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五号，吃完中饭，我照例躺在沙发上看报，一边用眼角余光注意大门，好迎接放学回家的女儿。
但是突然心头一震，今天不用等女儿了，因为前天我已经把她送进离家三百多哩的集中营。
那不是真的集中营，而是有六十年历史的“草山（Meadowmount）音乐夏令营”。每年暑假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在那儿接受魔鬼训练；世界顶尖大师伊萨帕曼（ItzhalPerlman）、马友友和林昭亮、简明彦都是那里出来的。
音乐营占地二百多英亩，其中散布着由马厩改装成的一栋栋宿舍。屋顶是铁皮的，由于马厩原本不高，硬改成两层，所以伸手就能摸到天花板；加上窗子小得出奇，房间又只容转身，可想而知，夏天大太阳一晒，会有多热。更可怕的是营里的规矩——
早上七点舍监就会像“狱卒”般一间间敲门，不到学生开门出来不停止。七点半得走到几百英尺外的餐厅吃饭；八点半准时，必须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开始练琴。
舍监整天在走廊里巡查，哪一间没有传出琴声就敲门警告；再不动，则“记点”；只要被记两点，周末就禁足。
我实在搞不懂，我那娇生惯养，自以为是小公主的女儿，为什么非进去不可。
入营之前，我一次又一次问她，是不是算了？暑假在家多舒服，何必去受苦，整整七个礼拜不能回家，平常不准家人探视，电话不通，连电脑都不准带，想家都没法说，多可怜哪！
女儿却想都没想，就一扭头：“我要去！”
入营的那天，摄氏三十五度，我偷偷溜进她的房间瞄一眼，就热得满身大汗；出来，我又问她是不是回家算了，她还是扭头说：“不回家。”
离开的时候，女儿正排队缴体检表格，直挥手叫我们走。我偷偷看她有没有哭，她居然眼眶都没红，还直说好兴奋。
上了车，慢慢驶离校园，我一直回头，但是那个号称舍不得爸爸妈妈的宝贝女儿，居然背对着我们。
在美国其实有很多这样的“集中营”，有音乐的，体育的，也有文学的、科学的。偏偏“一个愿打、一个愿捱”，就有那么多年轻人，想尽办法进去接受虐待。
从女儿入营这件事，我常想“女大不中留”，也“儿大不中留”，当年儿子入哈佛，送他去，我走的时候直掉眼泪，他不是也没“目送”我离开吗？
他们那么无情，是因为离开父母，兴奋；还是因为眼前有太多要面对的挑战，“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
如同我当年，把家一搁，只身来了美国；在机场，连学生都哭，我却没掉眼泪，因为前面的苦难是我要独自承担的。他们还留在家里，过平静的生活，我却成了漂泊者。
但是为什么每个年轻人都要漂泊，都梦想作异乡人，都觉得孤危是一种酷，这是不是一种天生的冲力？
是这冲力，使人类的祖先能由最早的非洲走出来，走到全世界，甚至登上月球，相信有一天会到达火星。
也是这冲力，使一个个王子和公主走出父王的城堡，不理会父母的呼喊，硬是跳上马，绝尘而去。
我常想：父母要留，孩子要走；父母要为他们作主，他们偏偏不听。这表示他们有年轻人的想法，还是该称为反叛？
一个乖乖牌，父母说什么是什么，好好走大人铺好的路，接家里的事业，作个“孝”而且“顺”的孩子，是不是就好？
我也常想：如果我是比尔盖兹的爸爸，知道儿女居然大二要从哈佛辍学，我会不会支持他？如果我是李安的父亲，知道儿子居然要去搞电影，我又会不会阻止？如果我阻止了，还会不会有今天的微软总裁比尔盖兹和大导演李安。
是不是因为孩子年轻，我们就应该让他走出去，找他所想找的，让他们自己去发现；而不是没等他找，就把盖子打开说：“来！这就是你要找的东西。”
儿子小时候，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扮演强权，什么都帮他安排好。
但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看了美国的“自由经济”与民主精神。我发觉每个人都有他的特质、他的优点，以及他走出去自己闯天下、自己去受苦的本能。
最好的教育是让他们这些长处获得充分的发挥。
我知道国内的家长都逼孩子，我没有唱反调，叫孩子不努力，而是教他们“成功要自己去成功，如同成长要自己去成长”。让他们自己逼自己，而非作个没有电瓶的车子，只等父母师长在后面推。
这两天，每次走过女儿的房间，看到她的公主床，我都想掉眼泪。但我知道自己的胳臂，已经留不住她人生千万里的行程。
我甚至想，如果每个学校都能像草山（Meadowmount）那样的“集中营”，没有铁丝网、不逼孩子进去，孩子们却都想尽办法考进去，甘心乐意地接受严格的训练，那该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