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是1966年－1968年两年多的时间中，公检法已经砸烂，原来的行政体系不复存在，新的行政体系尚未建立，社会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对人们起号召作用的往往是最新最高指示、首长讲话和两报一刊社论之类。伴随文革产生的各种群众组织，其领导和组织作用往往是松散的，对其成员很难形成严格和刚性的组织约束。
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似乎每个人都有相当大的自由度，甚至可以为所欲为，往往是本人的良知、行为习惯和处事准则指导着每个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那是一个人的本性大暴露的时期，被文革的棍子一搅，沉积在意识深处的善或恶纷纷泛起。那时有暴力，有血腥，也有温情和友谊。
本文记述在清华两派斗争最激烈的武斗期间亲历的两件事，虽然艰难曲折，也是率性而为。既然做过，就记录下来，是耶非耶，留待后人评说。
一、乐器历劫记
1968年4月底，经历了文革动乱近两年的清华，又爆发了武斗，之后武斗队开始攻占学生宿舍和食堂，清华局势骤然紧张。为躲避武斗，也为生活所迫，清华的师生纷纷出逃避难。通往几个校门的路上，到处是肩背手提着行李仓皇出逃的人们，一片兵荒马乱的逃难景象。
1号楼和2号楼已经被武斗队攻占了，我所住的13 号楼也即将成为攻击目标。我的出逃更为困难，因为当时我是一个文艺宣传队的负责人之一，乐队的所有民族乐器都由我管理，宿舍里堆放着大量乐器，最重的是一架扬琴，还有琵琶、二胡、板胡、阮、各种吹奏乐器、打击乐器……这些都是国家财产，都是乐队的命根子，因为没了乐器的乐队就像没有武器的军队一样，会无所作为，绝对不能弃之不顾。
紧急中赶忙找来几位同学帮忙，大家七手八脚，把所有乐器搬出宿舍。几件没有包装盒的小件乐器，包括一把唢呐和两把老式笙，实在拿不了，只好藏到抽屉深处，再加上一把锁。所谓抽屉，其实是不能抽的屉，就是在桌面下的扁膛前面安装了一个可以向下翻动的合页门，这是当年清华学生宿舍标准配置的桌子。
回头看一眼，自认为坚壁清野做得不错，就是鬼子扫荡来了也不会有太大收获，何况要来的毕竟不是鬼子，估计不会有什么损失。读书人总应该有点节操，有点清高，总不至于撬锁吧？总不会偷拿别人的东西吧？情况紧急，赶忙锁了房门，招呼几位同学，肩扛手拿一堆乐器匆匆而去。
我想错了。
经过文化革命的棍子一搅，人性底层中最丑恶最肮脏的东西被搅了起来，什么不合情理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宿舍中留下的少量乐器和一些生活、学习物品，在劫难逃了。
同学们帮我把乐器搬迁到北京林学院，找到一位我的中学同学，他因为得慢性病，单独住在一间病号房里，是在林学院的7 号楼，这里就成了这批乐器的避难所。那么一大堆乐器，从清华13 号楼搬运到林学院，没有任何运输工具，连辆手推车都没有，全靠人力搬运，沉重的乐器把大家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只好走一会儿歇一会儿，好不容易搬运到目的地。兵荒马乱，不可能招待这些帮忙受累的同学，实际上我也没有招待的能力，唯有一声发自内心的“谢谢”作为辞别。
民乐队的老队长马××担心着这批乐器的安危，他匆匆赶来，看到这些乐器已经转移到这个安全地方，一脸欣慰。他是吹笛子的乐手，特别打开盒子查看了笛子，各种调门的笛子一支不少，向我竖起大拇指。
看到老队长如释重负，我也很高兴，于是提议：“很久不曾演奏了，咱们过把瘾吧。”老队长欣然同意，他吹笛子，我吹笙，合奏了一曲“五梆子”。沉浸在乐曲的优美旋律中，忘却了被赶出学校的不快。一曲终了，楼窗外驻足聆听的人群中响起一片掌声，夹杂着叫好声。
