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8日，北京邮电学院的红卫兵，敢为天下先，率先将工作组赶出了学校大门。要知道，派工作组是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制定的，邓小平也非常支持不能让学生胡闹。这一天北京邮电学院的红卫兵这一驱赶实际上仅有象征意义，因为上级马上又给邮电学院派出了新工作组。但邮电学院赶走工作组这一事件本身却有巨大的宣传效应。消息传开后，整个北京城的学校立即掀起了一个狂热的驱赶工作组的热潮。学生们斗争“黑帮”也采取了更为残酷的方式。
还需要向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讲一下工作组是怎么回事：自从所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北京大学主要负责人被《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判后，实际上等于剥夺了他们手中的权力。为了北京大学的正常运转，必须确定新的领导班子。出于应急的考虑，北京有关部门在中央的授意下，向北大派出了一个精干的工作组，代行北大党委的职权。
在各校红卫兵纷纷起事之后，为了控制局势，使学生造反运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改组后的北京市委仿照中央向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先例，向少数闹得特别凶的学校派了少量的工作组。不久，北京许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师，纷纷涌向党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所在地，也提出派工作组进驻学校的要求。
在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面对着北京大、中学校的混乱局面，举棋不定，无所适从，忙飞往杭州向正在那里休假的毛泽东汇报，并请求毛泽东尽快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表示暂时不准备返京，同时，委托刘少奇、邓小平相应处理北京大、中学校的运动问题。
刘少奇、邓小平立刻赶回北京，紧急召开了中央有关部门及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对待当前北京各学校所出现的纷乱局面。会上，大部份人认为：应当仿照北大的先例，派工作组进校。原校党委已经瘫痪，派工作组就是为了代行党委职能。刘少奇摸不透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为了“好好控制运动”、“维持好局面”，以北京为“样板”向全国推广，他也主张派工作组进驻学校。会议决定：哪里出事，哪里派人去。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派消防队员一样快。会后，刘少奇把派工作组的决定电告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回复同意。
为了更好地协调工作组的工作，刘少奇于6月3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为工作组规定了八条原则：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要在校内，不要开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上街游行；不要串连；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这八条没有形成文件，口头传达给工作人员。
从6月5日开始，十几天时间里，北京各大中学校基本都进驻了工作组。工作组人数接近1万人。全国其它大城市也仿效北京的作法，向学校派出了工作组。上海对29所大学和11所半工半读大学派出了工作组，对中学派出了160个工作组。未派工作组的，派出了联络员。
工作组开进学校后，无疑是对原学校领导人的有力支援，就像一个垂危的病人，被注上了一针吗啡一样。他们用过去共产党开展各项政治运动的思路和方式来衡量刚刚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认为牛鬼蛇神已经被引出洞口，现在该收网痛打一顿了。他们纷纷振作起来，配合工作组，收集整理造反派头头的黑材料，准备以牙还牙，对造反学生实行大规模围剿。
但这个时候，学生的造反势头已很难阻挡了。当各校工作组将中央制定的“八条”传达给学生时，学生们顿时火冒三丈。声讨“八条”的大字报迅疾出现在北京大学的墙壁上，“八条”被称为“黑八条”、“黑框框”。在其它学校，与工作组相抵触的情绪也十分高涨。大字报粘到了工作组的门窗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造反学生找工作组论战。并且学生们违反八条规定，搞起了串连活动。各校学生利用晚上和午休时间，秘密串连互相取经。尤其是北京大学，出来进去的学生每天像走马灯似的。
为了稳住局势，控制运动的规模，北大工作组下令封闭校门，拒绝本校学生外出煽风点火，同时禁止外校学生来北大串连参观。工作组还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全天候地宣讲“给工作组提意见是不相信党中央”，“不听工作组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工作组还通过行政手段，强令广大造反学生“坐下来”“学文件”。北大出现了暂时的平静。
如今已经有院校赶走工作组，这是抵抗刘少奇、邓小平的第一枪，往下会怎样呢？
此时只有毛泽东可以一锤定音，而毛泽东去了南方，对此暂时一言不发，谁都不知道毛泽东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摘自金汕、方正、孟固、陈义风著《青春的浩劫》一书，1996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金汕修改后发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