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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之下的反腐困局

1799年,18世纪的最后一年,正月,整个大清正在天翻地覆。

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驾崩。紧接着,大学士刘墉突然上奏嘉庆,揭发和珅巨贪。嘉庆遂令和珅停止所有职务,另任其为首席治丧大臣,不得离开宫中。

正月初四,嘉庆削夺和珅首辅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步军统领、九门提督等职。

正月初六,嘉庆下令彻查和珅。

正月十一,嘉庆下旨将和珅抄家。

正月十四,嘉庆判和珅死刑。

正月十八,嘉庆最后赐和珅在自己家以一条白绫自尽。

和珅在狱中的绝命诗道尽了他无限唏嘘和不甘:“百年原是梦,卅载枉费神……星辰环冷月,缧绁泣孤臣。”他感慨着,“抱怨”乾隆为何抛弃他先走。而嘉庆也同时在“抱怨”,为何留给他这样的大清王朝。

大清王朝留给他的第一个障碍便是和珅。正如嘉庆所说:“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而不知有朕”。和珅在乾隆朝一手遮天,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于回忆录写:“许多中国人私下称和珅为二皇帝”。所以,和珅这座大山,无论他是否贪污与否,嘉庆势必要扳倒。

只是,嘉庆翻过这座大山后才更深刻的体会到,等待他的征途是“崇山峻岭”。首先是人口问题。乾隆朝人口增长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康熙年大约在一亿左右,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人口达3.5亿。中国自古以来的人地矛盾再次激化,大量人口无地可种无粱可吃,以白莲教起义为代表的国内矛盾此起彼伏。

与此同时,北美白银的大量涌入让当时的清朝面临巨大的通胀,自乾隆朝初始物价已上涨了三倍,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古训让后来的清朝统治者面临巨大财政压力。进而地方政府将压力转嫁于老百姓,千奇百怪的苛捐杂税让百姓苦不堪言,从乾隆朝愈演愈烈的腐败蔓延到嘉庆朝,腐败成为嘉庆最为急迫解决的问题。

嘉庆开始向反腐进攻,打倒和珅这个大老虎仅仅是开头。他声称要反腐无死角,见一个撤一个绝不手软。于是从1802年到1805年的三年内,全国省部级高官几乎换了个遍,十一个全国总督当中,六个被他撤换,每月都有重要的人事变动。

可是,如此运动反腐并未取得嘉庆想要的效果,人们也逐渐麻木于打老虎,因为大家知道总会有新老虎出现的。该如何办呢?

嘉庆在1805年的深秋再次踏上自己祖先打天下的龙兴之地,认真追忆先祖们革命的峥嵘岁月。想到如今大臣时常上表奏折,讲一些“祖宗不足法天道不足畏”等类似的话,提出应该全面深化改革,这让嘉庆一时间陷入深思。

然而,嘉庆最终并未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踏上了“封闭僵化的老路”。“守成”是他拿出的药方。

嘉庆认为如今大清有诸多困难,并不是制度不好,而是制度执行不善。“间有一二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旧制”,贪官们把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忘光了,才导致政策和制度在执行中变了样。所以他认为自己的政策是回归乾隆的正确方针,而非唱反调。他还宣布说,父皇乾隆晚年虽然做了些糊涂事,但总结他的一生,错误和成绩至少应该可以二八开。

为了遏制腐败风气,他不仅树立廉政模范让大家学习,而且自己以身作则。嘉庆20多年的皇帝生涯中从没仿效父辈南巡,也没举办豪华寿宴。根据朝鲜来使记载,“观于宫殿之多朴陋,可谓俭矣。”

教育式反腐不能说没有效果,只是收效甚微。然而试图跨过“不敢腐,不能腐”而实现“不想腐”,几乎不可能。在腐朽的制度下,就连嘉庆树立的廉政模范广兴之后也沦为贪官。

其实无论是运动反腐还是教育反腐,均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手段,这也是嘉庆反腐难以有持续性和大作为的主要原因。之所以难以彻底清除腐败土壤,是因为极权的政治制度。

大清王朝上到皇帝军机大臣,小到县官股长,每一个位置上的一把手根本无法接受到实际上的制度性的约束。例如直隶省财政厅的一个小小办事员,顶多是股级干部,从嘉庆元年起,数年之间,居然贪污了三十一万两白银。只要反腐风头一过,新老虎和苍蝇便重新出现。而嘉庆的守成政策和教育反腐,自认为是渐进改革,但实则暴露了皇权下反腐无效的根源:每一个皇帝都希望自家的统治“千秋永固”,而非老百姓的生死。

于是,皇权下的反腐无论成功与否,都印证了那句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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