不一会儿，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男子，看样子是位老师。我心中一惊：我们演奏的可是文革中禁演的“封资修黑货”啊！但愿这次尽兴别惹来麻烦。不料来人问道：“刚才的曲子是哪个电台播放的？”当他得知是我们演奏的而不是收音机播放的，茫然若有所失，喃喃地说道：“水平真不错。我还以为是电台播放的，文革形势变了呢。”他的奢望落空了，而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工宣队进校后，回到13 号楼的宿舍一看，房门被撬开了，抽屉被撬开了，藏在抽屉中的几件乐器被盗走了，满屋狼藉一片，所有书籍和有点价值的东西都被劫掠一空。
局势稳定后，我把转移走的乐器全部搬回，交还给学校音乐室管理乐器的老董。对于被劫掠走的几件乐器，说明了情况，办理了相关手续，还签字画押以便承担责任。我没有能够把所有乐器都保护好，心有愧疚，要赔偿要处罚还是要做其他处理，我都认。
不久后的一天，一个小伙子来找我，自称是数学力学系学生，看看并不认识。他毕恭毕敬地说：“听说你唢呐吹得不错，可以教我吗？”在几年动乱之后，还有人愿意学乐器，说明人们没有丧失对美的追求，这是好事。赶忙回答说：“当然可以。”又问：“你有乐器吗？”他一边说“有，有。”一边从书包里拿出一把唢呐。
我的眼前一亮，这正是我吹了多年的那把心爱的唢呐，不幸在清华武斗期间被人盗走。1964 年10 月，在清华大礼堂前面庆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我吹的就是这把唢呐，还被记者摄影，在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记录影片《伟大的胜利》中，留下了将近十秒的特写镜头。几年来我带着这把唢呐到处演出，北京和天津的主要舞台都曾登台表演过。这把唢呐，我就是闭上眼睛都能摸出它来啊。想不到这把有着学校编号、有着历史记录的唢呐，却落到这个家伙的手里。
我强忍怒火，问他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决心拜师求艺的小伙子一脸虔诚，如实回答。正愁抓不到贼，贼却自己主动找上门来，而且还带来了脏物。人赃俱获，来历已经查清，休想逃脱。我一拍桌子，大吼一声：“唢呐是你偷来的！主人就是我！”对方大骇，面如土色，一脸惶恐，眼睛瞪大了，连嘴巴都张得大大的。我又喊道：“和唢呐一起丢失的还有两把笙，交出来！”对方手足无措，恨无地缝可钻，说话也结巴起来：“不…不知道。我就拿了这个唢呐…别…别的…真的不知道啊……”
看到他一副可怜相，我在犹豫：要不要向工宣队告发他？我想起中学的一位同学，他是公认的全班文科第一，高考后却没有被任何高校录取，只好回家务农。唯一可能的原因，是他曾经偷过同学的两块钱。在那个年代，这种事一旦记录在案，再装入档案袋子，会把人压得一辈子不得翻身。
如果我告发他，他的一辈子肯定就毁了。他还很年轻，如果毁在我的手里，于心不忍。而且，他想学乐器，还有追求美好事物的愿望，估计也坏不到哪里去。愿上帝宽恕他吧。
我做了一次好好先生，留下唢呐，放他走了。希望他良心发现，记住这次教训，以后不要再干坏事了。
这把心爱的唢呐，历经劫难，终于又回来了，之后又伴了我多年。
二、枪口下的人质
1968年7月1日，蒯大富下令用枪封锁科学馆，凡有出入科学馆者格杀勿论。7月5日，驻守科学馆的电机系零字班同学杨志军被埋伏在地堡中的枪手开枪击中。枪弹打穿了颈动脉，鲜血喷涌而出，不一会儿时间，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消亡了。
