而言，南宋赵家的王朝持续更长的时间有多少意义呢？难道赵家不比岳飞更关心自己的天下吗？赵构用秦桧冤杀岳飞一家，说明在帝王时代，当一个“忠臣”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在帝王眼里，没有忠臣奸臣，只有被驱使的奴仆和狗。一旦明白这一点，就很容易郁闷甚至抑郁。
韩世忠后来就明白了。
岳飞被杀之后，他的好朋友韩世忠就因为明白而“抑郁”了。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韩世忠，在岳飞死后辞官不做，闭门不出，借酒浇愁，郁郁而终。
在赵构看来，秦桧与岳飞没有忠奸之分只有路线之分。路线之分的现实呈现，不就是权力斗争么？
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的权力斗争呢？因为帝王的时代，权力过于集中。
权力越集中，对权力的争夺就必然越血腥。帝王时代的权力斗争，必然是极为惨烈的。父杀子，子弑父，兄弟相残，这样的故事在宫廷里史不绝书。骨肉至亲尚且如此，同僚之间，有些你死我活、互相斩草除根的明争暗斗，再正常不过。
帝王时代，内政外交、生杀大权集于帝王一人之身。围绕在他身边的人，或者说有资格围绕在他身边的人，都在从事“极高风险、极高收益”的工作。伴君如伴虎嘛。
伴虎者总是面对两种极端未来：受帝王宠信，从而得高收益；被帝王嫌弃，万劫不复。这两种未来，都容易让人惶惶不可终日，消解这种焦虑的办法，就是权力斗争，于是，明争暗斗互相倾轧在所难免，想出淤泥而不染绝无可能。
世道如此，事到如今，端午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