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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话说实话算什么“公知”?

媒体和御用文人常常抨击“公知”如何如何,看了不禁令人啼笑皆非!当今中国哪有什么“公知”?更谈不上什么有影响的“公知”群体,人们见得最多的是靠皇粮圈养颠倒黑白是非不分大唱赞歌的专家学者乃至各类大师院士,所谓“公知”不过是在互联网上发发牢骚,或者是比普通民众多说了几句真话实话。

如果说真话说实话都能成为“公知”,那只能算一个笑话!说真话本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素质,连真话都不敢说与动物有什么区别?“公知”本该是一个社会的良心,是茫茫黑夜里的呐喊者,是开民智去愚昧的引导者!一个真正的“公知”常常“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不考虑自己所处的时代,不迎合权势,更不会左右摇摆。恭维不会沾沾自喜,攻击诽谤不足以动摇,荣华富贵也不足以诱惑对真理的追求对思想的执着。

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实际上也没有“公知”生长的土壤,春秋战国和民国初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是昙花一现,而历史上更多的则是奴颜卑膝的侏儒和犬儒,他们不具备批判意识和道义担当,只是习惯于用谎言欺骗自己欺骗别人甚至盲目地歌功颂德。

所谓“公知”,也就是公共知识分子(The Public Intellectual),原本是美国法学家波斯纳所著《公共知识分子》一书里提出的,指的是美国当代社会出现的在自己专业范围之外就公众关心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热点问题在各种公共媒体和讲坛上发表评论的人。波斯纳只是提出了在当代美国和西方社会出现的“公知”现象,并批评了他们的种种毛病。

当今中国还有什么“公知”?还有多少知识份子保持着应有的气节?还有多少知识份子保持了应有的良知?还有多少知识份子敢于挑战权贵敢于寻求真相?还有多少知识份子勇于肩扛公正和道义的责任?还有多少知识份子不畏打压迫害不被荣誉地位金钱所诱惑?

也难怪,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反右和文革,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一网打尽,剩下几个犬儒,哪里还有什么“公知”?谁还敢当“公知”?

59年前的今天,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开始,这是毛在诱导知识分子提意见“引蛇出洞”后开展的人类历史上对知识阶层最大规模的清除和迫害。全国抓捕送劳教右派分子达55万,到1978年摘帽时活着的仅剩下10余万人。各省市下达指标扩大划分右倾分子3178470人,划中右1437562人(以上皆为官方数据),均遭不同程度迫害。

数百万知识阶层从1957年至文革十年历经一场接一场的浩劫,其中一部分人被枪决,几十万人被送去劳改集中营,期间有不少人被饿死甚至自杀。遭此一劫,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被彻底打断,直至今日,中国知识分子溜须拍马献媚权贵蔚然成风,“公知”之风骨早己荡然无存。

当今微信成为我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每个人的立场从转发的每一篇文章中大致都能窥见端倪。但残酷的现实人们不去关注,而习惯于用鸡汤来抚慰受伤的灵魂,许多人远离现实政治与社会话题,去追逐所谓的诗和远方,用这种无聊的东西来填补心灵的空虚和对现实政治与社会的无奈乃至沮丧。

在微信群,经常见人彼此提醒:“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不要关心国家大事!”面对利益集团对弱势群体的歧视冷遇打压掠夺,面对官场腐败社会不公,面对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的巨大反差,面对投机作恶掺杂使假坑蒙拐骗权钱交易恃强凌弱尔虞我诈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充斥的谎言、欺骗,也只是一昧地闭眼不看或盲目地歌功颂德。

林语堂先生曾说过,中国有一类人,身处社会最底层,权利时时刻刻受到着侵害,却有着统治阶级的思想,处处为统治阶级辩护,在动物界能找出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陈丹青先生直言:中国许多人不读书不思考,每天只看娱乐新闻和肥皂长剧。几亿网民中,青少年玩游戏、追星;中年人玩QQ聊天、视频,找艳遇。他们很少关心国家、政治和自己的权利,对别人的遭遇无动于衷。某些明星主持人的一句废话、生个娃、拍张照转发成千上万,这样一个苦难民族,何日方醒?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做“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总在“一治一乱”的两个时代循环;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做惯了奴才的人,一旦有人给他指引出一条通向自由的路,他反而不敢走;不但不敢走,反而会出卖这自由的指路人,以博取主子的欢心,以便做个“幸福”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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