同学加战友死于非命，悲愤之余，应该给家长通风报信，说明情况，商讨如何处理后事。但是如何把杨志军的家长接来北京却成了难题。
杨志军的家乡在河北省保定地区的安国县，那时节保定地区的武斗打得很凶。保定地区的百姓尚武，民间素有习武风气，杨志军也不例外。民间传说“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勾腿子”，勾腿子就是保定练武的一种著名招数，是下面勾腿上面推搡撩倒对方的狠招，后来误传为“狗腿子”。在科学馆西面的空地上，曾经看到杨志军练过一套武术拳脚，一招一势有模有样。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的百姓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奋起反抗侵略者的暴行，地道战、地雷战、敌后武工队都是发源于这个地区。
当时，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全国很多地方都在武斗，派战双方都喊着江青提倡的“文攻武卫”口号与对方交战，双方都号称在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时保定地区发扬光大武装斗争的光荣传统和经验，把武斗打出了高水平，早已动枪动炮，使用的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武器，而且已经升级到打阵地战。文革中当地驻军三十八军支持一派，河北省军区支持另一派，由文斗逐渐演变为武斗，不久就抢部队仓库的武器，往往名义是抢，实际是送，所以武斗队的武器精良，机枪、步枪、冲锋枪、手枪、手榴弹、小钢炮应有尽有。
安国县最能打的武斗队叫作“八一战斗队”，成员多为退伍或复员军人，三个总指挥只有两条腿，都是残废军人，其中的一位两条腿都截肢了，其余两位幸运，只截了一条腿。他们过去都是革命军官，据说都是团级，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中战功卓著，战斗经验丰富，文革中指挥武斗也打得有声有色。在近二十年的和平生活之后，他们又过了一把打仗的瘾。
到这种地方去找人，凶多吉少。因此，对完成接人的任务，杨志军所在电机系的同学感觉很为难。我和杨志军熟悉，音容笑貌记忆犹新。人都是父母生父母养的，现在人都死了，总应该给他的父母有个交待。我的家乡也在保定地区，和杨志军可以算半个老乡，只是他的家乡在定县（现在的定州）东面70 里，我的家乡在定县西面200 里，对那里的地理环境、交通、地方口音和土语比较熟悉，于是自告奋勇，要去接人到京。
在焊接馆前，一位不知姓名的女老师（或高班女生）给了我10 元钱用作路费，并告诉我“杨志军”是他到大学后才使用的名字，家乡人不知道这个名字，原来的名字叫杨占勇。事情紧急，晚饭后匆匆出发，赶乘半夜从永定门火车站开往太原的列车。途中会有什么艰难险阻，考虑得不多。
去安国县必经定县，而定县和安国分属当地的对立派别，因为武斗，两县之间的公共交通早已断绝。坐火车约5 个小时，到达定县车站是清晨5 点左右，下车后，剩余的70 里路程只能步行。好在从小练就了走路的本事，70 里路不在话下。太阳出来后，七月初的天气已经很热，骄阳似火，走得我浑身冒汗。辽阔的华北平原一望无际，路边茂密的庄稼地让我想起抗日战争炮火下的青纱帐。边走边问路，还算顺利地找到了杨志军所在的村子，之后问到“杨占勇”的家。
那是一座华北地区普普通通的平顶土坯房，屋里比较暗。杨志军的父母都在家，他的弟弟杨占欣当时正在师范学校读书，文革闹得不能开课，也在家。首先向他们出示了我的学生证，说明是杨志军的同学，告诉他们我很渴很饿。之后喝了一大碗水，吃了几个现成的贴饼子。饼子是黑色的，是白薯面掺加树叶或菜叶做成的。
