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的北京，人们看大字报（1967年11月1日）
信息化时代的当下，纸质书越来越被人们忽视。一位来自中国的90后艺术家却在英国专注于打造手工书这个冷僻的行当。她的《妄书》三部曲之一关注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的知识女性。她希望有朝一日，“文革受难者”的名册能在中国找到庄重、有尊严的安放场所。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2016年6月的毕业展览上，一本洁白肃穆的线装手工书静静地躺在展厅一隅。
半透明的棉纸上印着65位中国知识女性如花的容颜，时间定格在1965年。
翻过一页，时光的刻度推进到1966年，其中20位女性的面容从纸面上消失了。这一年，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从上到下，卷入了这场历时十年、造成无数人非正常死亡的狂潮。
从这一刻起，每翻过一纸书页，那些浅笑嫣然的容颜就少一些，直到1977年，十年“文革”结束的第二年，她们一个不剩，消逝得无影无踪。
这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硕士毕业生，旅英八年的中国90后艺术家寒冰的《妄书》三部曲之一。
“选择‘妄’这个字，是由于它字面上衍生的多重含义，例如疯癫、狂妄、荒谬、不合理等等。想不出有其它字比它更集中代表了一种失控的、混乱的精神和行为状态，”寒冰对美国之音说。
“当把‘妄’字拆开，‘亡女’，顾名思义，也就是消失的，隐藏的女人；死亡的，已故的女人；以及忘记的，甚至不存在女人。我惊讶汉字的原创者能够以一个字，一下子就描摹出文明所遭受的悲剧。”
寒冰选择毛泽东的书法作为封面的标题，“因为毛泽东不仅是文革的发动者，他本人也像他景仰的秦始皇一样，是专横、刚愎的父系家长权威的化身。”
和大多数同代人一样，对于半个世纪前中国经历那段惨痛的历史，除了长辈口中偶尔的只言片语外，寒冰几乎一无所知。
直到有一天，她看到友人在网上默默端详“文革”中死去的几张女性的照片。
“当时也就是那么一下子，我就被那些迷人的黑白照片上，那些真实存在过的面孔吸引住了。对我来说，她们遥远而又不是那么遥远，她们的生命那么脆弱而又那么柔韧，她们本该被人记住，却又被遮盖在政治的暗面中。”
学习手工制书的寒冰决定为她们做点什么，让她们的故事以书的姿态被人惦记。“为了安魂和纪念，”她说。
找寻这些女性的资料异常艰难，半个世纪过去了，自由谈论“文革”在中国仍有限制。
“开始的时候，慢慢整理出来的名单要多得多，但很多人因为资料残缺只能作罢，要么找不到或不是完全有把握确定照片，要么有的在死去时的具体情况不是非常清楚，”寒冰说，很多最后不得不忍痛割爱。
收集资料的过程被她形容为“打开一个个我原所不知的历史黑洞”。
“我完全掉进去了。读着她们的故事，一开始很震惊、恐怖和压抑，然后是无语，接着就是对我之前所接受的教育和信息的质疑，但最大的影响还是震惊，感到灵魂被撼动了。
”那些逝去的女性，年龄和我相仿，或大不了多少，还有类似的教育背景，比如李翠贞，她毕业于皇家音乐学院，离我的学校只有5分钟的距离。我路过那里时，偶尔脑海会闪现她的形象，特别是她最后开煤气自杀的画面，她穿戴好那个时代不容的旗袍，化好妆容去死的样子，像一幅画一样抹不去。还有在北京大学办过《红楼》杂志的林姑娘，林昭，在被划为右派时还是个大学生，正是我的年纪……
“她们的故事既是那个时代的叙事整体，又是作为单独的个人化的历史碎片，在我恢复的记忆中，不断更新和复活，我终于可以说，这些历史与我有了关联。”
书制作完成后，寒冰觉得自己某些方面坍塌了，又重建了，“与成书前相比，我至少不再那么无知和盲信。”
《妄书》三部曲的另外两本关注的是中国的女死刑犯和西方绵延三百年的猎杀女巫运动。
这个手工书系列在英国展出过三次，得到了很好的反馈。但是周围的老师、朋友、同学有人担心她会惹上麻烦，渐渐地，一些人躲开了。
从中国来参加毕业典礼的妈妈在第一次看到这些作品后，一直被恐惧和担忧困扰。
“她的反应让我明白过来，我自己其实也是很恐惧的。我甚至不敢告诉其他家人我做了怎样的作品。我感到中国人，包括我自己，真的很难走出历史的阴影。这种阴影就像日食或月食带来的黑暗一样，一旦发生，除非健全的头脑对之有合理而坦荡的认识，不然人会永远生活在对此类想象的恐惧当中，以至于恐惧完全代替了我们的理性和情感。”
寒冰认为，克服恐怖的最好办法或许就是把《妄书》系列做下去。接下来她想要为刘霞和唯色的诗歌制作手工书，前者是被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后者是无法在中国大陆发表作品的藏人女作家。
“她们作为女性，被软禁或被监视居住的生存状态很契合‘妄’字的疯狂和荒谬的含义。我知道唯色的名字在藏语中是‘光’的意思，而‘霞’则不言而喻。自然的光景和彩霞，给人带来希望和活下去的勇气。”
寒冰常说自己并不勇敢，经常缺乏勇气，她希望能从这两位女性的诗歌中获得取于自然的，荡气回肠的勇气，让她能够继续自己人生的理想和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