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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佛的皇帝之一:北魏太武帝

北魏第三位皇帝太武帝(424年―451年在位),同时也是优秀的军事统帅。

拓跋焘出生于平城(今山西大同),422年被立为太子。423年登基,改元始光。拓跋焘自幼就表现出过人的军事天赋,十二岁时就远赴河套抗击柔然骑兵,迫使柔然不敢入侵。拓跋焘继位后重用汉族大臣崔浩、高允等人,整顿吏治,励精图治。拓跋焘善于使用骑兵,亲率大军先后攻灭胡夏、北燕、北凉,伐柔然,征山胡,降鄯善,逐吐谷浑,取刘宋的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滑台(今河南滑县东)等重镇要地,最终统一中国北方。

拓跋焘在历次战争中,常亲自率军出征,决策果断,部署周密,讲究战法,指挥灵活。或分道并进,轻骑奔袭,或诱敌出城,设伏围歼,因而多获胜利。治军严格,赏不遗贱,罚不避贵。在生活中,朴素节俭,威武豪迈,刚毅自律,直爽坦率,从谏如流。

二、崔浩其人

崔浩出身于著名世族,博览经史,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历仕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经常参与军政机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结识寇谦之之后,信奉道教,自诩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在明元帝末年,寇谦之从嵩山入平城,结交崔浩,常通宵达旦听崔浩谈论古代治乱史,为之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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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太武帝灭佛

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谦之献上道书,但当时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于是上书劝谏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并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太武帝又在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并亲受符箓,兴建静轮天宫,奉祀太平真君,改年号为太平真君,成了十足的道教徒。

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家。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陕西黄陵)起义,有众十余万人。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生气,下令诛杀全寺僧众。崔浩趁机劝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废佛后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后来也因撰《魏史》,书中蔑视胡族而遭腰斩,其族人被诛者百余人。废佛后六年,太武帝驾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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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灭佛的报应

两年后,如日中天的太武帝,竟被宦官杀死,年仅44岁。他两个儿子(太子和恭宗)也相继死于宦官之手。452年文成帝继位后,即挽回祖父的错误,再兴佛法,云冈石窟就是他下诏建造的。从此国泰民安,为以后的魏孝文帝中兴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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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力推动灭佛运动的崔浩,走上了凄惨的结局。崔浩是汉人,自恃功高藐视鲜卑族贵族,他动用巨资把他的书和他主编的国史刻成碑林显扬,暴露国丑,触怒了权贵。太武帝亲自审问,才华自比张良的崔浩除了承认贪污,竟惶惑不能应对。450年,这个三朝老臣和他三家姻亲被灭族,他死前受刑、受辱,号呼一路,当时人们都说他灭佛遭了报应。

五、太武帝轶事

北魏太武帝当政时期,司徒崔浩奉旨率领众位史官编修国史,太子的老师、中书侍郎高允也参加了国史的编辑工作,因为这些史官把北魏朝廷的许多丑事都不加避讳地写在了史书上,还把这些文字刻在了石碑上,因而惹怒了那些皇族人员,他们认为此史官给皇族丢了面子,就向太武帝告发,要求太武帝追究崔浩等人的责任。太武帝大怒,便兴起了一场文字狱,下令将参与编写史书的崔浩等人全部逮捕下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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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闻讯后,立即把高允接到自己府中保护起来,第二天早上,他亲自带着高允去见太武帝,以便当面向太武帝求情。路上,他叮嘱高允说:‌‌“如果皇上问你话,你一定要按照我的口径回答!‌‌”

见到太武帝后,太子说:‌‌“我在东宫和老师(指高允)相处多年,知道他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他虽然也参与了国史的编辑工作,但他地位低,在其中起的作用不大,主事的全是崔浩,请您赦免他吧!‌‌”见太子替高允求情了,太武帝也有心想要赦免高允,便问他道:‌‌“国史都是崔浩写的吗?‌‌”显然,太武帝这是在给高允找了个台阶,只要高允顺着他意思说‌‌“是‌‌”,也就万事大吉了。可没想到,高允竟然说:‌‌“不是,《太祖纪》是邓渊写的,《先帝纪》和《今纪》是我和崔浩合写的。但崔浩管的事多,只抓纲要,至于具体注疏,我写得比崔浩多。‌‌”太武帝一听,鼻子差点儿气歪了,大怒道:‌‌“照这么说,你的罪过比崔浩还要大,我怎么能饶了你呢!‌‌”太子连忙替高允辩解道:‌‌“高允是被吓坏了,所以才胡言乱语,我之前问过他,他说全是崔浩写的!‌‌”太武帝便又问高允:‌‌“是这样的吗?‌‌”等于再次给了他一次机会。哪知高允竟然说:‌‌“太子是为了救我的命才这样说的,其实他从没问过我修史的事,我说的全是真话,我并没有被吓傻。‌‌”按理说,高允如此不通情理、不懂得变通,太子想救他也救不了了,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了。但没想到,高允的这种诚实、大无畏的精神,感动了太武帝,他没有坚持追究高允的责任,当场下令赦免了他。太子和高允往回走时,太子责怪高允不知见机行事,以致一再激怒皇上,给自己找麻烦;但高允却回答:‌‌“按照历史事实撰写国史论述朝政得失,这并没有错。我和崔浩一起编写史书,应当共享生死荣辱,出了事,我怎么能全推给他呢?您一心想救我,我很感激,但我不能为了活命而说违背良心的话啊!‌‌”

趋利避害是人的一种本能,很多人在灾祸到来时,出于自保的本能,都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不惜落井下石,以此来漂白自己。但高允的做法却恰恰相反,大难当头之际,高允并没有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是宁可被杀头也不肯污蔑他人,表现出了令人敬仰的人生担当。‌‌“不能为了活命而说违背良心的话‌‌”,是高允精神风骨的真实写照,也是一种值得我们学习的处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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