按照老师和同学的嘱咐，不能说杨志军已被打死，只能说被打伤了。否则父母悲痛欲绝，说不定会出什么事，更不可能顺利接来。杨志军的老母疾病缠身，脸色很不好，听说儿子被打伤就哭起来了。我既为自己撒谎感觉不自在，也为老人家的哭声感觉心酸。
杨志军的父亲当时在生产大队（或公社）当干部，看起来见过一些世面，考虑问题深思熟虑。在商议如何来京时，他思考半晌，主张不要一起走，路上兵荒马乱的，万一被对立派扣留，一个都走不了；而且，杨父还是当地一个派的基层骨干，担心到了对立派的地盘中很难通过，定县火车站也被对立派把持着，一旦查明杨父身份难免发生不测。他主张我和杨占欣先走，到定县城会合杨志军的嫂子来京；杨父单独在夜间通过危险地带，寻找其他安全的车站上火车，到北京会合。杨母身体不好，在家看家。我觉得有理，立即同意。
我和杨占欣出发奔定县，他路途熟悉，走得很顺利。走到两县交界处，记得地名似乎是叫五女寨，这里也是两派地盘的分水岭。只听附近有枪声和爆炸声，似乎是在交战，我们糊里糊涂闯进了人家的战场。
正在犹豫，几个彪形大汉持枪截住我们，押到一间像是办公室的房间，问我们有没有他们这一派的路条，没有路条就有刺探军情之嫌。他们的举动让我想起了革命根据地的儿童团员拿着红缨枪查路条，不过这里是戴着红袖标的造反派，手里拿的是真枪实弹，更不可等闲视之。我说明了情况，并出示了自己的学生证，还说了一些希望他们同情伤者家属的话。对方不为所动，对学生证看了一眼就说“谁知是真是假！”总之，没有路条休想通过。
问清了他们是哪一派，谢天谢地，原来和杨父是同一派。对方不相信同一派的说法，只认路条，尽职尽责。没办法，只好返回去开路条。对方的警惕性极高，担心我们会溜之大吉，放走了奸细非同小可，提出要把我扣作人质，由杨占欣去开路条。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只好如此。
杨占欣走了，屋子里留下两个小伙子，手里拿着驳壳枪看押我，不许我乱说乱动。经过长途奔波，我已经两天一夜没有睡觉了，又累又困。猜测他们不至于不问青红皂白就处置我，一直信奉的“车到山前必有路”又在脑海中闪现，心想老子不妨借此机会歇一歇。斜眼看到屋子里有几个方凳子，于是拉过三个方凳排成一排，向上面一仰就睡着了。
大约四个多小时后，杨占欣终于带着路条回来了，我的人质生涯也宣告结束。之后又走了几十里路，夜里到达定县火车站。杨志军的嫂子当时在定县供销社上班，离火车站不远，找到她后顺利地登上了火车。火车走走停停，五个多小时后才到达永定门火车站（现在的北京南站）。嫂子在车站找了一个电话亭给杨志军的哥哥打电话，他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一位连长，驻扎在北京的东官房一带。我不知道他们在电话中谈什么，只是眼睁睁看到她听着电话眼泪就流下来了，心想一定是那位大哥已经知道了死讯。
征求他们的意见，是去东官房，还是到清华，他们主张先去东官房。家中祸从天降突遭变故，杨父尚未到达，这时杨志军的哥哥无疑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于是把他们送到东官房，我赶回学校向头头们汇报情况。
我的接人工作就这样结束了，但是清华园里的悲剧并没有结束。
7月18日中午，钱平华同学途径主楼前回校，被9003大楼上的老团枪手击中。大家冒着枪弹把她抢救回来，放在焊接馆一楼的一个大实验桌上。我看到她面色苍白，两眼紧闭，呼吸急促，担心她的肺被击穿了。老四们很快叫来一辆小吉普车，送她去北医三院。我看到吉普车冲出主楼过街楼后，为了躲避老团枪弹，随即向北拐，绕行到中央主楼背后再向东，拐弯时不但不减速反而加速，拐弯速度之快再也不曾见过，当时直担心千万别翻车。
北医三院的医生们多方抢救，但无力回天，又一个鲜活的花季青年死于非命。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