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度过自己112岁的周有光老人，在北京仙逝。他每年的生日都会成为一个文化事件，看到他老人家又长一岁，大家都又开心一些。从今之后，人们对他就只有怀念了。
如今，每个孩子在开始学的时候，都要使用汉语拼音，我们应该让孩子们知道，这种拼音法，是周有关研发出来的。
周有光的晚年，以敢说话著称，他留给世人的文集，也值得大家好好阅读。他晚年作为知识分子的思考，值得每一个人学习。
周有光，一生“有光”，这光是什么呢？恐怕就是智慧。总结一个人的人生智慧，有点像心灵鸡汤，让人反感，但是也许很少有人能够像周有光那样，有真正的智慧供我们借鉴。
上世纪30年代初，周有光和合肥四姊妹中的老二张允和结婚。张允和是四姐妹中最强势的一个，周有光给她的情书，洋洋洒洒几页纸，核心只是说自己很穷，恐怕不能给她幸福。她的回信简洁有力：幸福要靠自己争取。他们的婚姻不被人看好，但是在这一信念的激励下，他们一起走了70年。抗日战争时期，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小禾在6岁时得病早夭，儿子晓平也被弹片击伤，就是这种自己争取幸福的信念把他们从濒临崩溃的情绪中拯救过来。痛苦时，周有光一度很接近基督教，但最后没能发展为信仰，他仍然要在尘世中寻找幸福。
张允和对他另一个希望是“不做官，不碰政治”，这句话在此后的漫长人生中，对他有一种保护作用，也是他们夫妻幸福的关键。50年代反右，张允和受到冲击，周有光就让她回家，不去上班了，以后更激烈的运动来了，反而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1946年，担任银行高管的周有光被派往纽约工作。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去普林斯顿大学和爱因斯坦聊天。两个人的知识领域完全不同，但是他记得爱因斯坦告诉他：人与人最大的不同，在于对业余时间的利用。每天几小时，长期坚持，一个人往往可以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当时，银行家周有光业余时间在搞拼音方案，他教一个美国人学汉语，就自己编了一个拼音教材。他发现，拼音是汉字和英文之间的一个桥梁。周游世界后回国，他回到上海市，仍负责金融工作。但是，上世纪50年代，搞金融工作是很危险的，他的一个同事就因为压力自杀了。这时，他被召到北京搞拼音方案，业余爱好岂止是成就了他，简直就是救了他。
周有光是常州人，在常州图书馆一楼大厅，有三座雕塑：瞿秋白，赵元任，周有光。他们都是常州人，瞿秋白搞过汉字拉丁化，赵元任更是世界范围内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在纽约时，张允和去听赵元任的课，周有光也跟着请教。周有光出身在比较普通的家庭，父亲虽然曾中举，但在考进士的路上受到惊吓，就回家办私塾了，又娶了二房，家里不宽裕，周有光随母亲到苏州生活。他考上圣约翰大学，连学费都没有，还是姐姐室友的母亲出手，卖了一皮箱的嫁妆，他才得以入学。
上世纪50年代，周有光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设计者，80年代开始，他就开始用打字机进行写作。90年代，他是第一批电脑的使用者。网络时代，他上网看帖子，看到自己喜欢的文章，还会找到作者聊一聊。他还买了智能手机，但是眼睛不好，由保姆帮他使用。电脑写作给了他相当大的自由，也让他在晚年写了大量文字。在晚年，他越来越越通透，越来越勇敢，成为中国最有名的知识分子之一。
周有光的晚年，光彩夺目，他超越了自己语言学家的身份，在多个领域发言，重申常识。之后，他从一个专家转变为一个心怀天下的“启蒙思想家”，到100岁，仍然笔耕不辍，确实是值得我辈学习的。100岁后的他，在思想上至少比90%的中国人都年轻，他对21世纪的忧思，值得我们每个人都认真学习。
两年前，95岁的出版家曾彦修出书，找周有光题字，周有光写了四个字给他：“良知未泯”。这是一个109岁的人对一个95岁的人的评价，恐怕也是周有光对自己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