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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为何给屠杀华人的荷兰人点赞

01

两百多年前,英国朴茨茅斯港,一支由三艘船组成的舰队出发了,目的地是地球另一端的中国。

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英国派出了一支近700人的庞大使团,借向乾隆祝寿的名义,希望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并建立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

当时的英国,没有一个人能说中文。最后,在意大利学习的4名中国神父愿意为使团担任翻译——条件是免费搭船回中国。

这4名中国神父无疑是当时“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拉丁文相当好,与英国人相处愉快。在漫长的航行中,他们甚至教会了副使乔治·斯当东11岁的儿子简单中文。

经过9个月航行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6月,舰队抵达中国澳门,在此停泊并等待与中国官方接洽。

一踏入中国领海,与英国人一路谈笑风生的4名中国神父就胆战心惊,并撕毁约定,坚决不愿当翻译——即使给150英镑的报酬也不干。

后来英国人才明白,他们之所以如此恐惧,是因为法律禁止中国人离开中国,除非有皇帝的特批。同时,法律也禁止中国人为“蛮夷”效力。

换句话说,作为天朝子民,他们竟悄悄跑到“犬羊之邦”生活,还准备当帝国主义的“带路党”,罪上加罪,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02

当时的中国,正是乾隆盛世,爱新觉罗·弘历执政58年来,致力于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专制的统治艺术达到了顶点,一切皆在掌控之中。

大清的统治犹如台球那样结实——那么完美、精确、苛求,以至想不服从就会冒很大的风险。

然而,有一群特殊的中国人,却游离于这个体制之外,他们就是“下南洋”的华侨。

唐宋以来,中国人与东南亚贸易往来密切,被称为“唐人”的华侨定居南洋一带。17世纪初,荷兰成立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岛的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建立了总部,进行殖民掠夺和海外贸易,急需大量的劳动力从事建设、种植等。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明末清初的动荡中,广东、福建一带的百姓为了谋生,躲避战乱,大规模移民东南亚,什么工作他们都不讨厌,甚至连种植甘蔗这种给黑奴干的活他们都干。中国人特有的吃苦耐劳与经商头脑使华侨迅速在当地安居乐业,很多人过上了比在大清当贫下中农好N倍的日子。

为了殖民东南亚,荷兰人不断吸引、招揽华人劳动力。到18世纪初,巴达维亚的华侨人数已达两万人,生意遍布各行各业,成为人数最多的“外国人”,也是除殖民者外最成功的“外国人”。他们的人数和取得的成功让殖民者感到恐惧,不断加以打压限制。程日炌在其《噶喇吧纪略》中说:“荷兰者睹唐人日众,渐有厌薄之意,重加剥削,横征无艺”。

到了1740年9月,双方的矛盾激化,华人感到日益逼近的危险,一些农村发生流血冲突。仅仅因传言说华人可能“造反”,荷兰人就对巴达维亚城内的华侨进行大屠杀,持续了一周,华侨被杀上万人,血流成河,史称“红溪惨案”。

发生这样的种族大屠杀,即使刽子手也感到惴惴不安,荷兰深怕中国进行报复——当时中国可是GDP世界第一的头号强国。即使不动用武力,终止对荷贸易也会让东印度公司陷入困境。

到了第二年夏天,“红溪惨案”的消息才传回中国,如何应对这件事?

乾隆朝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大讨论。

主流观点有两种:一种是认为华侨是“贪恋无归,自弃化外”的天朝弃民,按大清国法都该被严惩,被荷兰人屠杀是“自作之孽”,没必要追究荷兰人的责任。但为防止番邦和华侨制造麻烦,应当全面禁止南洋贸易;另一种观点认为全面禁止南洋贸易不划算,海外贸易南洋占十分之九,银子少了皇帝会不开心。

双方争议的关键点是维持贸易现状还是全面禁止,跟“人”没一毛钱关系,一致认为华侨“死有余辜”,荷兰人干得漂亮,不应当问罪。

在群臣讨论基础上,乾隆作出的结论是:“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并同意“将南洋一带诸番仍准其照旧通商,以广我皇上德教覃敷,洋溢四海之至意”。

荷兰人欣喜之余却有点尴尬——此前他们已将直接责任人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逮捕入狱,乾隆却为他“平反昭雪”。

03

经过康熙、雍正两代的经营,乾隆时期大清进入了“盛世”。人口数量达到了空前水平,差不多翻了一翻,“人地矛盾”随之而来,大量的农民找不到谋生之路。

福建、广东等沿海居民“命苦不怨政府,点背不恨社会”,下南洋闯荡,自谋生路,在东南亚闯出一片天地,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啊?乾隆为什么如此痛恨这些海外侨民呢?

一是觉得有辱天朝盛世脸面。我大清富有四海,万夷来服,你们却不愿意生活在这样的“文明国家”,反而跑到化外蛮夷之地,完全是自绝于大清的“汉奸”“美狗”。俗话说:“狗不嫌家贫”,穷怕什么?饿死又如何?在大清,纵做鬼,也幸福。

二是认为这批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强民”可能影响大清稳定。帝国需要的是老老实实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越是麻木、愚昧、自私越有利于专制。而敢于“下南洋”闯荡的民众无疑是当时最富冒险精神,最有生意头脑,最有眼界的中国人,也就是“强民”。他们在南洋越成功,越自立自强,对大清的潜在威胁就越大——他们给国内的人证明了一个道理:没了大清,你过得更好。而且,华侨和外国人往来密切,万一和“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勾结起来怎么办?

乾隆有多恨这些华侨,《清高宗实录》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福建人陈怡老乾隆元年(1736年)乘船到巴达维亚谋生,经商成功,在当地纳妾生子,并在“红溪惨案”中幸存。1749年5月,他带着财物和子女潜回福建,回家伺奉老母。地方官员得知后,立即逮捕。乾隆高度重视此案,由刑部审理,最后定罪为“应照结交外国、互相买卖借贷、诓骗财物,引惹边衅例,发边远充军,番妾子女俭遣,银货追入官。”

一个成功的“归国华侨”竟然落了个发配劳改农场,妻离子散的结局。

04

也许有人要说,满清本来就闭关自守,要是盛唐就不会这样,那时多开放啊。

嗯,长安是当时的国际大都会,各国商旅云集,那是对外夷。对中国人而言,没有特批,出境没门。

大唐贞观年间,玄奘在未获得唐太宗的批准下,私自偷渡到印度“取经”。十余年后,当名震南亚次大陆的玄奘返程时,却停在玉门关外的于阗不敢归国。他给唐太宗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对自己当年的“偷渡”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忏悔,以期求得皇帝的谅解。在接到明确答复后,才敢入关。

“当法律不准一个公民离开自己偶然出生的那块国土时,这个法律的含义是明显的:这个国家管理的如此糟糕以致我们禁止任何人出境,免得所有的人都移居国外。”

这是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764年说的一句话。

幸好,作为乾隆的同代人,他生活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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