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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称帝时群众为何都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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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夏,民国四年的中国一片混沌,社会上弥漫着焦躁迷茫的气息。

辛亥革命之后,清帝逊位,走向共和,但“共和”究竟是什么?

不仅普通老百姓不明白,精英阶层也一知半解,甚至连孙中山、袁世凯都没有清晰的“共和意识”。

经过初期的权力争夺与混乱之后,民国终于迎来了一次走上民主共和正轨的机会。

1913年初,依据《临时约法》,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宪政之父”宋教仁领导国民党在国会两院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已成定局。推行议会政治,走政党内阁道路,用选举替代暴力的权力更迭,一种中国从未有过的全新政治制度曙光初露。

令人扼腕的是,随着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这一历史进程戛然而止,并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开创了民国武力解决政治争端的先例。袁世凯以“叛乱”为由发布《解散国民党通令》,进而解散国会,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强化个人集权。

在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四年后,“中国走什么路”竟然成了一个问题。

02

从袁世凯的角度看,“民国”完全是一锅“夹生饭”:皇帝没有了,但中央政府也没有权威,国会乱作一团,各地一盘散沙,内有革命党不断闹事,外有日本人步步紧逼。比较起来,这民国还不如大清最后那几年锐意改革,预备立宪的势头好。

既然民国办得不好,共和是条“邪路”,那能不能回头走老路呢?

领导有想法,下面自然有办法。揣摩圣意,投其所好,中国从来不缺这样的人才,论证“领导永远是对的;如果领导错了,请参见前一条”这种命题简直So easy。

想当“帝师”的杨度一出手就是大招,成立“筹安会”,称“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

联署发起人虽只有区区6个,却都是社会名流,且涵盖了看似水火不容的左中右各派。不仅有同盟会的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等“革命党人”,还有启蒙思想家严复这样大名鼎鼎的“公知”,据说连袁世凯见了这份名单都“极为欢悦”。

一个忽然冒出来的“民间学术机构”,发起人是最高领导人的“智囊”,还有各种大V、公知加盟,研究课题是高度敏感的“中国往何处去”,但却通电全国,生怕别人不知道——傻子都能嗅出其中的政治风向。

于是,从北京到地方,各级官员进入了一种中国人熟悉的“表忠心竞赛”,开始是比表态的先后速度,然后是比表态的肉麻程度,最后发展到极致——谁表态不积极,甚至没有表出新意就是“不忠诚”。

在这种争先恐后,人人过关的氛围中,后来发动“护国运动”讨袁的蔡锷将军,当时也领衔签名支持帝制。后来有人质疑他为何反复无常,他答复说:“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

连“为国民争人格”的蔡锷当时都只有随波逐流,更别说那些本就善于逢迎的官场老油条了。各地纷纷成立“筹安会”分会,各省督军都上书“劝进”,拥护帝制。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群众也纷纷点赞。在不到十天内,“国体”问题就成了社会舆论热点,各地吃瓜群众热烈讨论后一致表示赞同“废民主而立君主”。各种“自发”的“请愿团”花样百出,从商会请愿团、教育会请愿团到妇女请愿团,最后甚至出现了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

总之,社会各阶层的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

03

抛开脸谱化的历史观,袁世凯并不是一心想当皇帝,而是想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从体制上解决时局的混乱。面对高喊“不要辜负”的群众,袁世凯内心还是忐忑的,民意果真如此?那列强的意见如何呢?

关键时刻,一个“坑爹”的人物出场了——“太子”袁克定。时年37岁的袁克定是袁世凯长子,1913年曾到德国治疗脚伤,对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赞叹不已,觉得帝制才是大国崛起之路,由此萌生了“太子梦”。

他的“坑爹”水平最高,造出了外国民意。《顺天时报》是日本政府在华的“官方机关报”,从其对华政策出发,经常抨击北洋政府,影响力很大,连袁世凯都将之作为了解列强态度的一个重要渠道。当时,《顺天时报》几乎成了反对帝制的舆论旗手,天天唱衰袁世凯,呼吁列强不要相信那些所谓“民意”。

袁克定于是不惜耗资3万元雇人假造一份天天刊载拥护帝制消息的《顺天时报》,专供袁世凯阅读。

这坑挖得够深。连亡我之心不死的日本帝国主义都点赞,老袁信心更坚定了。

后来的事就顺理成章,进入了高潮。1915年12月11日中华民国参议会开会投票,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人,全部同意投君主立宪票,反对票为0。当秘书长宣布全票通过时,各省代表高呼万岁,集体欢呼。

仅仅过了半个月,蔡锷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顿时天下响应,摧枯拉朽,南方各省纷纷起义,墙倒众人推。

同样的一帮群众,同样的一帮官员,前几天还在哭着喊着“表忠心”,现在个个痛骂老袁“窃国大盗”、“独夫民贼”。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信徒们总是穷凶极恶地打碎他们以前神灵的塑像。”

04

作为一个乱世枭雄,袁世凯绝非等闲之辈,初任临时大总统时甚至被誉为“中国华盛顿”,其政治眼光和洞察力让孙中山在内的对手都不得不佩服。

制造民意、控制信息、欺上瞒下,对于他来说是小菜一碟。当年逼迫清廷退位的时候,老袁一边让北洋军暂缓进攻,制造舆论要挟朝廷;一边在扮大清“忠臣”,搞得隆裕太后对近侍说:“袁世凯真是忠臣。”结果逊位诏书一加盖玉玺,爱新觉罗的孤儿寡母才发现被老袁忽悠了。

但一旦登上权力巅峰后,昔日枭雄却对小儿科骗术都失去了辨识能力。

权力是最好的春药,但权力也是最好的麻药。专制制度下,最高权力者从某种程度上讲,其实是“穴居人”——你所看到,你所听到的,都是周围人想让你听到,想让你看到的,山洞外的世界你一无所知。

在“上下相愚”的较量中,对于臣子而言,能够成功地讨好糊弄住皇帝,就是最大的成功;对于皇帝而言,如果官僚集团成功地欺上瞒下,就是最大的失败,最坏的结果甚至亡国。如果双方达到一种力的平衡,都不要太过分,那就是“盛世”了。

至于点赞群众,无非是群众演员而已。

作为一个政治家,袁世凯的失败在于,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所谓“民意”,没有看到时代的大势。一如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中国就像骑自行车,必须一直向前,速度可以慢,但不能停,一停车就会翻,更别说开倒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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